皮尔士

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是迄今为止最有原创性的三个美国哲学家，人们一般称他们的哲学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pragmatism的汉译，这个译名非常容易引起误解。Pragmatism来自古希腊文prā gmatikós一词，原意为“做事”“实践”等。康德将它引进哲学，指做事产生的“实效”。皮尔士发明pragmatism一词，取的主要就是“实效”的意思，所以pragmatism实际上应译为“实效主义”才是。但既然“实用主义”这个译名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也就继续用下去了。

实用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是美国哲学的主流，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又慢慢复兴，虽然声势大不如前，但影响却超出了美国本土，连一向以哲学自傲的德国哲学家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工作不会随着时间消失，他们为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将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皮尔士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最有原创性和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之一（他曾毫不谦虚地这样自称），他不但是实用主义的开山人，也是分析哲学和符号学的先驱，又是一个创造性的逻辑学家，这一切都保证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皮尔士在世时郁郁不得志，但身后影响却越来越大，当属最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之列。

皮尔士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即哈佛大学所在地，父亲是该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数学家。皮尔士是一个早慧的人，从小就对各种难题有强烈兴趣，13岁时就熟悉了瓦勒主教写的《逻辑基础》。他父亲也很注意培养儿子的科学兴趣，不仅通过和他玩纸牌游戏来一起解决难题，而且让他在孩提时代就建立自己的化学实验室。老皮尔士的培养方法始终是启发式的，“他宁愿让我自己引导自己得出规则，而绝不允许旁人告诉我这个规则的前提，因此他只是向我说明对数表的使用方法，告诉我在两种情况下对数之和等于其积，但拒绝解释其所以然，也不引导我解释这个现象。当我终于用一种比通常更为一般的方法给予解释时，他说，我必须自己去弄清楚。”［1］

皮尔士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186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次年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化学理学学士学位。皮尔士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哲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地道的数学家和机械师，他的著作涉及埃及学、心理研究、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犯罪心理学和科学史。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却始终无法在学术界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位，他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了4年书，但很快被解雇，原因可能是他“完全缺乏教书的神经”（詹姆斯语）。他父亲是美国海岸测量站的主管，在那里给了他一份工作，但后来也被解雇。皮尔士的命途多蹇固然和他落落寡合的性格有关，也与有些人对他的疏远和敌视有关。虽然皮尔士并没有因为遭遇坎坷而停止他的学术工作，但终其一生他还是学术圈外人，死时一贫如洗。然而，他留下的大量文稿，却成了“后一代思想家的金矿”（詹姆斯语）。他的母校哈佛大学曾一再拒绝他的求职，却在他死后以精致的版本来出版他的文集。

可错论与信念

皮尔士的哲学工作不仅覆盖了哲学的众多领域，而且也跨越好几个发展阶段。但是，他哲学的起点，是他称为“可错论”的东西。他自己说：“事实上，我的一切哲学思想，在我看来，始终都在发展着，它们产生于一种有所悔悟的可错论，并结合着一种对知识的实在性的高度信心以及想查明究竟的强烈愿望。”［2］现代以前的西方哲学家，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家，都将追求绝对确定可靠的知识作为他们认识论的既定目标。然而，在皮尔士看来，一切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可错的。科学假设有程度不同的或然性，因而是可以修正的。知识的真假与否，端赖经验的证实。当然，有些命题是无法用经验来证实的，如数学命题，但大部分知识还是可以用经验来证实的。与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他们讲的知识只限于物理知识，而皮尔士的知识概念则要宽得多，任何能产生直接效果和潜在效果的事物都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因此，他就不排斥逻辑实证主义者坚决拒斥的形而上学。

皮尔士认为，被经验驳倒了的命题一定为假，但被经验证实却不一定为真，而只是提供了我们暂时接受它的依据，因为它可能为新的经验驳倒。因此，绝对和终极真理是不可能的，它只是我们人类探究的理想目标，只能接近，不能达到。但我们必须肯定真理的存在，否则就不会有人去从事理论的探究。

从表面上看，皮尔士的可错论有明显的怀疑论的色彩，虽然它肯定真理的存在，却在原则上不排斥任何命题错误的可能性。实际上，皮尔士根本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相反，他对笛卡尔的怀疑论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一种哲学思维的错误方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怀疑，我们从一开始就拥有大量休谟称之为“自然信念”的东西，它们是我们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我们只能从这些成见出发开始我们的研究。只有当我们的信念与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才会怀疑这些信念。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批判地检验这些自然信念，但如没有正当的理由，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怀疑这些信念的。我们即使有理由怀疑这些信念，仍然要以另外一些信念为前提。

