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苏格拉底之死是希腊文化的分水岭。虽然还有柏拉图的工作可作为后继，但实际上我们的希腊文化早已从巅峰降到了平原。在哲学领域，一系列新的运动正开始涌现，其中首个运动直接涉及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安提斯泰尼。安提斯泰尼这个名字与爱利亚传统的一个悖论存在联系。依照这个悖论，人们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陈述。比如，“A是A”为真，但毫无意义；又或者“A是B”，但这里的“B”并不是“A”，因此这样的陈述肯定是错的。难怪安提斯泰尼开始对哲学丧失了信心。在晚年时，他摆脱了上层阶级的生活和关系，喜欢上了普通人的简朴生活。他与当时的习俗背道而驰，向往着返璞归真，以求摆脱所谓礼仪之邦的习俗与束缚。

第欧根尼是安提斯泰尼的弟子之一，他是黑海之滨一个希腊殖民地的锡诺普人，新的运动便是因他而得名。第欧根尼的生活过得像狗一样原始，他因此得了“犬儒”的绰号，意思就是“类犬”。传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还说有一次年轻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来拜访这位名人。当时，亚历山大问他想要什么，还承诺说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第欧根尼的回答是：“别挡住我的阳光。”于是亚历山大深有感触地说：“若我非亚历山大，我必做第欧根尼。”

犬儒主义的主要思想便是认为唯一值得修持的善是舍弃世俗财富而专注于德行。显然，这是对苏格拉底学说的一种发挥，但作为对世俗事务的反应，这种态度不能不说有些消极。诚然，一个人的牵挂越少，那么他受到伤害或感到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便不能指望获得更多的激励。没过多久，犬儒学说便发展成了一种广泛而颇具影响的传统。公元前3世纪，这种学说在整个希腊化世界赢得了公众的极大支持。当然了，这无非说明一种低级的犬儒主义形式刚好如实地反映了那时的道德状况。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人生态度：有什么可拿的，就用双手接着，什么都没有时也不抱怨什么；有机会享受，就去享受一番，而遭遇苦难时就耸耸肩，任凭命运安排。正是因为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犬儒”一词才沾染了贬义。不过，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犬儒主义并非完全存心要如此存在下去，其伦理方面的内容逐渐被斯多葛学派吸纳。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论述。

伊壁鸠鲁出生于公元前342年，他的父母都是雅典人。在18岁那年，他自萨摩斯来到雅典，没过多久又去了小亚细亚。在那里，他为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所吸引。他才三十多岁，便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自公元前307年直至公元前270年伊壁鸠鲁去世，都在雅典正常运作。它就像伊壁鸠鲁的居室和庭院里的一个小小的社会，伊壁鸠鲁想方设法让它与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相隔离。伊壁鸠鲁一生被小病纠缠，虽饱受折磨，却毫不退缩地坚持了下来。求得一种没有烦扰的安宁状态就是其学说的主要目标。

在伊壁鸠鲁看来，快乐就是最大的善，缺少快乐就不会有善的生活。这里所谓的快乐，既是指肉体上的快乐，也是指精神上的快乐。其中，精神快乐存在于对肉体快乐的思考中，不论在何种重要的意义上，它都不会显得更加优越。此外，由于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精神活动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自主选择思考的对象，而肉体的快乐大多是强加给我们的。这一点便是精神快乐唯一的优势所在。按照这样的观点，有德行的人在寻求快乐时是小心谨慎的。

这种普遍性理论产生了一种关于“善的生活”的概念，该概念完全不同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念，它的总体倾向是摆脱活动与责任。诚然，在苏格拉底看来理论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遗世独立。恰恰相反，精英分子的义务之一便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柏拉图也同样非常富于这种责任感。自洞穴中出来的哲学家必须重返洞穴，以帮助那些洞察力稍差的人们获得解放，正是这样的信念致使他投身于西西里岛的冒险事业。在伊壁鸠鲁看来，生命活力完全不存在。诚然，他将快乐区分为积极快乐与消极快乐，但他却把消极快乐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在寻求快乐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体验到一种积极的快乐。这种欲望就是要去得到尚未得到的东西。一旦目标得以实现，在缺乏任何进一步欲望的情况下，消极快乐就会出现，那是一种酒足饭饱之后神气活现的麻木状态。

