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先知敌情，必取于人/国共两党历史上典型的间谍案

【原文】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精解】

孙子连用4个排比句怒骂吝啬的国君、将帅之后，紧接着指出赢得战争胜利的必由之路，那就是“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英明的国君、贤良的将领，之所以一采取战争行动就能够战胜敌人，而且取得的成功超过同时出征的众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关键就在于对敌情、地形等重要情况做到了“先知”。

孙子在《形篇》中提出过“先胜”的概念，认为取得胜利往往是因为预先具备了取胜的条件，预先立于不败之地。这里又提出“先知”，进一步说明“先胜”的前提和基础是力求做到“先知”。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了周朝大夫刘康公的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也指祭典。戎，兵戎，指兵器、军队，也指战争。春秋时期，对一个诸侯国来说，祭祀和战事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所以，孙子一开篇就借用“庙算”一词，比喻战略决策的活动过程。可见我们的祖先曾经很长时间里是靠巫师占卜的方式预测战争凶吉、胜负，然后决定打还是不打。孙子一改前人这种唯心、迷信的做法，明确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连用三个“不可”，否定了占卜超验之类方法的科学性，认为用这些方法不可能预先准确地了解敌情。

“不可取于鬼神”强调不能向鬼神祷告，烧香磕头，摆放祭品，念念有词，请鬼神保佑。

“象于事”和“验于度”，是原始预测活动中常用的两种方法。中国古代有所谓象数之学。“象”即用肉眼观察，如相宅、相墓，看风水，相人、相马、相刀剑。“术”则是用数理推算，如式法、选择、卜筮。古人认为，吉凶之类的事情，有象有数，象靠观察，数靠推算。一般说，相术属于前一类，占卜属于后一类。然而很多数术，既有象，也有数。比如天文，夜观天星、望云省气是取于象，推躔度、排干支是取于数。“象于事”是用同类事物类比推断，“验于度”是用天象的度数来推验，似乎前者是用类推法，后者是用计算法。孙子认为，这些办法都多少有些“猜”和“蒙”的成分，难以准确预测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况。

正确而又可靠的方法只能是“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一个“必”字，意味着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舍此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注意，这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知敌之情者也”。也就是深入第一线，或者潜入敌人内部、了解真实情报的间谍。我们说，孙子是唯物论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先哲，除了“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然后决策的观点之外，这句话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战争史上，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突破重围，就得益于隐蔽在敌人内部的红色间谍及时地掌握了敌军绝密的“铁桶计划”。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原计划3个月完成，结果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9月，他用了一年也未能消灭红军。这个时候，德国军事顾问冯·塞克特将军建议以坚不可摧的碉堡封住红色区域，然后以优势兵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消灭红军，这就是所谓的“铁桶计划”。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赶往庐山，参加蒋介石主持的高层军事会议。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在会上雄心勃勃地抛出了“铁桶计划”，准备以12个师的兵力继续佯攻红军，将红军吸引在苏区，同时从各地秘密调集100万兵力，以红都瑞金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径为150公里的大包围圈，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困。蒋介石计划待合围形成后，各部队每天前进5公里，每隔5公里拉上一道高2米的铁丝网，构筑以碉堡为主体的包围圈，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合围瑞金，让中央苏区的红军无法逃脱。会场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每位领取文件的与会官员都要按收件人的编号亲自签字领取。时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与共产党交往颇厚，对革命深为同情。通过莫雄，中共地下党已经在国民党的专署、保安司令部以及南昌行营安插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有的就在蒋介石的身边。庐山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莫雄便带着有关“铁桶计划”的保密文件下山，并把这些材料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参谋项与年。项与年接到情报后连夜把敌军的军力配备、各部队的推进计划、火力网点设置、后勤机构设置等用特种药水密写在4本新买的学生字典上，还把一些重要的军事标图描到薄纱纸上，以确保情报的精确性。情报处理完后，项与年经过装扮，开始向瑞金进发。进入兴国后，项与年看到每条路上都有敌人的哨卡，青壮年根本无法过关。情急之下，他把自己的4颗门牙一一敲掉，用双手拉乱头发，打扮成一个乞丐，把情报藏在讨米袋里，终于成功地闯过敌人的关卡，于10月7日把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手中。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等人得到蒋介石“铁桶计划”的情报后，迅速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此时，距蒋介石制订“铁桶计划”仅十几天。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共8.6万多人，从10月16日到18日，分别在4处渡口渡过于都河，安全向西转移。10天后，国民党各部才按计划完成对瑞金的包围，但已错过了合围的最好时机。

由此可见，使用间谍和获取准确情报对战争的胜负极其重要。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得情报者得胜券，失情报者失全局。斯大林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为了打一个胜仗，是需要几个军的，但是破坏这个胜利，只需要某个师或某个军部内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人的人。

近年来，我们遭受的某些重大损失，就是因为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间谍泄露了重要情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军方间谍案——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案就是如此。1992年，刘连昆退休时被间谍策反，被封为国民党的少将，为台湾方面提供重要情报长达7年之久。尤其是在1996年我军军事演习期间泄露的情报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一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台独”气焰十分嚣张，3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之际，我军决定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震慑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演习原先的预案是：实弹射击，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超过40亿元人民币，规模庞大。但在演习前，台湾方面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为避免演习引发大战，中央立即下达“三不原则”。刘连昆将这些绝密情报告诉了台湾方面，使得原本十分惊恐的李登辉无所顾忌，胸有成竹，而且主动向外界透露大陆准备试射导弹的消息，并特意强调导弹是空炮弹，弹头部分仅为精准测试系统。这些信息消除了选民的恐惧情绪，李登辉顺利赢得大选，“台独”气焰也更为嚣张。

不过，李登辉有得也有失。他在竞选过程中不小心说出“中共所有行动都在我们掌握中，大陆的飞弹是空炮弹”。这就引起我方的警觉，由此判断我方高层有“内鬼”。1999年4月，台湾间谍叶炳南在大陆被捕后，供出了刘连昆，潜伏7年之久的少将间谍才被挖掘出来，并被处以死刑。教训极为惨痛。

现在网络十分发达，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漫游天下，不用敲门便可以潜入用户系统。然而，各个领域都存在“知敌之情者”，领导层应该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