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

罗马中央集权衰落了，随之西罗马帝国陷入野蛮时期。其间，欧洲出现了普遍的文化衰退。所谓的“黑暗时代”，大概起自公元600年，一直到1000年。当然，将历史整齐地划分成若干时段的任何做法都是人们一厢情愿。不要指望从这样的划分中得到太多东西，它最多可能只是提示一下这段时期的一些综合特征罢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一到公元7世纪，欧洲就突然陷入一片黑暗，直到四个世纪后才从黑暗中摆脱出来。

约翰·司各脱·厄里根，公元9世纪的哲学家，他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是一位希腊学者。从哲学观点来看，他属于裴拉鸠斯派；而从神学方面看，他则是个泛神论者。他虽然持有非正统的观点，却似乎莫名其妙地躲过了迫害。当时，爱尔兰文化的生命力是由一种有趣的环境组合造成的。当野蛮的入侵者开始持续冲击高卢时，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奔向了能给他们提供保护的最西部。然而，那些前往英格兰的人，在到处是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这些异教徒的环境中根本站不住脚。唯有爱尔兰是安全的，于是许许多多的学者都去那里避难了。对于英格兰的“黑暗时代”，我们不得不做多少有点不太一样的评价。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的那段时期，文化传承曾一度停顿，但在阿尔弗莱德大王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复苏。这样一来，所谓“黑暗时代”的开始与结束都提前了200年。公元9—10世纪丹麦人的入侵，导致英国的发展发生了一次中断，也导致爱尔兰的发展持续性倒退。这时候，学者们又开始沿着来时路成群离去。与此同时，罗马也无法控制爱尔兰的教会事务，因为鞭长莫及。在爱尔兰，主教的权威并不能压倒一切，而修道院的学者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教义不断争论。约翰·司各脱的自由观点在其他地方会被马上纠正，但在这里却有可能保留下来。

关于约翰的生平，除其在法兰西秃头查理的宫廷里生活的那段时间之外，基本上一无所知。他大概出生于公元800年，去世于公元877年，但并不十分确定。公元843年，他应邀到法国宫廷管理宫廷学校。在这里，他专注于宿命论与自由意志问题的论战。约翰支持自由意志的一方，主张一个人致力于德行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尽管他的裴拉鸠斯主义确实很糟糕，但他用一种纯粹哲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理性与启示是真理的两个独立来源，不重叠也不冲突；不过在某种给定的前提下，倘若二者看起来似乎有冲突的话，那么首先应该相信理性，而不是启示。事实上，真正的宗教恰恰就是真正的哲学，反之亦然。缺乏魄力的宫廷教士并不会接受这一观点，因而约翰针对这些问题发表的论文受到了批判。幸好他与国王有私交，才得以免受惩罚。国王查理于公元877年去世，这位爱尔兰学者也在同一年西去。

在哲学上，从经院哲学的角度来看，约翰是一个实在论者。搞明白“实在论”这个术语的用法至关重要。假如说它源自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理念论的阐释，实在论主张共相即万物，其先于个体而存在。它的对立面则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被称为“唯名论”，其认为共相只是名称，个体先于共相而存在。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在共相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直至今日，科学与数学之中还存在这个问题。由于经院派的实在论与理念论存在联系，现代人也称之为唯心主义。对于这些术语，我们必须将它们与其后来的非经院用法区分清楚。所有这些术语，本书会在适当的地方再做解释。

约翰有一部主要的哲学著作，那就是《论大自然的划分》。他在这部著作中将自己的实在论清楚明白地展示了出来。依据某种事物创造或不创造，被创造或不被创造，他明确认定了自然的四重划分法。

第一，创造而又不被创造的，显然就是上帝。

第二，创造又被创造的，即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种种理念，它们创造个体而又依附于个体，它们本身又为上帝所创造。

第三，不创造而可以被创造的，即时空中存在的种种事物。

第四，不创造也不被创造的，在此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归到万物为之奋斗的终点——上帝。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上帝与他自己的目标同一，因此是不创造的。

至此，尽管所涉及的均为存在的事物，但也包括了大自然中不存在的事物。首先就是种种普通的物理对象，依照新柏拉图学派的规则，它们被排斥在概念世界之外。还有，罪恶被视为一种缺陷，即一种无法达到神性模式的堕落，因此它也属于不存在的范畴。凡此种种，最终都绕回到了柏拉图的理论，如前所述，在该理论中善即知识。