信念不但是我们怀疑的前提，也是克服怀疑以后的结果。由于终极真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任何命题原则上都可能错，我们所有的从根本上讲也只有信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实在的真理。皮尔士甚至认为离开信念去谈真理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所说的“真理”和“谬误”等词的意义是可以根据怀疑和信念及经验过程来定义的（例如，“真理是无限地趋向于绝对确定性的信念最终相信的东西”，这就是用信念对真理下的定义），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你仅仅是在谈论怀疑和信念。但如果你说的“真理”和“谬误”是指无论如何不能用怀疑和信念加以定义的东西，那么你是在谈论你完全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奥康姆的剃刀”便可以把它剃得精光。如果你不是说你想认识“真理”，而仅是说你想获得一种不为动摇的信念状态，那么你的问题就极易解决。［3］

这就是说，在皮尔士看来，真理实际上内在于我们的信念，它是越来越为人们一致同意的信念。

虽然信念都有消除怀疑，使我们精神得到平静的实际功效；虽然理论活动和真理离不开信念，但并不是所有信念都是等价的，人类确定信念的方法更是有高下之分。皮尔士把人类确定信念的方法大致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固执的方法”。采取这种确定方法的人固执地坚持他无论怎样得来的信念，不断重复，根本不去考虑别的不同的信念，更不愿意批判地考察自己的信念，为的是自己心安。但这种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很成问题，因为人要在社会中生活，一旦发现别人的信念与自己的不一样，并且也同样有道理，就会动摇自己的信心。第二种方法叫做“权威的方法”。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权威当局用各种灌输与惩罚相结合的方法强加的信念，接受者慑于当局的淫威，不敢不接受。但一旦权威的力量受到削弱，或接受者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强加的信念，那么这样建立起来的信念就会崩溃。第三种方法叫做“先验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比前两种合理，因为人们是因为信念“合乎理性”而接受它们。但是对于某个人来说是合乎理性或自明的，对于其他人、别的共同体或文化来说，就不一定如此。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建立的信念还不是普遍合理的。最后一种方法叫“科学的方法”，也叫“研究的方法”。

皮尔士这样描述“科学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的不同：

研究的方法与这些方法完全不同，它产生的最终结论的性质，总是在一开始就被规定了的，它与人们在一开始具有什么信念无关。假如两个人独立地研究某个问题，那么这个研究过程，只要推进得足够远，就可以达到某种不再被进一步的研究所动摇的一致的见解。［4］

这就是说，科学的方法所确立的信念是探究或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像其他三种方法那样一下子给予的。探究就是使我们摆脱怀疑，建立一种稳固的信念。信念决不能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它要不断经受怀疑的考验，通过探究消除怀疑，达到新的信念。信念、怀疑、探究、信念，这样一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并且，探究是探究者共同体的代代相传的事业。科学真理就是科学家共同体在无穷的未来最后达到的共识。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目标，但必须承认这个目标，否则没有必要研究。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论述他的交往理论和商谈伦理学时就吸取了皮尔士这个共同体成员通过无穷探究与对话最后达成共识的理论。

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

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为实用主义奠定了基本的原则。皮尔士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正确理解我们的概念，我们必须看它们的结果。”［5］反过来，“设想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会有什么样的可以想象的有实际意义的效果。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全部概念也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概念。”［6］在皮尔士看来，概念也好，句子、命题或假设也好，它们的意义只是在它们所能产生的实际结果或效果。如果它们不能产生实际结果或效果，那么它们就没有意义。

因此，皮尔士提出，为了弄清概念或命题的意义，我们必须贯彻所谓的“翻译原则”，就是在作一个简单的单称陈述时，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假如—那么”的陈述，即假设性陈述，如“某物是重的”这个陈述应该翻译为“假如没有相反的力，它将跌落下来。”但这个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不是旁观者的原则，它也是操作主义的，在“假如”的条件句中，要提到实验者的行动。如在考察“钻石是硬的”的意义时，皮尔士把它翻译为“如果你要划它，你会发现它不会被许多别的实体划破。”［7］它又是实验主义的，“那么”的句子说的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实验者会经验或观察到的事情。

虽然皮尔士喜欢用自然科学的实验例子，以致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实验室类型的科学家，［8］但他不像后来的实证主义者，他对经验的态度是很宽容的。他并不认为经验只是感性经验；相反，在他看来有两种经验，即理想的经验和感性经验，所谓理想的经验包括在图表和想象中实验的经验，如数学和演绎探究中的图表实验或思想实验。它们是对“想象中的一个意象做实验，观察结果，发现各部分未被注意和隐藏着的关系。”［9］所以逻辑和数学的假设也可以符合他的实用主义标准，因为它们有另外一种经验。甚至形而上学的假设也是如此，它们会在日常经验中产生各种结果。

