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及此后

关于功利主义运动的得名，追溯起来，尤其要提到哈奇逊早在1725年提出的一个伦理学理论。简单地说，这种理论认为善即快乐，恶即痛苦。因此，我们所能企及的最佳状态，就是快乐最大限度地抵消痛苦。边沁采纳了这一观点，并称其为功利主义，令其广为人知。

杰勒密·边沁（1748—1832年）对法学最感兴趣，在这方面他主要受了爱尔维修和贝卡利亚的影响。在边沁看来，伦理学在研究怎样以合法方式促使事情达到可能的最佳状态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他还是一群人的领袖，这群人号称自己是“哲学激进分子”，对社会改革与教育颇为关注，普遍反对教会权威和社会统治阶层的有限特权。边沁本来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他的观点起初并没有那么激进。但到了晚年，他尽管不肯站在台前，却是一位热衷论争的无神论者。他很重视教育，与那些激进的伙伴们一样，坚信教育无所不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且入学者仅限于信奉国教之人。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个出格的规定才得到纠正。边沁有意为那些不具备现行体制苛刻条件的人们，提供受大学教育的机会。1825年，他所在的一个团体协助创办了伦敦大学院。它并不对学生进行宗教审查，也始终没设一个教堂。此时，边沁与宗教已彻底决裂。在弥留之际，他要求将自己的遗体穿戴整齐，做成蜡像，保存在学院里。作为对学院创始人之一边沁的永久性纪念，它就被摆放在学院的陈列柜里。

边沁哲学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基于当时的两个主导理念。第一个就是哈特里强调过的联想原则，它最初源自休谟的因果论。休谟解释因果的依存关系时常用到理念的联想。在哈特里和后来的边沁著作里，联想原则成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边沁用自己提出的唯一原则取代了关于心灵及其运作的传统概念体系，而这一原则依据经验所提供的素材发挥作用。这就使他能对心理学做一番确定的解释，而完全不用涉及心灵的概念；可以说，这些概念都被“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后来，巴甫洛夫提出的条件反射理论就是在与联想主义心理学的相同观点之上建立的。第二个原则是前文提到过的关于“最大快乐”的功利主义格言，它与心理学有关。因为边沁认为，人们都在追求自己最大的幸福。在这里，幸福与快乐同义。法律的作用就是保证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快乐时，不得妨碍他人去做同样的事情。这样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尽管各类功利主义不尽相同，但这却是它们的共同目标。说到底，功利主义的目标听起来有些平庸且自以为是，但个中意图却绝不止如此。作为一种致力于改革的运动，功利主义的成就必然会超过全部唯心主义哲学的总和，而且不致引起太大的风波。同时，尽可能多的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手中，它成了“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种正当理由。如果每个人都在既定法律制度下自由地追求自身最大快乐，就会产生社会的最大幸福。可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未免太过乐观。也许大家会觉得，依照苏格拉底的观点，人们如果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并衡量自己行为的后果，那么通常会明白，害人终将害己。但问题是，人们对此总是不太在意，还总是在冲动和无知的状态下采取行动。所以在现今时代，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被一些限制性防范禁锢了起来。于是，法律就成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但又不妨碍他人的一种机制。因此，制裁的目的并非报复，而是防止犯罪。更重要的是，对一些侵犯行为的惩罚，不应该像当时的英国那样实行酷刑。边沁反对不加区别地滥用死刑，但在当时的英国，则常常动辄被处死。

从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以推导出两个重要的推论。第一个推论是，在某些方面，所有人显然都对幸福有着同样强烈的要求，所以他们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该观点在当时相对新颖，成为激进派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原则。第二个推论则是，只有条件稳定的状况下，才能求得最大的幸福。可见，平等和安全是首要的考虑因素。至于自由，边沁觉得它是次要的。在他看来，自由就像人权，似乎带有些形而上学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边沁生前一直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但该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其实是詹姆士·穆勒（1773—1836年）。老穆勒赞同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也蔑视浪漫主义。在政治问题上，他觉得人们能够用辩论来说服对方，并能够养成在行动前进行理性分析的习惯。由此，他也过分地相信教育的作用。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最先成为这些先入之见的实施对象。穆勒承受了父亲强制向他灌输的教育学说。“我从来没做过孩子，”晚年的他抱怨道，“从来没有玩过蟋蟀。”他3岁时就学习希腊文，而后所学内容皆与年纪不相符。这些可怕的经历使得他在21岁前就精神崩溃了。