“上帝与他自己的目标同一”这一观点，直接导致了泛神论神学的出现，这种神学是彻彻底底非正统的。神的本质，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神本身，都是不可知的，因为他并非一个可知的对象。虽然约翰并没有讲清楚，但其逻辑上的理由便是“上帝即一切”。因此，无法出现既有知者又有所知对象的情形。他的“三位一体”理论与普罗提诺的理论如出一辙。上帝的存在是由万物的存在来体现的，上帝的智慧是由万物的秩序来体现的，而他的生命则是由万物的运动来体现的，这些分别与圣父、圣子和圣灵相一致。在理念的范畴内，它们构成了逻辑，由圣灵的作用导致或产生个体，而这些个体不存在独立的物质性。上帝自虚无之中造就万物，在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虚无本身就是上帝自己，因而他超越一切知识，根本就不是物。就是以此为理由，约翰反对亚里士多德允许“个体具有物质性存在”的观点。另一方面，依据创造和被创造这种划分标准做出的前三种划分，则源自亚里士多德类似原动和被动的划分标准。而第四种划分，则是从狄奥尼修斯的新柏拉图学说推导出来的。狄奥尼修斯这位圣保罗的雅典学生，是一篇融合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义论文的假定作者。约翰自希腊文翻译了这部著作，他很可能因此而受到保护，因为这位罗马的假狄奥尼修斯靠着与圣保罗的关系，被误以为是正统人士。

正当西方世界被皈依基督教的蛮族践踏时，东罗马帝国逐渐遭到伊斯兰教徒的强烈打击。尽管伊斯兰教徒并未坚决让被征服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但他们却豁免了那些加入伊斯兰教的人贡税。这种特别的权力是绝大多数人不想错过的机会。穆罕默德的纪元要从他的逃亡算起，即公元622年，他从麦加逃往麦地那。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之后阿拉伯人的扩张在仅仅一个世纪里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叙利亚、埃及、印度、迦太基、西班牙，先后于公元634年至公元636年、公元642年、公元664年、公元697年、公元711年至公元712年沦陷。公元732年，图尔战役扭转了局势，阿拉伯人退入西班牙。君士坦丁堡曾两次被围，分别是在公元669年和公元716年至公元717年。在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占之前，拜占庭帝国的国土日渐狭窄。正是得益于被蹂躏的帝国普遍衰败，穆斯林的活力得以惊人地爆发。此外，在很多地方，入侵者也从当地的冲突中发现了可乘之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由于不属于正统而遭殃。

从某些角度来看，先知穆罕默德所宣称的新宗教是对《旧约》中严格的一神论的回归，而且他摒弃了《新约》中加入的神秘内容。他和犹太人一样，禁止供奉偶像，但不同的是他还禁酒。后一条禁令保持了多大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前一条则与景教反对崇拜圣像的态度相一致。尽管《圣经》里说人民应免于伤害，但扩张已近乎一种宗教职责。这些禁令也影响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祅教徒，他们都各自严格遵守着自己神圣经典里的教义。

阿维森纳（980—1037年）是波斯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他出生于波卡拉省，曾在伊斯巴罕讲授哲学和医学，最后在德黑兰定居。他喜欢优裕舒适的生活，但他因持有非正统观点而遭到了神学家们的敌视。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译本，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所关心的主要哲学问题之一就是长期争论不休的共相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还成了经院哲学的中心问题。阿维森纳的解决方法就是尝试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相互调和。他最早提出“形式”的普遍性产生于思维，阿威罗伊及后来阿奎那的老师阿勒贝尔图斯，也提出过这一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不过，阿维森纳进一步限定了他的观点：共相同时存在于万物之前、万物之中与万物之后。当上帝依照某种模式创造万物时，它就已经存在于上帝的思维之中，也就是万物之前；当万物属于外部世界时，它就存在于万物之中；当人们以经验分辨模式时，它就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也就是万物之后。

还有一位杰出的伊斯兰哲学家，名为阿威罗伊（1126—1198年）。阿威罗伊出生于科尔多瓦一个民事法官家庭。他学过法律，曾做过塞维利亚的民事法官，后来还在科尔多瓦工作过。1184年，他成为一名宫廷医生，但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哲学观点，而且不满足于自己的信仰，最终被流放到摩洛哥。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从新柏拉图主义的误解中解救出来是阿威罗伊的主要贡献。如同之后的阿奎那，在他看来，只能基于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至于灵魂，他支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灵魂并不是不朽的，虽然“努斯”不朽。鉴于这种抽象的“努斯”是一元的，其存在并不说明个人的不朽，因此基督教哲学家们自然不愿接受这些观点。阿威罗伊通过拉丁文译本影响了经院哲学，还受到了后来被称为“阿威罗伊派”的自由思想家们的普遍推崇，他们同样反对灵魂不朽说。