显然，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是以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为坐标的，意义的标准不再是对象客观存在与否，而是思想能否产生实际结果以及什么样的实际结果。这实际上扩大了真理的范围，也改变了传统认识论的静观模式，使得认识与行动直接挂起钩来。皮尔士自己并不关心实践的问题，但他的实用主义原则却不能没有实践的含义。

形而上学理论

如上所述，皮尔士虽然坚持实验和经验证实的原则，但他并不反对形而上学。他认为存在有三种形式，这就是绝对的质的可能性的存在，现实事物的存在和支配未来事实的规律的存在。相对于这三种存在形式，皮尔士提出三种基本范畴。他把它们分别称为第一位（Firstness）、第二位（Secondness）和第三位（Thirdness）。我们经验的一切事物中都有这三种范畴，这就是说，在实际事物中，它们始终是混在一起的，只是有时某一种或两种逻辑占主导地位。

我们也可以从关系逻辑上来理解这三种范畴，因为这三种范畴代表了三类关系。第一位范畴是简单的一阶关系，即它只是它自身，与任何别的事物都没有关系。用皮尔士的话来说：“第一位的存在方式在于其主体的存在是绝对的，因为它与其他事物没有关系。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事物不发生相互作用，说它们存在就没有含义或者说没有意义，除非意思是说，它们本身的存在方式也许可与它物发生关系。尽管如此，红这种存在方式，在宇宙中有某个红的东西之前仍是一种绝对的质的可能性。”［10］第二位范畴是二价关系。这比较好理解。如行动与反动，因与果就是这样的二价关系。现实事物都属于第二位范畴。因为“事件的现实性似乎就在于它与所有存在物的关系。法庭可以发布一项不利于我的禁令或判决，而我对它毫不在乎。我可以把它看作不起作用的幻影。但当我感到司法长官的手在拍我肩膀时，我就开始有了一种现实感。……总的说，我认为这种事物的存在方式就是一个事物依赖第二个事物的存在方式。因此，我称这种存在方式为第二位。”［11］第三位的范畴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中介或联结，最典型的就是符号关系，即对符号的解释（interpretant）联结着符号与它象征的对象。皮尔士认为规律和必然性也属于第三位范畴，因为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作用如果不是偶然的话，就要以它们为中介。连续性和一般性也是这样。

如同康德的范畴表是构成现象世界知识最基本的概念一样，皮尔士的上述这三个范畴也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范畴，它们分别代表事物的可能性、现实性和一般性。一切其他的范畴都可以还原为这三个范畴，但它们是不能再还原的，因而它们也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它们是宇宙逻辑结构的基础。

皮尔士认为，宇宙的起点“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存在状态。相反，它就是一种根本无的状态，甚至不是一种空的状态，因为甚至空也是某种东西”［12］。他把这种起始状态叫做纯粹的第一位。这种纯粹的第一位表现为原始的自发性，它是纯粹的机遇或可能性。皮尔士研究过统计学，统计规律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认为宇宙的进化也完全是偶然的，物理学的规律是统计性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他坚决反对决定论和必然论（necessitarianism），而提出所谓的“偶然论”（Tychism），认为宇宙中有绝对的机遇，进化自发地要偏离自然规律；规律本身是从无或从“纯粹的可能性”而来的。

然而，宇宙如何从绝对的无进化到绝对的存在，或者说，如何从第一位发展到第二位和第三位范畴状态，皮尔士的说明却与大多数传统形而上学家的说明一样，是牵强的。并且，他虽然反对决定论，却对目的论情有独钟。他认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具体理性”的完善。他高度重视的逻辑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逻辑学家应该看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似乎发现它是道德学家的事，在这方面逻辑学家得接受伦理学的教导。”［13］所以伦理学先于逻辑，逻辑学必须依据对最终的善的探讨。

皮尔士认为宇宙的发展是连续的，不中断的。为此，他提出了所谓的“连续论”（Synechism）。皮尔士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哲学学说，甚至宁可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的整个哲学。但“连续论”要强调的不是简单的事物的发展没有中断，而是事物的可能性、现实性和一般性，即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范畴之间的连续性。连续性本身属于第三位范畴，但它包含了未实现的可能性，也包含了一般性。它是最终的中介，一头连着可能性，一头连着现实性。世界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