不难理解，在一个厌倦了生命无常的时代，人们是很容易接受这种谨慎稳重的伦理观的。可作为对“善”的一种解释，它就太过片面了。特别是，它忽略了这一事实：积极从事探索工作的特征之一就是无欲或无情。苏格拉底主张“知识即是善”，在根本上是正确无误的。在不偏不倚的理解中，我们达到了伊壁鸠鲁所追求的不自觉的机敏性。然而，与伊壁鸠鲁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严肃的观点相比，他的个人气质与此就没那么一致了。因为他将友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即便这明显不能算作消极的快乐。“伊壁鸠鲁式”一词成了奢华生活的代名词，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斯多葛学派及其后继者们过分的恶意中伤。这些人鄙视那种纯粹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伊壁鸠鲁的学说在他们看来似乎带有某种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其实是一种歪曲，伊壁鸠鲁等人实际上都过着俭朴的生活。

伊壁鸠鲁信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但是，他并未采纳原子运动严格受法则支配的观点。如前所述，法则的概念最初引申自社会领域，只是到了后来才应用于物理领域的种种现象。同样，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必然性这一概念上，这两种思路似乎发生了联系。最高法则的制定者是诸神。伊壁鸠鲁不接受宗教，也就不得不放弃考虑严格的必然性法则。所以，伊壁鸠鲁允许原子存在一定程度变化的独立性，尽管如德谟克利特所言，一旦某一过程处在进行之中，它的下一过程便会遵循法则。

至于灵魂，那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其粒子与构成肉体的原子混合在了一起。感知被伊壁鸠鲁解释为物体发出的放射物与灵魂原子相撞的结果。当死亡突然发生时，灵魂原子便会与肉体分离并散布开来，虽然它们继续存在，但已无法产生感知。伊壁鸠鲁借此说明了对死亡的恐惧是荒谬的，因为死亡本身并不是我们能够体验的东西。伊壁鸠鲁虽然坚决反对宗教，但却承认诸神存在。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会由于诸神的存在而变得好一些，或者变得坏一些。神本身只是伊壁鸠鲁主义的超凡执行者，他们对人间之事并没有什么兴趣。

神不会奖赏什么人，也不会惩罚什么人。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沿着一条谨慎而中庸的道路前行，目的是达到一种有条不紊的安宁状态，这便是最大的快乐，即善的最高形式。伊壁鸠鲁主义并未发展出一种科学的传统，这是他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之处。虽然在伦理上，他的自由思考以及反对迷信传统的态度已经被斯多葛主义取代，但它却仍受到了早期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中少数杰出人士的推崇。

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传统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公元前99年，逝世于公元前55年。他在一篇名为《关于宇宙》的著名诗歌里说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

希腊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是盛极一时的斯多葛主义。相较于一些伟大的雅典学派，斯多葛学派的成员并未严格地局限在宗主国希腊，其中有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东方人，而后来还有一些来自罗马西部。这一哲学运动的创始人名叫芝诺，他来自腓尼基的塞浦路斯。对于他确切的出生年代，我们并不清楚，但大约应该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这个年轻人因家族的商业活动第一次来到雅典，并在那里喜欢上了哲学。他选择放弃经商，最终创建了一所自己的学校。他经常在斯多葛柱廊（原意为“彩绘的有顶柱廊”）里讲学，因此这种学说就因建筑而得名，称为“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哲学传承了将近五个世纪之久。在这五个世纪里，该学说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作为一种运动，它却因自己始终如一的伦理学说而得以维系。斯多葛主义的伦理学说源自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斯多葛学派非常重视的德行包括淡泊名利、勇于面对危险。该学派是如此重视忍耐与超脱，所以“斯多葛”一词才具有了现代含义。

作为一种伦理理论，斯多葛学派与古典时代的理论相比，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平庸和死板。不过，作为一种学说，它成功地赢得了人们广泛的信奉，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或许是因为柏拉图强调“知识是最高的善”，不容易被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们接纳。但无论如何，斯多葛主义似乎迎合了希腊化时代的君主与统治者的思想。苏格拉底曾如是说：“哲学家应该成为君主，君主也应该成为哲学家。”这里所说的能否充分符合苏格拉底说这番话时的期望，那当然就不好说了。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著作很少留存下来，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篇章，尽管如此，根据现有资料拼凑出该学说的概貌还是可能的。看来，芝诺本人主要把精力放在了伦理学这个问题上。宿命论和自由意志问题是斯多葛哲学一直都感兴趣的主要课题，这个哲学问题至今仍如此流行并吸引着哲学家们的关注。