作为一种运动，经院哲学以事先限定其结论而与古典哲学相区别。它必须在正统轨道内发挥作用。它在先辈中的最高典范是亚里士多德，其影响逐渐取代了柏拉图。在方法方面，经院哲学倾向于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运用辩证的论证而很少顾及事实。在理论上，最大的争议问题之一就是共相问题，它将哲学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实在论者依据柏拉图及其理念论，主张共相即是万物；正相反，唯名论者凭借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坚持认为共相仅仅是一些名称。

一般来说，经院哲学由罗瑟林开始。罗瑟林是个法兰西教士，他是阿伯拉尔的老师。对于他的生平，我们一无所知。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被记录在安瑟伦和阿伯拉尔的著作里。罗瑟林是唯名论者，按照安瑟伦的说法，罗瑟林认为共相仅仅是一点儿“声息”。在否定共相实在性的基础上，罗瑟林进一步否定了“共相高于个体”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必然导致一种刻板的逻辑性原子论。联系到三位一体，这就会很自然地生出异端的观点。然而，1092年，他不得不在莱姆斯公开承认错误。

出生于1079年的阿伯拉尔，是一位较为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巴黎求学并执教，在研究了一番神学之后，于1113年再度讲学授课。在这段时间，他和厄罗伊斯谈起了恋爱。结果，厄罗伊斯的叔父坎农·福勒伯特被激怒，他阉割了这位鲁莽的情郎，并把他们分别送进了各自的教士收容所。阿伯拉尔一直活到了1142年，并继续以教书远近闻名。他也是唯名论者，但比罗瑟林更为严谨。阿伯拉尔指出，我们判断某个词属性的依据并不是它是否存在，而是它是否具有意义。共相产生于事物间的相似性，但相似性本身并不像实在论者误以为的那样是某一事物。

13世纪，经院哲学运动达到了巅峰。同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出现了最激烈的场面。在这一时期，很多东西都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高潮。之后的几个世纪，即从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再兴，新的势力争相亮相。

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教士们自身哲学灵感的来源是新柏拉图主义，那么13世纪便是亚里士多德赢得胜利的时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打算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建立天主教教义。对于这样一项事业，要运用纯哲学的方法来完成，显然值得商榷。首先，亚里士多德神学与基督教所乐见的上帝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毫无疑问，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作为教会内部的一种哲学影响，获得了一个完整而持久的落脚点。如今，托马斯主义已经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教义，并被照它原来的样子在所有的教会学校里讲授。现在，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官方学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哲学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和强大的支持了。当然，在托马斯那个时代，他的哲学也并非一夜之间就拥有了这样的特权地位。但后来，随着他的权威日益牢固，哲学的主流再次迈入世俗道路，并恢复了渗透在整个古代哲学中的那种独立精神。

托马斯来自阿奎那村（该村庄是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姓氏命名的）一个伯爵家庭，这个村子离蒙特卡西诺不远，而托马斯便是在那里开始求学的。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六年之后，他于1244年加入了多米尼克修士会。后来，他到了科隆，在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手下继续做研究工作。在当时，马革努斯算是一流的多米尼克修士会教师和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在科隆和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托马斯于1259年回到意大利，并花费五年的努力撰写了《异教徒驳议辑要》，该作品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1266年，他又开始撰写《神学纲要》，这是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其间，他还为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著作做了注解，而这些著作都是他的朋友威廉为他提供的希腊原著的直接译本。1269年，他再次去到巴黎，并在那儿居住了三年。那时候，巴黎大学敌视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因为后者让人想起它与当地阿威罗伊派的一些联系。在灵魂不朽这个问题上，如前所述，阿威罗伊派的观点与基督教教义相比更加接近亚里士多德派。对于亚里士多德派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好迹象，因此托马斯费心尽力地把阿威罗伊的观点清出去。尽管这意味着要删去自己的部分原文，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相当成功，而这一成功为基督教神学拯救了这位斯塔基拉人[1]。1272年，托马斯回到意大利，并于两年后在去往里昂出席会议的途中过世。