后来，穆勒对1830年的议会改革运动产生了兴趣，但他并不热衷于谋取议会领袖之职。他的父亲老穆勒和边沁曾先后担任过这一职位。1865年至1868年，穆勒作为下议院的威斯敏斯特代表，继续推动普选，并追随边沁走上了一条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哲学方面，穆勒的观点几乎全部是派生的。相对来说，他的《逻辑学》（1843年）使其声誉更加巩固。当时，他对归纳法的讨论让人们觉得新颖。在这里，归纳法受到一套原则的支配，这使人想起休谟的因果关系法则。归纳逻辑中一个老问题就是证明归纳论证的正确性。在穆勒看来，归纳论证的依据即由观察得到的自然恒定性，其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归纳。如此一来，整个论证就成了循环论证，但对此穆勒并不担心。不过，这里还涉及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其现在仍困扰着逻辑学家。问题大概就在于人们或多或少觉得归纳法并未受到应有的推崇，为此有必要帮它证明。然而，这样似乎又会不自觉地陷入困境，但这一点常常不为人所认识。证明本身是一个演绎逻辑的问题，因此假如归纳法本身必须被证明，它就不可能是归纳的。至于演绎法，没有人觉得它需要被证明，它自古以来就极受推崇。或许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归纳法自成一家，不与演绎法辩护产生联系。

穆勒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阐述收录于《功利主义》（1863年），它没能超越边沁的理论范围。与可称为首位功利主义者的伊壁鸠鲁一样，穆勒最终也打算承认某些快乐高于其他快乐。可事实上，他并未解释清楚，与仅存在数量差异的快乐相比，更高质量的快乐意味着什么。但这不足为奇，因为最大快乐的原则及对快乐的计算，都暗含着对质量的排斥和对数量的重视。

在试图提出一项论证来证明“人们追求的确实就是快乐”这一功利主义原则时，穆勒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唯有实际看到某个事物，其可见性方可被证明；唯有实际听到某个声音，其可闻性方可被证明。经验的其他来源亦如此。同样，我可以这样理解，唯有实际想要过某物，才能证明该物是符合需要的。”这不过是利用词语相似性来隐藏逻辑差异的一种诡辩。假如某物能够被看见，我们就说它是可以被看见的。以“符合需要”为例的话，其含义就模棱两可了。当我说某物符合需要时，可能只是指事实上我的确想要它。在对其他人这样说时，我当然会假定他的好恶与我基本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合需要的事物就是人们想要的，这毫无意义。不过，当我们说某个事物符合需要时，还有另一个含义。就像我们说“诚实是符合需要的”，那实际上是说“我们应该诚实”，它是人们所做的一种伦理学表述。因此，穆勒的论证肯定不太妥当，因为“可以看见的”与“符合需要的”只是表面相近。休谟早就指出，从“是”中无法演绎出“应该”。

无论如何，要举出直接的反证来证明这一原则无效并不难。将快乐定义为“人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意义，说“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快乐”也未必正确，尽管一种愿望得到满足确实会带来快乐。在一些其他的情形下，除了“我有该愿望”这一事实，我想要的东西可能与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人们也许希望某匹马在比赛中取胜，但实际上并未赌马。因此，功利主义原则会招致很多严重的异议。然而，功利主义伦理学依旧是有效社会行动的源泉，因为伦理学说宣称善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至于人们是否真的一直按照有利于这种普遍快乐的方式来行动，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法律的作用将是保证人们获得最大的快乐。同样，基于此的改革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建立理想的制度，不如说是为了建立可行的制度，从而真正给公民某种程度的幸福，这是一种民主主义理论。

穆勒是一位自由的热情捍卫者，这一点与边沁完全不同。在《论自由》（1859年）这部名著里，他对此做了详尽的说明。这本书由他和丧偶后嫁给他的哈丽特·泰勒合著。在这篇论文中，穆勒坚决地捍卫了思想与言论自由，并建议限制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权力。他最为反对的是基督教自命为诸善之源。