在芝诺看来，自然界受到法则的严格支配。他的宇宙论似乎主要是受了前苏格拉底观点的启发。与赫拉克利特一样，他也将火看作是初始物质，而经过一段时间，又从火中分离出其他元素。这似乎有点儿接近阿那克萨哥拉的理论。后来，熊熊烈火终于燃起，万物又复归于原始的火，于是一切彻底重新开始，再来一次，这情况就像是恩培多克勒的循环论。世界运行所遵循的法则出自某个最高的主宰，他控制着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式发生。在芝诺看来，最高的或神的力量并不是世界之外的事物，而是像潮气渗透沙子那样，遍及整个世界。所以，神是一种宇宙万物内在的力量，它的一部分就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内。在现代，这种观点因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而出名，而斯宾诺莎则是受到了斯多葛传统的影响。

最大的善是德行，而德行体现在生活与世界相一致。但是，不能以“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到如此程度才与世界相一致的”为理由，认为其只是一种同义的重复。倒不如说，这是引导一个人的意志，使之与自然交融而不是对立的问题。要将尘世的财富视作粪土。一个暴君可以剥夺一个人的所有身外之物，甚至是生命，却无法摄取他的德行。德行是一种内在的、无法转让的所有权。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放弃了对外部财富的不正当需求，就会得到完全的自由，由于外部力量无法触及他的德行，可见唯有德行才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这些见解中有些可以作为高尚生活的格言，令人赞赏，但作为一种伦理理论，这样的学说则有着严重的缺陷。原因在于，倘若整个世界受法则的支配，那么基本上就没有必要再去宣扬德行至上。那些有德行的人之所以有德行，是因为事情本来就受到法则的支配，必须那样；对于恶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进一步来说，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预先规定了恶的神呢？在《理想国》里，柏拉图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即神仅仅是善的创造者，在此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

类似的反对意见，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都得面对，因为他们想通过一种方式来回避困难，这种方式就是主张“人的心灵没办法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必然性”。然而，他们又同时提出，现实世界的万物都会处在可能世界的最佳状态中，获得恰如其分的安排。不过，这种理论除了存在一些逻辑错误，似乎还存在着明显的实际问题。更遗憾的是，就总体而言，磨难既对增加德行没有帮助，也不能让灵魂变得更加高尚。此外，我们这个进步时代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发现，那就是只要你拥有足够的技能，就有击败任何一个对手的可能，不管他的力量如何强大。

斯多葛主义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德行内在的善比其他东西更加重要，物质的丧失总能得到一定的补偿，但如若一个人丧失了自尊，他就再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些真真正正切中了要害。

据说首次系统阐述斯多葛主义的是克吕西普，他出生于公元前280年，逝世于公元前207年，没有作品保存下来。正是在这段时间，斯多葛学派对逻辑和语言问题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假言三段论和选言三段论的原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还发现了一种颇为重要的逻辑关系，也就是现代术语中的“实质性内涵”。实质性内涵指的是一真一假两个命题间的关系。

例如，在“气压降低就会下雨”这个陈述中，“气压降低”和“下雨”之间的关系便是一种实质性内涵关系。与此同时，斯多葛学派还发明了一些语法术语。在他们那儿，语法成为一个系统的探索领域。斯多葛学派还有一项发明，那就是语法中格的名称。这些名称的拉丁文译名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包括一个希腊术语的误译“accusative（宾格或对格）”，它是由罗马语法学家传下来的。

西塞罗曾在斯多葛哲学家波希多尼门下学习，其文学活动让斯多葛学说在罗马得以立足。这位来自叙利亚的希腊人四处旅行，在很多领域都有所贡献。前文已经提到，他在天文学方面有所研究。作为历史学家，他接手了波里比乌斯的工作。他的哲学立场包含了很多较为古老的阿卡德米传统，而当时的阿卡德米本身，如前所述，已经为怀疑论所影响。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斯多葛主义后期的倡导者不那么重要，但其中三位的作品却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他们的生平也多数为人们所知。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天差地别，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却颇为相似。他们分别是西班牙裔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塞涅卡，本为希腊奴隶，后在尼禄王手下获得自由的爱比克泰德，以及公元2世纪当上皇帝的马尔库斯·奥勒留。三个人都依照斯多葛传统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文章。

