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郑维山违抗军命主动出击

【原文】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精解】

优秀将领“君命有所不受”的胆量从何而来？难道他们就不知道直言犯上、违抗君命是要杀头的吗？难道他们就不明白纵然战功卓著，一旦惹得国君不高兴，到手的功劳和荣誉就没了吗？当然知道！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干这种傻事？孙子明确地给出了答案。他写下“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他用一个“故”字告诉人们，优秀将领敢于违抗君命的原因所在。“进不求名”，是说将领率领部队前进，赢得作战胜利，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退不避罪”，则是讲军队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撤退，将领不是将责任推给下属，而是主动承担。接着，孙子用了一个“唯”字，强调在这种将领心目中，进退攻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即如何保全民众的安全，如何谋求国君的利益。孙子认为，这样的将领才是“国之宝也”。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的人批判孙子“利合于主”这一思想，认为它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战争观。从文字表面上看，这句话确实具有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似乎一切都是为国君个人而奋斗。但是，如果深入琢磨，你会发现“主”字另有深意。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君就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利合于主”这一思想虽然表面上是讲符合国君利益，其实质也是呼吁将帅在战场作战时要考虑国家主体的利益，“主”不仅仅是指国君个人。而且，孙子将“唯人是保”放在“利合于主”前面，将人民安危放在国君利益之上，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进步的“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仁道是古代将帅精神境界的最高体现。

显然，优秀将领之所以敢于叫响“君命有所不受”，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无私才能无畏。他们的进退攻取都是为着民众、为着国家的，毫无个人得失的计算，所以无所畏惧。二是他们干大事且不惜命。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之所以评价袁绍不可怕，原因就在于认为其“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亡命”。即做大事情的时候，贪生怕死；见到蝇头小利的时候，却可以连命也不要地干。化用曹操这句话，即能够干出一番大事的人，往往“不惜身”。所以，这样的将领在战场上的前进和后退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和战争规律决定，而不是简单地顺从于国君个人的喜好。

古往今来，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达到孙子要求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还真不多。试想，谁在战场杀敌不想立下赫赫战功？又有几人在打了败仗之后敢于承担责任？只有毫无私心、胸怀天下，将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机断指挥、勇于进退、敢于负责，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坚决按战争的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

平津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在围歼敌35军的作战行动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优秀品质。

1948年12月，郑维山率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战役中他遵守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2月8日晨协同兄弟部队将傅作义集团的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国民党35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部队，装备好、战斗力强。该部一旦被歼，会直接动摇傅作义固守北平、天津的决心。12月8日下午，郑维山收到兵团电报，电文称：“军委已经严令我们确实包围35军于现在地区，并隔绝其与怀来之敌的联系。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任。因此我们亦要求你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如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定要追究责任。”这样的电令是很少见的，作为一军之长的郑维山感到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他深思熟虑后做了相应部署。按照命令，郑维山的任务是在新保安的西面围堵，东面和东南面如有敌人则不归他负责。

但是郑维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敌35军是傅作义的“心肝宝贝”，35军回撤北平，傅作义不可能不派兵接应和支援，傅作义最有可能命令位于怀来的104军西出接应。于是，郑维山多了个心眼，派了一支精干的侦察队，先于部队沿洋河向北平方向侦察。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他就接到侦察分队报告，傅作义派104军由怀来出动，企图接应35军。怀来距新保安路程不远，104军到达后即可对包围新保安的我方华北野战军部队实行两面夹击，敌35军可能就逃掉了。一旦敌104军和35军会合，将对整个战局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战况紧急，因此必须阻挡敌104军，不使其与敌35军会合。郑维山拿起电话问防守在新保安城东的4纵：“你们4纵在沙城地区有没有部队？”回答是：“没有，我们的任务是阻止35军东逃。”

郑维山很快接到侦察小分队的再次报告。敌方大股部队沿洋河北岸土路向西行进。郑维山赶紧拿起电话：“接兵团！”岂料，电话中传来的是：“报告首长，线路不通！”郑维山扔下电话，说：“给兵团发报！”然而，无线信号极差，根本联系不上。怎么办？上级的命令是3纵在新保安西面围堵35军，如果调部队去东南打接应之敌，就是违抗军令。而且，一旦行动失利，则是罪上加罪，必将受到严肃处理。可是，如果按命令于原地不动，接应之敌就会与被围的35军对我方形成两面夹击，一旦两股敌人合流，敌35军岂不就跑掉了？

是死守兵团命令，还是临机决断？郑维三思虑片刻，果断地对参谋长说：“抽出兵力，主动出击，立即行动！”他命令纵队9旅配属7旅的一个团，继续在新保安围城，坚决阻敌突围。然后于当晚亲自率领3纵队主力8旅和7旅（欠一个团）到沙城及其以南布防，阻击敌104军。第二天凌晨，敌104军先头部队与我军开始交火。与此同时，新保安的敌35军也猛烈向东突围，企图与104军会合。东、西两面敌人同时发起攻击，双方炮火交织，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正在此时，郑维山接到兵团发给他并报送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大意是：你擅自将3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果35军冲出突围逃跑，你要负完全责任。郑维山此时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从战场实际出发指挥部队坚决阻止敌104军与35军会合。他同时给兵团回电，并请兵团报中央军委：“现在我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令4纵增援我1至2个团。”经中央军委与兵团研究后，第4纵队参谋长唐子安受令率两个营增援郑维山。

在情况最危急时，104军与35军部队相隔不足4公里。但是，由于3纵队主力顽强阻击，两股敌军始终未能会合。战斗从凌晨打到傍晚，郑维山指挥3纵终于将敌104军击溃。这时，3纵指战员要求乘胜追击。郑维山却非常冷静地命令：“停止追击，返回原地待命。”指战员不理解，于是郑维山解释说：“打援是为了包围敌35军，现在援敌已经被打退，我们的任务仍是包围敌35军。至于眼下的敌人，跑不了多远就会成俘虏了。”

当晚，郑维山收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电文说：“新保安敌35军9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104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以南一村。3、4纵队昨（9日）击退东西两面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在郑维山接到嘉奖令的几个小时后，傅作义发出了“要求中共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的电报。郑维山将自己置身于腹背受敌、胜败未卜的危险境地而不顾，果断命令部队堵截傅作义的第104军对35军的接应，切断了第35军回撤北平的唯一通道，实现了毛泽东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道路，对下一阶段北平和平解放计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孙子倡导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在郑维山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军队作战总是有进有退，成王败寇。郑维山将个人名利功过抛在一边，从整个战场态势出发，才能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根据实际情况进退攻防，把战争逐步引向胜利。否则，将领利欲熏心、患得患失，或者死守成命、胸无大志，必然无法洞悉战争规律，招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