激进派开辟的另一条发展路径直接通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边沁和詹姆士·穆勒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他就是李嘉图（1772—1823年）。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年）一书中，李嘉图提出了一套完善但不受重视的地租理论，还有劳动价值论。依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交换价值仅取决于其所消耗的劳动量。据此，托马斯·霍吉斯金于1825年提出劳动者有权从其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利益。假如资本家或地主收取了地租，那就相当于掠夺。

与此同时，工人们发现了捍卫他们事业的罗伯特·欧文。他将一些十分新颖的处理劳工问题的原则引进到自己的新拉纳克纺织厂里。作为一个满怀高尚伦理观念的人，他宣称当时已形成风气的剥削工人的非人道做法是错的。他以实践表明，企业付给工人合理的薪水且不加班加点，照样能够盈利。欧文是首部《工厂法》的幕后推动者，尽管其条款远未达到他的预期。我们发现，1827年，欧文的追随者们首次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学说并未使激进派感到满意，因为它似乎推翻了公认的财产概念，而自由主义者则更倾向于赞同自由竞争及可能由此获得的横财。欧文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合作制，并有助于促进早期工会概念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哲学，其发展并不顺利。欧文首先是位实践家，他坚信自己的主导思想。

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打好了哲学基础。他基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哲学讨论的工具。由此，功利主义成了马克思理论的垫脚石，最终结果也证明，该理论极具影响力。

在历史上，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圣人辈出，它既是安布洛斯的家乡，也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出生地。就圣人资格而论，马克思无疑成就更大。马克思出身于一个改奉新教的犹太家庭，大学时代便深受当时正盛行的黑格尔主义的影响。1843年，普鲁士当局查禁《莱茵报》，他的记者生涯戛然而止。随后，他前往法国，并与法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结识。在巴黎，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的父亲在德国和曼彻斯特都设有工厂，其中后者由恩格斯经营。因此，恩格斯可以向马克思介绍英国的劳工问题和工业问题。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积极地投入到法国和德国的革命中。1849年，他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于伦敦避难。一直到去世，他都生活在伦敦，仅短暂地回国几次。他们一家人得以维持生计，主要靠的是恩格斯的资助。尽管生活贫困，但马克思仍热情地研究和写作，为他感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铺平道路。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首先便是他与“哲学激进派”的联系。马克思像激进派那样，反对浪漫主义，追求一种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他采纳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做了不同的解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用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论证出现社会秩序不可更改。自由竞争使工资保持在维持工人生存的水平上，因而人口数量得以控制。相反，马克思站在工人的角度，认为一个人创造了超出其酬劳的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为自私的资本家所榨取，劳工正是如此遭受剥削。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因为，这种剥削需要同时有大量的人力和设备来完成工业规模的商品生产。因此，我们应该依照系统化生产以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整体关系理解这种剥削。

如此一来，我们就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条线索，即黑格尔主义。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也认为值得思考的是整个制度，而非个人。所以，要解决的是经济制度问题，而非孤立的抱怨或不满。尤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激进派的自由主义及其改革颇为不同。马克思学说与以黑格尔理论为主的哲学理论关系密切。这或许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未在英国真正盛行的原因，因为英国人大多不看重哲学。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也萌生于黑格尔。这种进化论观点与马克思全盘接受的黑格尔辩证法存在联系。历史按照辩证的方式向前发展——马克思的解释方法完完全全是黑格尔式的，但二者所设想的推动力则不同。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进程就是追求“绝对理念”的一种精神上渐进式自我实现，而马克思则以生产方式替代精神，以没有阶级的社会替代“绝对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既定的生产体系将会在与之相联系的各个相关阶级中导致内部紧张，这些所谓的矛盾将逐渐导致一种更高级的合成。辩证斗争所采用的形式就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斗争会一直持续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出现。一旦出现没有阶级的社会，就再也不存在斗争，辩证过程也就结束了。黑格尔觉得人间天堂就是普鲁士国家，而马克思却认为那是没有阶级的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无法避免。这一结论是二者从某个形而上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对黑格尔的批判完全适用于马克思。就马克思尖锐评价的一些真实历史事件而言，并不需要一套逻辑来宣称它们是被推导出来的。虽然马克思的解释方法是黑格尔式的，但他并不承认黑格尔所坚持世界的精神本质。马克思觉得黑格尔本末倒置了，于是采纳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大组成部分便是唯物主义。在此，马克思对旧理论又做了新的解释。他从经济角度对历史进行了解释，其中就包含唯物主义因素。