很快，托马斯的哲学体系获得了教会的认可。1309年，多米尼克修士会宣布其为该会的官方教义，之后不久又于1323年被确认为经典。从哲学意义上讲，托马斯体系或许并不像其历史影响表现得那样重要。它的结论是基督教义事先就强加给它的，因而它的哲学意义被这一事实所损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允许论证将我们带到任何地方，但在这里，那种不计利害的公正和超然都不见了。另外，伟大的《神学纲要》体系则是一座脑力劳动的丰碑，其中的一些对立观点被阐述得如此清晰而完整。从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解上看，托马斯表现得好像完全是这位斯塔基拉人卓越的学生。在这一点上，他的任何一个前辈，甚至他的老师，都是难以企及的。与他同时代的人都称他为“天使博士”。对罗马教会来说，托马斯·阿奎那确实是一位使者，还是一位导师。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中，本质与存在这两个术语均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潜在性及现实性理论。本质纯粹是潜在的，而存在则纯粹是现实的，因此有限的事物中总是包含二者的一种混合物。存在必须以某种活动来体现，而对任何有限的事物而言，这种活动必须由别的什么事物引发。

实际上，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证明，在性质上与亚里士多德派相同。托马斯·阿奎那所提出的论点是，有一种本身未被推动的推动力和一个没有起因的原因。而且他认定，在任何情况下，推动力和原因的无限循环都是不允许的。这恰恰推翻了论证的前提。拿第二项论证来说，假如每个原因本身还有另一个原因，那人们就不能再说“有一个没有起因的原因”。这完完全全自相矛盾。但应该说一下，他没来得及考虑时间上的因果链。这是一个有关原因序列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原因序列是指一个原因取决于另一个原因，有点儿像悬挂在天花板钩子上的一根由链条构成的链环。天花板就是首要的或者说是没有起因的原因，因为它并不是挂在任何别的东西上的一个链环扣。然而，只要循环不产生矛盾，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否定循环。大于0而小于或等于1的有理数数列是无限的，而且它没有第一项。就运动而言，循环问题甚至都不需要提出来。相互围绕旋转的两团受重力作用的粒子，就像太阳和行星那样，将永不停息地持续运动下去。

关于上帝存在的第四项证明，始于承认有限事物的不同完善程度，也就是说，事先假定存在某种完美的东西。第五项，也就是最后一项论证指出，自然界的非生命体似乎在促成某个目的，即让世界充满某种秩序。这即是在暗示一个外在智力要如此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非生命体不可能有自己的目的。这一论证被称为目的论证或设计论证。在这个论证中，人们假设必须对秩序加以解释，这样一种假设无疑是毫无逻辑根据的。我们同样也能说，无序也需要解释，那么论证也就走向了另一个歧途。圣·安瑟伦的本体论，被阿奎那否定了。可奇怪的是，他是从实用的角度而非从逻辑上否定了它。由于没有一个被创造的（故而也是有限的）心灵理解上帝的本质，所以隐含于上帝本质之中的上帝的存在，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如此推导出来。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是一种处于神所创造的世界之上无形的天父，而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则以某种方式与现世同在。阿奎那的上帝就以那样的身份具有无限多的、一切肯定的性质。这一点是自上帝存在的这个单纯的事实中以某种方式推出来的，尽管我们对关于其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所能做的回答是否定的。在阿奎那看来，一个有限的心灵不能做出一个肯定的定义。

在文艺复兴前一直主导哲学界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描述和改编的版本。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抛弃的，也并非都是亚里士多德甚至阿奎那的学说，而是某些愚昧的形而上学思辨习惯。与形而上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重视经验的学习态度。罗吉尔·培根所要强调的，正是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培根是一位弗兰西斯派学者，正是受其影响，中世纪的思维方式开始彻底转变。培根与阿奎那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从不反对神学。在为后来发展起来的更近代化的研究路线奠定基础时，他也根本没打算去贬低教会在宗教事务中的权威。大体上，13世纪后期及14世纪初期的弗兰西斯派学者们都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对信仰与理性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仍加速了中世纪的崩溃。