塞涅卡来自一个在罗马定居的、富有的西班牙家庭，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年。他步入政界后，很快就升任为执政。后来，他的命运遭遇短暂的挫折——性情温和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受到皇后梅萨林娜的唆使，于公元41年将他流放。这是因为他在批评皇后生活不检点时过于放肆了。过了几年，这位皇后意外暴亡。克劳狄乌斯续娶了阿格丽皮娜作为皇后，她就是尼禄的母亲。公元48年，塞涅卡从流放地科西嘉被召回，担任了太子尼禄的老师。然而，这位罗马王子尼禄却并非斯多葛派哲学家可尽心教育的理想学生，而塞涅卡本人的生活方式也与斯多葛伦理学所企及的相去甚远。尼禄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其中大部分都是向不列颠居民放高利贷得来的。导致不列颠省叛乱的原因之一或许就是由此引发的不满。幸好现在要点燃不列颠人民心头革命火焰的已经不单单是高利率了。由于尼禄变得越来越专制和疯狂，塞涅卡一再受到贬黜，最终被赐自尽，否则将被处死，于是他依照那时候的惯例割断了静脉。尽管就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斯多葛主义并不相符，但他对死亡的态度却忠实于他的哲学。

爱比克泰德大约出生于公元60年，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名字的本义为“被俘获的人”，这刚好提醒我们，他原本是一个奴隶。在早年被奴役的生活中，他所遭受的虐待让他一生跛足，而且身体虚弱。在获得自由之后，他开始在罗马讲学，直到公元90年多米提安皇帝将他和其他斯多葛派成员一起驱逐出境。这是因为他们批判了皇帝的暴政，并形成了一股反对王权的道德力量。他在希腊西北部的尼古波里度过了晚年，大约在公元100年去世。他的学生阿里安将他的一些论述保存了下来。我们发现了这些言论中的大部分都是前文解释过的斯多葛伦理学。

如果说爱比克泰德生来便是奴隶，那么斯多葛派最后一位伟大作家马尔库斯·奥勒留生来便是皇帝，他出生于公元121年，去世于公元180年。他是由叔父安东尼努斯·庇乌斯抚养长大的。正如其称号让人联想到的，安东尼努斯·庇乌斯是罗马皇帝中较为开明的一位。马尔库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继承了皇位，并且直到去世一直为帝国尽职尽责。由于当时天灾和战乱频繁发生，作为皇帝的他一直忙于抵御野蛮部落，这些部落袭扰帝国的边境，已开始威胁罗马帝国的霸权。虽然身负繁重的政务，但他认为那是他的天职。国家内外交困，他采取了一系列似乎有助于维持国家秩序的措施。他并非恶意地迫害那些基督教徒，而是因为拒不信奉国家成了种种麻烦的根源。他这样做或许是正确的，尽管迫害的同时也反映出迫害者内心的虚弱，毕竟一个根基牢固而又自信满满的社会无须去迫害异端。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沉思录》是用希腊文写的，很像是爱比克泰德说的话，它完完整整地流传下来。它是马尔库斯·奥勒留在从事军务或政务之余，随手记录下来的哲学反思日记。值得关注的是，他虽然牢记着一般斯多葛主义善的理论，却坚持对公众负责的观点，这与柏拉图更为一致。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应该为国家尽职尽责，这就使得前文提到过的有关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伦理方面的难题更加突出。如我们已知，斯多葛派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德行或恶行仅仅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然而，依照人的社会观来看，每个人的伦理品质必然会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倘若马尔库斯·奥勒留得过且过地对待自己的职责，那么要发生的争端无疑就会比已发生的多得多。对于这个难题，斯多葛主义从未做出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

有关“第一原理”的问题（即本源问题），是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遗留至今的一个问题。斯多葛学派发展了先天理念论，即演绎过程要依赖于清楚明白、无须证明的起点。该观点曾主导了中世纪的哲学界，也被一些现代理性论者接纳。可以说，它是笛卡儿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对于人的概念，斯多葛学说的理论要比古典时代的学说宽大很多。我们仍然记得，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希腊人不应该成为同胞的奴隶。斯多葛主义追随了亚历山大的实践，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人人平等——即便在奴隶制规模空前庞大的帝国时代，也应当如此。顺着这条思路，斯多葛派指出了自然法则和国家法律的区别。这里所说的天赋权利意味着一个人因为他是人而有权得到某种东西。在罗马立法上，天赋权利学说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它对那些完全被剥夺社会权利的人起到了抚慰作用。在文艺复兴后期抗议君权神授的斗争中，这种学说又因相同的理由而复兴。

新柏拉图主义兴起于亚历山大城，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里有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影响，有埃及宗教仪式的残留，有信仰自己宗教的强大的犹太社会，还有基督教的各个派别，这一切构成了希腊化文化的总体背景。

新柏拉图学派创立者据说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对于他的生平，我们不甚了解。在他的学生中，最有名的是普罗提诺（204—270年），他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的杰出代表。普罗提诺出生于埃及，曾在亚历山大求学，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了公元243年。