我们还发现，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并不属于一种机械论，他所主张的是一种能动性学说，其可以追溯到维科。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里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真理”概念，其与维科公式十分相似，并预示了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一种必须被实践证明的东西。思辨的态度关系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马克思则鄙视这种个人主义。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无阶级世界。

马克思想做的是将唯物主义与能动性学说紧紧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实际已被普遍的唯心主义学派，特别是黑格尔主义做过。由于各种机械论学说忽略了这一点，唯心主义就得以确立起这方面的理论，但必须将它颠倒过来理解，它才能发挥作用。维科对马克思的影响或许是无意的，尽管马克思肯定知道他的《新科学》。马克思称其新理论为辩证唯物主义，从而强调了该理论中的进化论和黑格尔因素。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种高级集锦。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声称该哲学体系包罗万象，这曾导致了许多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哲学思辨，可实际上，这类问题还是留给科学的经验探索更好些。这方面最早的例子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书中对德国哲学家杜林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不过，用量变引起质变、矛盾、否定和反否定，还有针对水为什么会沸腾而做的详尽辩证解释，一点儿也不比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更令人信服。事实上，给传统科学贴上追求资产阶级理想的标签是不行的。

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科学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兴趣，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于是，人们大概会以为，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的复苏促进了贸易的扩大，并增强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力量。但可以说，对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都不能随便用另一种来解释。然而，这一学说在两个重要方面存在问题。首先，在某个科学领域里，一些个别问题的解决很显然不需要与任何社会压力相联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有时我们解决某个问题是出于紧急需要。但一般来说，科学问题并不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就让我们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的第二个问题，即没有承认科学运动是一种独立的力量。科学探索和社会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存在重要的联系是公认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力量后便能保证自身某种程度的独立。一切形式的超然的探索无不如此。所以，尽管在指出经济影响对于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上辩证唯物主义很有价值，但依据这一重要概念将事情过分简单化，便会出现问题。

马克思的作品往往带有义愤和道德上的正义感，倘若辩证法必然会走向自己不可避免之路，那么这似乎完全不合逻辑。就像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国家正在走向灭亡，就没必要事先大惊小怪。尽管这个遥远的历史目标在思辨中可能是相当美妙的，但对于那些时刻遭受苦难的人来说，那很难说是种安慰。因此，任何解人于倒悬的追求是值得尊敬的，尽管它与历史辩证进化论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其所宣扬的是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秩序。实际上，这一理论似乎主要反映了19世纪工人阶级绝望的处境。它是马克思运用自己的经济观阐释历史的一个好例子，这种历史观以当时的经济秩序来解释各个时期人们所持的观点和理论。这样的学说起码在一个方面危险地接近了实用主义，因为它看上去似乎正要放弃真理，转而支持经济条件决定一切的偏见。倘若现在我们对这种理论本身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也只不过是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某些社会条件。然而此时，马克思主义为了维护自身而暗中破例，它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模式，用经济解释历史是正确无误的。

总体来说，作为19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哲学的巨大号召力和广泛影响不仅源自其行动纲领的革命性，更源自其乌托邦预言的宗教特性。至于它的哲学背景，如前所述，既不完全像通常所想那么单纯，也不那么新颖。其对历史的经济性解释是若干一般历史论之一，它们归根结底都派生于黑格尔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它直接借用了黑格尔的理论，因而总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在政治上，该学说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具有一些重要性。如今，几乎半个世界的国家都绝对相信马克思理论。各国共存的可能性寄希望于理论信仰上的某种缓和。

