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兵如率然，旅进旅退/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军的不同状态

【原文】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精解】

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故事：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在吴国被囚禁3年，受尽了屈辱。回国后，他发愤图强，立志复国。经过10年卧薪尝胆，越国恢复元气、兵马强壮，将士们又一次向勾践请战，纷纷说：“大王，越国的四方民众，敬爱您就像敬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现在，儿子要替父母报仇，臣子要替君主报仇。请您再下命令，与吴国决一死战。”勾践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战要求，把军士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坦率地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不为士兵少而忧愁，只是忧愁士兵们缺乏自强的精神。”并提出一个作战要求：“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左丘明，《国语·越语上》）即我不希望你们单凭个人的勇敢行事，而希望你们步调一致，同进同退。到了出征的时候，越国的人都互相勉励。大家都说，这样的国君，谁能不为他效死呢？由于全体将士斗志高涨，终于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

这则故事中，“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这句话很有意思。“旅进旅退”，即整个部队同进同退，反映了整体作战、联合作战的思想，与孙子所提出的“兵如率然”思想完全一致。

孙子先是提出把官兵们投放到无路可走的绝境，以激发出其如专诸、曹刿一般的杀敌勇气。但是，他认为光有刺客那样的匹夫之勇还不够，搞个暗杀还可以，战胜千万敌军就不行了，还必须发挥整体力量。于是，他强调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先说说“率然”二字。孙子说是“恒山之蛇”。这是汉简本的说法，传世本则写为“常山”。在中国古代，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凡事物或人名有与之相同字者，必须另改一字以示避讳。否则被视为大不敬，要被杀头的！所以，专家们推测“恒山”改作“常山”恐怕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或为避宋代真宗赵恒之讳而改。我们还是还原其本身，写作“恒山”为宜。恒山，是指山西的恒山。这片山区的蛇反应非常灵敏，你打它的头，尾巴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就来救应，打它的腰，则头尾都来救应。孙子认为，指挥部队就应当像恒山地区的长蛇一样，“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整体作战和联合作战的重要性、必要性。

问题是怎样使部队达到“恒山之蛇”的程度？

孙子接下来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首先自问：“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然后自答：“可。”他用一个假设巧妙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相恶”，即互相交恶，长期仇恨。虽然吴国人和越国人有百年世仇，但是当他们同坐一条船渡河的时候，一旦遇到大风，即将翻船之际，他们会立刻本能地互相救援，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协调一致。这个假设意在告诉人们，要想使每个英勇的官兵和各支分散的部队形成合力、协调一致，关键是抓准他们共同的利和害，使他们面对共同的危害而本能地携手共进，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玩命地拼死决战。

解放战争中，军事实力远远不如国民党的共产党最终获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地方部队各怀私心，为保存实力，或观望、或拖延、或相互掣肘，总是不能统一行动，难以形成合力，官兵关系不平等。他们之间利益不一致，因此士气低落，士兵不会为军官死战。而共产党军队来自人民，官兵一致、作风民主，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很强。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军队缔造者们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享受同等待遇。因此，解放军士气高昂、作战英勇顽强。

其实，蒋介石并不像有些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他还是很有预见力的，他的大多数想法也都不错。只是他的决策一般都执行不下去。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决定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撤至锦州。但是卫立煌心里有他的小算盘，他害怕蒋介石将东北丢失的罪责加在他头上，所以坚决不撤。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傅作义心里也有一个小算盘，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他宁愿去做他的西北王，也不愿撤到长江以南受蒋介石的节制。因此，他坚决不撤，主张决战。

与此同时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各兵团中将领各怀私心，都只顾各自逃命。比如，蒋介石提议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部队，以对付刘伯承和粟裕的联合攻势，白崇禧当面满口答应，但到关键时候突然变卦，坚决不肯负责统一指挥，结果临战前蒋介石的主帅空缺，由此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很致命的。再比如，徐州大撤退时，各部队本应互相掩护，却变成了各自逃亡、互相践踏、人员死伤无数。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队各有各的盘算。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延误执行、推诿而难以实现。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形同一人、左右相救、生死与共？

再看看我军方面，在辽沈战役中，尽管东北野战军统帅林彪一开始对毛泽东“先占锦州，关门打狗”的战略决策有不同意见，但他们最终达成一致，并坚决执行。其实，毛泽东与林彪在攻打锦州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军事上的意见不同，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最终能够以是否有利于消灭敌军为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辽沈战役结束后，我军紧接着发动了平津战役。为配合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日夜兼程，秘密入关，与聂荣臻率领的华北野战军会合，采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为平津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好了准备。这要放在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了，中央军与地方军貌合神离，生怕蒋介石趁机打击异己，削弱自己的实力，让自己的部队当了炮灰，因此，他们为保存实力，只会表面上做出配合的样子，实际上则是观望不前。

在平津战役展开的同时，淮海战役也打得如火如荼，并于1949年1月10日决出胜负。整个淮海战役，解放军以60万战胜了国民党军的80万，被斯大林等人都称为奇迹的战役。其胜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为在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与中原两大野战军协调配合。同时，为配合平津战役，两大野战军对徐州杜聿明逃敌“围而不歼”，为拖住傅作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大战役之间的配合如此完美，关键原因在于中央的决策能很好地被落实、人民军队的利益一致、士兵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而战，因此，打起仗来配合密切，如出一人之手。这样的“率然之势”部队在战场上自然是团结作战，战无不胜的。

现在很多人非常注重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学习能力，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但是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也不可忽视。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很难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完成，需要动员和组织整个单位或团队共同努力。所以，聪明人务必学会使全员同舟共济的办法，摸准大家共同关心的利和害，营造“恒山之蛇”的态势，从而达到上下同心、协调一致、整体共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