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不拘常法，重赏重罚/乾隆驭将好用非常之法

【原文】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精解】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有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意思是：世上一定是先有不同寻常的人，才会有不同寻常的事；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事，才能立下非同寻常的功劳。非常就是不同寻常。有人套用这句话的形式，说“处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法”。无论是司马相如的原话，还是后人的套用之语，都很有道理，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遵循常规和灵活变通的关系。在这方面，孙子绝对是高手。我曾在《世界兵学双璧》一书中专题分析了孙子的“常变论”。《孙子兵法》中既注重研究一般的谋略思路和办法，又注重研究特殊情况之下的特殊谋略思路和办法，常变结合。眼前这段话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孙子认为，一个将领统率“王霸之兵”深入敌国作战，必定遇到重重阻碍，遭受顽强抵抗，部队不断伤亡，官兵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之下，将领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和方法才能使自己的部队继续保持所向披靡、势不可挡的状态。具体办法是“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这里的“无法”就是超出惯例、破格；“无政”，与“无法”互文见义，指的是临事应变，超越常规。“悬”，就是颁布、施行。整句话强调的是，深入敌国重地、处于危急境况时，就应当实施与平常制度不同的奖赏，即重赏；颁发与平常制度不同的特殊法令，即重罚。

战争既是力量的拼搏，更是意志的较量。越是在危险的关头，精神意志的作用越大，特殊情况下甚至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所在。常言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必有畏者。”超常的重赏，往往能够激发官兵们拼死决战的勇气，超常的惩罚，也往往能够迫使官兵们敬畏严明的军纪或肩负的职责。在孙子看来，如果这两手运用得好，其效果必定是“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用、动之意。即一旦动用军队，统率三军之众作战，所有官兵紧密团结，各个部队协调一致，上上下下携手共进，如同一个人的四肢那样灵活自如。

清高宗乾隆皇帝正是因为活用了这一“非常之法”，才赢得了“十全武功”。

乾隆即位后，边疆叛乱不断，各地武装起义也相继而起。乾隆善文好武，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为振奋军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重视驾驭将领和激励士兵，注重明赏严罚，甚至重赏重罚。为了明确赏罚之制，乾隆帝在四十九年（1784年）颁布了《行军简明军律》，严格规定下几十条赏罚条例，用以振奋军威。将士在战场上只要勇于作战，都可获得从赏银到授予世职不等的奖赏。在用将方面，乾隆帝也常常破格用人。最为著名的要数破格提拔任举、高天喜二将。

乾隆十一年（1746年）固原兵变，叛军夜攻提督署（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固原游击将军任举发现叛乱后，单骑前往鼓楼鸣角，召唤各部队反击。叛兵害怕了，仓皇退却，任举领兵追击，斩首10多人，擒获40多人，击败攻城叛军，随即被乾隆提拔为参将。十二年（1747年）征讨金川叛军，各将却大多畏缩不前，独任举骁勇善战。总督张广泗上奏说：在川镇将，忠诚勇敢无出任举右者，建议提拔。于是，乾隆破格提拔任举至重庆镇总兵。前后一年时间，任举由游击升至总兵，由正五品晋升到正二品，可见乾隆破格用将的气魄。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下令按照提督规格赐恤，加都督同知（战区副司令），加封荣誉称号“勇烈”，建昭忠祠以供后人祭祀。

高天喜是乾隆帝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另一位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副将军兆惠进军伊犁，高天喜以甘州守备之职跟随参将迈斯汉前往增援。遇到噶勒杂特武装百余人拦截，高天喜领兵杀之，缴获其驼马。不久，前方传来兆惠被困济尔哈朗的消息，众将议论应当迅速前往救援，但是主将迈斯汉胆怯不进。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听说之后，上报朝廷，于是乾隆下诏革除迈斯汉职务，以高天喜代为参将，没多久又提拔为金塔协副将，很快又提拔为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一年之内高天喜由守备升至总兵，连跳几级，在前清时期实属罕见。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回疆之役中战死。乾隆御制诗悼之，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在这种重赏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勇猛、善战的将领，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乾隆帝驭将，既重赏，也重罚。对有功之将予以重赏，对于无功败将则处以重罚。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在近2年时间里，总督张广泗带领的3万清军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十三年（1748年）乾隆加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特使，到前线指挥作战。张广泗与讷亲闹矛盾，各持己见。进攻4月有余，损兵折将，仍毫无进展。乾隆将张广泗、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为警示全军，乾隆帝于十三年针对将帅贻误军机的问题，特意研究讨论，增军律三条：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斩立决；将帅因私忿娼疾推诿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蛊惑众心，藉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九·刑考》）

乾隆帝的重赏、重罚的驭将政策起到了励将奋进的作用。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10次，均获胜利，乾隆帝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10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10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帝实施重赏重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擢将士，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不能和衷共济、争功嫉能的将帅，不能遵守军纪、腐败无能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10次战役中乾隆帝诛杀身为皇亲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共有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池双明，《二十四史管人智慧》）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明太祖宝训》）他认为，赏罚之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君掌握赏罚大权以统治国家，一切赏罚都要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以对有功劳的人虽有所厌恶也必须奖赏，对有罪过的人虽有所喜爱也必须惩罚。不难看出，孙子所提倡的重赏重罚，不仅是战争状态下统兵打仗的方法，也可作为平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推而广之，恐怕也不失为现代管理的重要方法。现代管理的核心，就在于培养上下一心的认同感，换言之，就是要使所管辖的单位呈现孙子所说的“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的状态。无论社会管理还是企业管理，恐怕没有哪个领导者希望自己的“麾下”乱作一团、各自为营，面临难关或攻关之际，他们无不希望全体人员同心协力“若使一人”。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办法是，借鉴孙子的思想，根据具体情况实施重赏重罚的奖惩制度，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确保组织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