在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运动有一位继承者，即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他与哲学激进派一样，尊重科学，反对现有宗教。他对从数学到社会学的所有科学做了全面分类。与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他不太了解德国的唯心主义，但反对形而上学。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从直接得自经验的东西开始探索，而不要尝试进入现象背后，因此他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证哲学。这便是实证主义名称的由来。

孔德出生在古老大学城蒙彼利埃内的一个备受尊重的家庭，他们家世代都有人做公务人员。孔德的父亲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也是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但孔德很快就摆脱了祖祖辈辈狭隘的视野。他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求学时，因参与了反对某位教授的学生运动而遭到开除。为此，他后来也未能获得大学的聘任。26岁时，他发表了首卷实证主义概论，而从1830年起又分卷发表了《实证主义教程》（六卷）。在去世前的十年里，孔德花费了不少时间来精心创立某种实证宗教，以取代现存的宗教教义。这种新信条认定至高无上的是人性，而不是上帝。孔德在生前一直存在健康问题，而且精神抑郁症频频使他濒于自杀。他依靠做私人导师维持生计，又同时受到朋友和追随者的资助，其中一位资助者便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然而孔德对那些未能始终承认他是天才的人有些不耐烦，这导致他与穆勒的友谊趋于冷淡。

孔德的哲学与维科的哲学关系紧密，这是因为孔德读过维科的作品。从维科的理论中，他推导出了历史在人类事务中居于首要地位的看法。同样，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概念，也都源于此。维科本人早已自希腊神话的研究中得出了这种见解。孔德指出，社会始于神学阶段，经过了形而上学阶段，最终达到他所说的实证阶段（他认为实证阶段受理性科学的支配），如此就将历史进程引向合理的幸福结局。在这里，维科更为现实，他认识到社会真的能够从精致而文明的时代再次陷入新的野蛮时代，例如随罗马世界的崩溃就出现了“黑暗时代”。也许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的。以上就是孔德著名的发展三阶段论。有人说，该理论有点儿像黑格尔的理论，但只是表面如此，因为孔德并没有用辩证法的说法来论述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事实上，这三个阶段纯粹出于偶然。孔德与黑格尔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历史进程终将获得完满抱有乐观的看法。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也有同样的观点，这是19世纪乐观主义的一个普遍征兆。

实证主义理论主张，一切科学领域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演进。其中，唯一清除所有障碍的科学就是数学，而物理学中则仍然存在着大量形而上学的概念，尽管我们希望它不要离实证阶段太远。下面介绍的是，马赫如何在孔德之后的50年里对力学做了实证说明。孔德想要做的无非就是以一种全面的逻辑顺序来排列所有的科研领域。在这一项工作中，他不愧为百科全书派的真正传人。当然，这样的顺序观念十分古老，甚至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在等级序列中，每一门科学都能为排在它后面的科学提供解释，却无助于解释排在其前面的科学。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孔德的清单：数学占据首位，随后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

社会学排在最末，却是最重要的科学。社会学是孔德创造的新名词，其实它就是休谟所说的“人的科学”。依他来看，这门科学有待建立，而他自认是其创始人。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是该序列中最后的，也是最复杂的研究对象，但实际上人对所处社会环境的了解远远超过纯粹的数学公理。这又揭示了维科著作中提到的历史首要性的另一面，因为历史的进程即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实证阶段激发了孔德的想象力，但它却具有所有乌托邦思想体系的共同缺陷。

在这一点上，孔德的思想深受唯心主义因素的影响，但他是如何遭受这种影响的，我们并不太清楚。在每个发展阶段的内部，都存在某种渐进、统一的趋势，它贯穿于这三个阶段。因此，在神学阶段，可以从泛灵论出发，将原始人觉察到的一切对象都视为神。由此，我们被导向多神论和一神论。万物趋势总是被引向更大的统一。在科学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竭力将各种现象归入某个单一的标题之下；而在社会上，则意味着摆脱个人，趋向于整个人类。这确实有点儿像黑格尔的想法。实证的人类将由科学精英的道德权威来主宰，而执行的权力则被赋予技术专家。这种规划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毫无差别。