由于对东方宗教和神秘主义感兴趣，普罗提诺跟随戈尔迪安三世远征波斯，但他的这次行动并未取得成功。戈尔迪安三世年纪轻轻，缺乏经验，不知怎的就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在当时，这类冲突往往会快速了结，年轻的皇帝或许就死在部下手中。因此，普罗提诺于公元244年从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谋杀之地逃到罗马定居，并在那里任教，直到去世。他的著作是由他的学生蒲尔斐利根据他晚年的授课笔记编纂而成的。蒲尔斐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所以流传至今的普罗提诺的著作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或许是编纂者蒲尔斐利造成的。普罗提诺的著作共九册，统称为《九章集》，其内容大体是柏拉图式的，不过缺少了柏拉图作品的广度和文采，其书中的内容几乎全限于理念论和一些毕达哥拉斯的神话。普罗提诺的著作与现实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当时帝国的情况，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面对当时的混乱局势，除了什么都看不到或极其坚忍的人，没有人能保持平和愉悦的心境。理念论将感知世界及其苦难视作不真实的，这刚好适于教人听由命运摆布。

在形而上学方面，普罗提诺的核心学说是“三位一体”理论，“三位”按先后顺序和依存关系，分别为“太一”“努斯”“灵魂”。在探讨这一理论之前，首先要指出，尽管它影响了神学，但它属于新柏拉图主义，而非基督教。

有一个叫奥里根的人，他与普罗提诺处于同一时代，而且是同学。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曾提出过一种“三位一体”理论，也就是把三个部分放到不同的层次上。这一理论在后来被人看作是异端，遭到了非难。普罗提诺并非基督徒，因而未遭到谴责。或许就是因为这样，一直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他的影响都要比奥里根稍大一些。

普罗提诺“三位一体”理论中的“太一”很像是巴门尼德的球体。对于这一事物，我们至多只能说“它存在”。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描述它，都意味着或许还有其他更大的东西。如同《理想国》中的处理方式，普罗提诺有时称它为“神”，有时又称它为“善”。然而，它一定比“存在”要大，它无处不在而又不被包含于任何事物，无法描述而又渗透一切。关于“太一”，我们说什么都不如缄口不言。在此，我们明显注意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神秘主义者就是躲在沉默与不可言传的遮掩后面逃避困难的。归根结底，希腊哲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发现了逻辑的核心作用。虽然希腊思想也存在一些神秘因素，但在本质上它是反对神秘主义的。

普罗提诺指出，“三位”中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努斯”。要准确地翻译这个词似乎不大可能，它指的是与“精神”有点像的一类东西，但又跟神秘没什么关系，而是具有理智方面的意义。通过类比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解释“努斯”与“太一”的关系。“太一”就好比自身发光的太阳，“努斯”则是“太一”借以发现自身的这种光。在某种意义上，“努斯”与自我意识相当。抛开感官运用自己的心灵，就能够认识“努斯”，并借助它认识“太一”，而“努斯”就是“太一”的映像。在这里可以发现，它类似于《理想国》中的辩证法概念，后者也指出有一个通向显示“善的形式”的相似过程。

“三位一体”中的最后一个，称为“灵魂”，它具有双重性。从内部来说，它可以上通“努斯”；而在其外部，则下及感官世界，它就是感官世界的造物主。普罗提诺的学说不像斯多葛学派那样把神与世界相等同，它否定泛神论，回归于苏格拉底的观点。尽管它认为自然是灵魂的向下发散，但并不像灵知派那样将它视为罪恶。相反，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坦然承认，自然是美的，而且也应该是善的。然而，这种豁达的观点并未成为后来的神秘主义者、传教士甚至哲学家们的一致看法。他们的“修来世”思想将美与快乐指斥为下流和罪恶。当然，这一类骇人的学说，除那些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之外，很难相信还有人去将它付诸实践。可是，这种颠倒是非的对丑陋的崇拜竟然在好几个世纪都占了主流。直到现在，基督教还正式保留着“快乐有罪”这种离谱的思想。

在灵魂不朽这个问题上，普罗提诺采纳了《斐多篇》中的观点：人的灵魂是一种实体，而实体是永恒的，所以灵魂也是如此。这种说法倒与苏格拉底的解释——灵魂与形式结合在一起——相类似。不管怎么说，普罗提诺的理论中总透着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尽管灵魂永恒，但它却有与“努斯”融合的倾向，因此虽然它还保留着它自己的名字以区别于其他事物，但却丧失了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