罗吉尔·培根约生于1214年，逝于1294年，但这两个年份都不十分确定。在牛津和巴黎求学期间，他全方位掌握了所有学问分支的渊博知识，这与从前的阿拉伯哲学家有点儿像。在反对托马斯主义方面，他直言不讳。在难以直接阅读原著的情况下，托马斯·阿奎那竟然仅仅根据译文便做出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评注，这一点让培根颇感吃惊。译文往往不可靠也不可信，何况，亚里士多德固然重要，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事，比如托马斯主义者数学很差。要获取新知识，就必须依靠实践，而不是权威。对于经院辩证法的演绎法本身，培根并未进行批判，但他坚持认为，只是推导结论还不够，要使人信服，则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对于这种崭新的观点，正统派当然会心生反感。培根于1257年被赶出牛津，之后流亡巴黎。1265年，前教廷驻英格兰使节居·德·福勒克继任教皇，也就是克莱门特四世。他对培根这位英国学者颇感兴趣，便请其写一篇个人的哲学纲要。1268年，培根罔顾弗兰西斯派发出的禁令，交付了这份纲要。结果，他的学说获得了教皇的支持，因而被允许重返牛津。不过，教皇当年就过世了，而此时的培根仍不懂得圆滑处世。1277年，一场大规模的定罪讨伐运动开始了，培根等众人都被叫去解释个人的观点。不知为何，他被认定为有罪，总之就蹲了15年的牢房，直到1292年才获释。获释两年后，他就离世了。

或许中世纪思想最伟大的集大成者是但丁（1265—1321年），在其著作里可以找到综合的中世纪思想。的确，他创作《神曲》时，中世纪正开始瓦解。因此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纵览一个经历过全盛时期的世界，回顾一下托马斯·阿奎那时代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派复兴以及在意大利城邦中规勒夫派与基伯林派之间长久的宗派斗争。显然，但丁读过“天使博士”的大作；同样，他也熟悉当时普遍的文化活动及普遍为人们所知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神曲》所记叙的显然是一次经过地狱、炼狱而升入天堂的旅行，但在旅途中，但丁以一些语段和隐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世纪思想的概要。1302年，但丁自家乡佛罗伦萨流亡他乡。当时，在对立派系之间此起彼伏的长期争斗中，黑党规勒夫派最终掌权。但但丁家族所支持的是白党规勒夫派，他本人也坚定地持有帝国职能的观点。《神曲》中提到了大量的这类政治斗争以及引发这些事件的近期历史。从本质上来说，但丁倾向于基伯林派，他钦佩并仰慕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诗人的心目中，这位理想皇帝的化身具有广博的见识和阅历。

但丁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但这并不是他名声在外的唯一原因。首先，他把大众的语言锤炼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字工具，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一种超越各地方言的标准。在这以前，仅有拉丁文曾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现在意大利文则变成文字表达工具了。作为一种语言，意大利文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变化不大。最早使用意大利文写诗的人可以追溯至皮却·德拉·维格纳，他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但丁从好多方言中采纳了自认为最好的部分，并以自己的母语托斯卡语为基础，造就了现代意大利的文学语言。大概在同一时期，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也都发展了大众语言。在但丁之后不久，乔叟便出现了。可是，学者们仍长期采用拉丁文来进行学术研究。笛卡儿是首次用本国语言写作的哲学家，但那只是出于偶然。拉丁文渐渐走向衰落，但其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直到19世纪初才完全被那些学问家抛弃。自17世纪至20世纪，法语继承了这种国际交流的功能，而如今，英语又取代了法语。

至于政治思想方面，在帝国早期的影响行将消失时，但丁还是帝国强权的一名斗士。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民族国家日渐壮大，而世界帝国的观念却或多或少不受欢迎，这与但丁的中世纪观念是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倘若他可以看到这种变化，那么意大利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进程或许会提前很多。这倒不是说，一个无所不包的帝国的古老传统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支持这种发展，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这种结果使得但丁的政治理论在实际政治领域中一直没有发挥什么太大的作用。

《神曲》里那些关于古人地位的奇怪问题，对我们来说似乎没什么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信奉基督教，就觉得以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该受到永恒的诅咒。尤其是“智慧大师”亚里士多德，肯定是值得我们颂扬的；而且，由于没有接受洗礼，这些思想家自然就不是基督教徒。因此，但丁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古代的哲学家作为非基督徒应该下地狱，我们也确实在有关地狱的章节中看到了他们，不过但丁在地狱中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地方——险境之中的一块天堂飞地。那时候教条的约束力过于强大，导致人们觉得怎样安排以前那些非基督教的伟大思想家都成了难题。

在近来的三四百年间，一种重视活动的伦理观将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因为西方的技术征服了世界，所以其伦理观也随之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新的影响。

【注释】

[1]斯塔基拉人，即亚里士多德，他是色雷斯的斯塔基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