在伦理学上，孔德的体系要求个人要为人类的进步抑制个人欲望。这种观点还强调“事业”并排斥私利，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特点。这就无怪乎实证主义不承认某种内省心理学的存在了。这种心理学被明确否认，因为有人认为认知的过程无法认知自身。这种说法意味着在某种认知情况下，让认知者认知到自身的认知不太可能。就此而言，可以说它是可接受的。不过，实证主义把普遍假设当作形而上学的内容一概排斥，这是对解释本质的曲解。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年）提出的看法与实证主义截然不同。孔德将假设看成是形而上学的，而皮尔士却相反，他特意嘱咐，提出假设是一项具有自身逻辑性的重要活动。皮尔士的著作卷帙浩繁却零零散散，而且他还经常与难题和新见解较劲儿，因此搞清楚其立场有些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皮尔士是19世纪后期最具创见的思想家之一，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美国思想家。

皮尔士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皮尔士自己也曾就读于该大学。除了做过两次数年的授课外，他从未被大学长期聘用。在土地测量局任职时，除了科学著作，他还不断地撰写涉及面很广的哲学论著。他当不上教授，多少与他因忽视社会规则而不太合群有关。除了一些朋友和学者，没人觉得他是天才，更没人真正了解他。他怀才不遇却能默默忍受，完全是靠一种使命感。在去世前的25年里，尽管贫病交加，他仍孜孜不倦。

通常，人们视皮尔士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不过这还有待确认。当代实用主义并非源自皮尔士，而是源自威廉·詹姆士针对皮尔士学说所做的阐释。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很多，其一便是皮尔士个人的观点在其晚期作品中才较为明晰，而詹姆士则是从其更易造成误解的早期论述中得出了自己的观点。皮尔士不接受詹姆士给他的“实用主义”称号，称自己的哲学为“务实主义”，以示区别。

从表面上看，皮尔士早期著作在论述实用主义时所采取的形式使詹姆士得出推论。为了定义真理，皮尔士对探索的动机做了普遍讨论。探索源自某种不满或不安，据称其目的就是要排除烦恼，达到一种安宁的状态。人们在内心安宁的任何时候所接受的观点，便是其尽可能认知的真理。但人们永远也搞不明白，新的证据可能并不要求他改变立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错，皮尔士把这一有关探索的普遍理论称为“错误难免论”。他指出，真理就是一种使社会安定的见解。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假使我们都相信2加2等于5，又假使相信地球即刻毁灭，我们之前的算术偏差也仍然是错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假如我所有的邻居都觉得这是真的，那么我至少会明智地假装同意，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皮尔士的论述必须在“错误难免论”这一背景中去理解。

关于一切特殊真理的意义，皮尔士坚称，任何自称正确的陈述都必须有实际结果，也就是说，必须容许出现某个未来行动的可能性，并且容许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形成一种能相应行动的倾向。据称一项陈述的意义便在这些实际结果中，而詹姆士正是由此采纳了实用主义。但要明白，更确切地说，皮尔士的观点与维科的“真理即事实”是相一致的。真理即是你能够按自己的陈述去做的事。假如我做了一项关于化学物质的陈述，那么该物质经得起实验和审查的属性，就使得这一陈述的内涵更加充实。这大概就是皮尔士的意思。詹姆士自这些理论中选出来的实用主义，使人联想到普罗塔哥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量度。皮尔士的意图与其形成反差，用维科的理论来表达会更好些。

在关于假设的逻辑讨论方面，皮尔士有一项基础性的贡献。关于假设，哲学家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如理性主义者或许乐于认为假设是演绎的结果，而经验主义者则认为假设是归纳的结果。皮尔士觉得这些观点都不妥，假设当是截然不同的第三方逻辑过程的结果。他称这种逻辑过程为“臆设法”。这就等于试验性地采纳某种假设，因为它解释了某种特殊现象。当然，解释现象并非接受假设，而是进行演绎。

皮尔士在当时鲜有影响，使实用主义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哲学的是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对它所做的阐释。如前所述，这未让皮尔士感到高兴，因为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相比，皮尔士的学说更为精妙，只不过刚刚才被人们正确赏识。

