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以情带兵，爱之有度/晚清八旗兵为何衰败

【原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精解】

古人说：“将得其人，则兵无不精，兵无不精，则国威自振，而虏寇之患自平矣。”（《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于忠肃公文集一·建置五团营疏》）似乎只要选对了将领，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如果仅仅是为了强调将领的重要作用，如此说法，不无不可。但是，从实际管理部队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就过于简单了。孙子早在吴王宫殿里训练宫女的时候就体会到，管理军队不仅要“将得其人”，而且还要将得其法，掌握带兵管理方法，士兵才有可能跟得上将领的思路和步伐，才有可能正确执行将领的各种指令。所以，他对将领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要求之后，接着又告诫将领带兵的方法：“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

首先他强调的是以情带兵的方法。将领对待士卒像对待婴儿一样，主动关心、爱护和培养他们，士卒就会感恩戴德，关键时刻便可以跟随他“赴深溪”。“深溪”，很深的山涧，指士卒跳下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如果将领对待士卒像对待自己最关爱的儿子一样，付出全部的真情予以关心、爱护和培养，作战的时候士卒就会跟随他同生共死，英勇拼杀。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普通士卒的待遇差、地位低，被认为是国君将帅的私人所属品，但是孙子看到了普通士卒的作用和力量。这句话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要求将领对士卒要有深厚的感情和关爱行动，要像热爱自己的婴儿、爱子一样去对待士卒；另一方面指出，关爱的目的是更好地用兵，得到士卒的忠心，让他们在作战时与自己同生死、共命运。这一主张揭示了军队建设中将与兵之间关系的实质：军队将领与士卒及其相互关系是构成军队内环境的主要因素，将领对待士卒的态度决定了军队战斗力的高低。所以，孙子主张将领应当真心实意地爱护士卒，这样才能激发士卒对将领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之心，才能造就强大的军队。

战国时期名将吴起亲自为士兵吸脓疮从而激发士兵斗志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相反，三国时期猛将张飞之死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它是从反面印证了以情带兵的重要性。在《三国演义》中，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杀掉，刘备得知后悲恸不已，本想立即报仇，但被诸葛亮、赵云等人劝住，准备伺机行动。但是桃园三结义之情令张飞报仇心切，每日借酒消愁。关羽死后两年，刘备才准备出兵报仇。刘备派遣张飞为讨吴先锋，但提醒张飞，要克制脾气暴躁的毛病，特别是不要酒后鞭打身边的士卒，更不要打完后还把他们留在身边使用，这样做是自取灭亡，提醒他以后要宽容待人，不能像原来那样了。

张飞回到行营后，立即责令帐下范疆、张达两员末将：限三日内置办白旗和白铠甲，三军挂孝伐吴。次日，范疆、张达入帐禀告：“白旗白甲，一时筹措不齐，须宽限些时日。”张飞大怒：“我着急报仇，恨不得明天就到逆贼境内，你们竟敢违背我命令？！”于是令手下将两个末将绑到树上，各鞭背50下，打完还恨恨地说：“你们明天一定要完成筹备任务，如若超过了期限，就杀你们示众！”范疆、张达第二天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筹备任务，两人一商量，与其让张飞杀了我们，不如我们杀了他。于是，两人当夜借禀报机密之事进入张飞帐中，短刀刺死张飞。张飞——一代猛将，就这样惨死于自己部下手中。

张飞的悲剧在于他对于手下官兵过度严苛，明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却非让范疆、张达去完成，完不成还要杀头。加上他平时对属下也是借着酒力，一言不合就非打即骂，属下对他的害怕、憎恶之情远远大于崇敬、爱戴之情了。

再看第二层意思，孙子强调的是爱之有度的方法：“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厚”是“厚待、厚养”的意思。这句话指出了三种错误的带兵方法：一是“厚而不能使”，即只知厚待而不会使用；二是“爱而不能令”，即只知溺爱而不会教育；三是“乱而不能治”，即士卒违纪而不会惩治。显然，这三种方法用情过度、有失分寸，那么士卒必然就像被娇惯的子女一样，关键时刻无法作战。晚清八旗兵的衰败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清兵入关的时候，八旗兵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但是，随着晚清政治的日趋腐朽，八旗军也逐渐腐败，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除了封建政治腐朽这一根本原因之外，八旗兵享有的特殊优待也直接加速了其衰败过程。

清军入关以后，八旗兵作为开国功臣享有全面的优厚待遇。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供养起来，给他们授予官职、让他们承袭爵位，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保证他们过着上等社会的生活。同时，这一系列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使得“从严治军”的信条在他们身上无法真正实行。事实上，八旗士兵在社会上惹是生非、打架斗殴、作奸犯科，久之便成为京城和各八旗军防地的一项公害，各级旗营军官总是相互庇护，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问，致使八旗兵的气焰愈加嚣张。八旗军的训练，大都是虚应故事。不仅平日射箭拉弓沦为徒具形式且不起实际作用的规章制度，就连三年一次的大阅兵也不过临时稍加演习，过后即置而不问。负责监督军训的御史大臣虽心知肚明，却仍层层欺瞒，不愿意说出真相。一次，某王爷奉命阅操。有一名步军校迟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处罚。执刑人解开他的衣服，却发现一大堆小古董从其身上掉下来。王爷问是怎么回事儿，步军校哭着回答说：家中有10口人，每月只有5两俸银，吃不饱饭，只好从古董店里领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贩卖以养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庙会，所以上操迟到了。最后连王爷也只好将他放了不加责罚。乾隆、嘉庆皇帝对八旗军内部隐瞒真相、姑息迁就的情形并非毫无所知，也曾多次批评八旗官兵和监察御史。但他们除了在口头上提倡“鞍马骑射功夫”外，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相反，他们不断降低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技能考核标准。如那时规定，各旗挑选马甲时不再校阅骑射功夫，只是将备选之人传赴衙门，令其拉弓，即行选取。这种看似方便考生的做法，实际上是姑息了仅把当兵作为谋生手段的八旗子弟，纵容了旗人不习武艺、整日游荡的风气。这么一支长期养尊处优的军队，能不败吗？

毋庸讳言，前几年我们解放军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产生了一批以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为代表的“大老虎”，严重败坏我军风纪、削弱我军战斗力，影响人民子弟兵的形象。毫无疑问，产生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治军不严，军队过度放纵。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无论治国、治军、治企、治家，还是教育子女，孙子提出的“以情带兵，爱之有度”的方法都不失为法宝，值得我们借鉴并灵活运用。身为管理者，我们要力争做到厚而能使，爱而能令，乱而能治，把以情带兵与爱之有度结合起来，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张弛有度。如此，方能使被管理者产生与你同生死、共命运的强烈愿望，养成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关键时刻拉得动、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