詹姆士是新英格兰一位虔诚的新教徒，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尽管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却又对一切正统神学形式持怀疑态度。同皮尔士不同，詹姆士长期担任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且很有名。他于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一书，至今仍是心理学领域最优秀的论著之一。尽管对他来说哲学仅仅是副业，他却被视为美国哲学界的领袖。与从事文学的弟弟亨利不同，詹姆士为人宽厚仁爱，有鲜明的民主倾向。与皮尔士相比，他的思想并没那么深邃，但由于人格和地位，他在哲学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皮尔士，尤其在美国。

詹姆士的哲学在两方面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在传播实用主义方面很有影响；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与他所谓的“激进经验主义”学说有关。1904年，詹姆士在论文《“意识”存在吗？》中首次对此做了论述，指出传统的主体和客体二元论是产生正确认识论观点的障碍。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将自我意识作为一个实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对立的“自我意识”概念。在他看来，用主体和客体来解释认知是一种不自然的理性主义歪曲，不管怎样也不属于真正的经验主义。诚然，我们没任何东西能超越詹姆士所说的“纯粹经验”。纯粹经验被看作是生活的具体性，它与随之产生的抽象反思形成了对比。如此一来，认知的过程就变成纯粹经验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詹姆士并未阐明该理论的全部含义，但后来推崇这一说法的人用“中性一元论”取代了之前的二元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基本要素。

詹姆士认为，万物的构成要素就是“纯粹经验”。在这方面，他的实用主义毁了他的激进经验主义，因为前者不承认对人类生活无实际价值的任何东西，唯有形成他所谓的“人的经验”才妥当。英国人司各脱·席勒与詹姆士处于一个时代，他对该问题也有相似的观点，将自己的理论称为“人本主义”。该学说的问题在于它的范围过窄，无法涵盖科学——就连常识都一直认为科学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探索者不得不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又总是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不然追求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假如我们定然会与世界可能表明的任何东西产生联系，那我们可以以逸待劳，坐享其成了。虽然詹姆士对旧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人们并不认可他的纯粹经验理论。

关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一普遍性问题，我们有必要谈谈詹姆士所做的著名区分：理性主义学说有强调精神、舍弃物质的倾向，具有乐观的特征，追求统一，提倡反思，不重视实验。接受这种理论的人被詹姆士称为“脱离实际者”；而经验主义理论则倾向于对物质世界进行探索，它具有悲观的特征，承认世界的分离性，认为实验重于计划，该观点赢得了“讲求实际者”的支持。

当然，这种区分也不能太过绝对。实用主义学说很明显会倾向于“讲求实际者”。在《实用主义》（1907年）一文中詹姆士阐述了其理论，并指出了它的两面性。首先，实用主义这一方法在态度上与经验主义相同。詹姆士审慎地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它并不规定任何特殊结果，而仅是探讨世界的一种途径。这种方法大致意思是，不能体现实际差异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相应地，他还拒绝承认任何有争议的问题曾得到最终解决。这些观点直接源自皮尔士，还无疑会被任何一位经验主义探索者所采纳。如果不涉及更多其他的东西，詹姆士就会说实用主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这倒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詹姆士却从这些令人称道的原则逐渐滑向了更成问题的理论。实用主义的方法使他将科学理论视为未来的行动工具，而不是自然界问题最终可接受的答案。理论并不是巫师控制自然的神奇咒语。实用主义者坚持要认真审验每个词语，并如詹姆士所说要搞清楚它的“现金价值（实用价值）”。由此再进一步就能获得实用主义的真理定义，即真理就是一种有成效的东西。杜威关于真理的工具性概念与此基本相同。在这里，实用主义本身就成了一种极暧昧的形而上学，于是就不难理解皮尔士为何要大费周章与其割断联系了。暂且不论某个特定观点的后果如何以及这些后果最终是否有成效这两点，在任何情况下，总有一些后果有成效或无成效。无论如何，这都需要以一种非实用主义的普遍方式来确定。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而说这些后果将会在某种无法确定的程度上有成效，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这种说法将允许我们接受任何东西。到这里，詹姆士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困难，他承认一个人有信仰的自由，如果这种信仰能提升幸福的话。宗教信仰是个好例子，但这又与教徒坚持信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并非因估计到这些信仰将给他带来满足感才信教；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信仰，他才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