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掠乡分众，悬权而动/毛泽东通道转兵的建议扭转危局

【原文】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精解】

自古以来，孙子不仅被有些儒生斥为诡诈的始作俑者，而且还被批评为开烧杀抢掠之先河的人、掠夺狂。这是因为他毫不遮掩地提出军争的目的就在于争利。所以，讲完了军争的方法和谋略原则，以及对部队行动的要求之后，孙子直言不讳地说：“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掠乡分众，说白了就是抢。至于抢什么，众人解释不一。有的人解释为“分兵数路，掳掠敌国乡邑”，这显然是把“众”理解为众卒、兵力。有的人则解释为“抄掠敌国的农村，瓜分敌国的人力”，他们显然是把“众”理解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普通民众。这两种解释都可以说得通，但是，我们不妨增加第三种解释。孙子在《计篇》曾经说“兵众孰强”，意在强调将领要比较敌对双方兵器和物质保障谁的更强。由此可知，“众”，也有众物的意思，泛指一切财物。所以，“掠乡分众”不妨理解为掠夺敌国的乡邑和瓜分敌国的财物。“廓地分利”，其中的“廓”，通“扩”，开拓。此句意为我军要开疆拓土，分兵占领扼守有利之地形。这两句话，合起来都是在强调抢和掠。加上这一处，《孙子兵法》中一共用了4次“掠”字。如本篇前面提到过的“侵掠如火”，《九地篇》中则说“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宋代儒生抓住这一点，认为孙子倡导抢掠，简直是虎狼之兵，和烧杀抢掠的秦人没什么两样。批评者似乎非常仁慈敦厚，殊不知，战争自始就是一种暴力活动。既然是暴力活动，其当然就不同于日常生活，平常生活中的掠夺是不道德的行为，战争中的掠夺与被掠夺却是与生俱来的属性。古代战争讲究掠夺，现代战争仍然重在掠夺，只不过掠夺的方式和内容不同罢了。过去掠夺的是土地和财物，现在则是掠夺心理和制权：打垮敌人的意志，迫使其俯首称臣；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等，让战场或者地区，甚至世界按我的规则运行。这其实与孙子所说的“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这些话都是站在进攻者的角度上说的，强调以积极主动的行动去争夺利益。反之，作为防御一方，当然就要想办法阻止进攻者“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保护好自己的疆土和各种利益。

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没必要过多纠结，我们更应重视的还是“悬权而动”这4个字。“权”是秤砣，秤砣悬挂在秤杆上，用来称轻重。战国时期，人们经常用“权”和“轻重”指权术和兵术的运用，特别是指斟酌利害。孙子这4个字意在提醒人们，战场上并不是什么利益都可得，有的看上去好像有利，其实害大于利。所以，不要见到利益就眼红，遇到机会就冲动，夺什么地盘、争什么利益、用什么方法，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利害得失后再决定行动。曹操注释说：“量敌而动”，道出了孙子此言的深刻含义。1934年12月，红军通道转兵，可谓“悬权而动”的经典案例。

1934年10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时，原计划是进入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以此为依托转入反攻。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引导，湘江之战，红军再次受到围攻，损失数万兵力，几乎陷入绝境。1934年12月9日起，中央红军兵分三路进军通道。通道县的地名因其地形而得，这里的确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入湘西腹地，向南则通广西北部，向西可进贵州，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之处。在中央红军向通道进军的时候，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将去湘西的意图，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他在湘桂边这个方向上，摆放了10多万兵力，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的路上。可是，负责中央红军军事行动指挥的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通道后，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人。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兵西进，到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挽救危局。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贵州。12月18日，红军进入贵州省东南部的黎平时，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可以说，此次转兵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用孙子的谋略分析，毛泽东通道转兵的建议便是“悬权而动”的杰作。他根据敌情变化、道路远近和地区利弊，及时调整了前进方向。博古和李德则是不善于“量敌而动”，完全根据主观意志行事。

我估计，对于“悬权而动”的思想，不会有什么人反对，大家都希望根据实际情况的利弊灵活应变。问题是怎样“悬权而动”，关键要领是什么？

孙子紧接着给出了答案。他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分析这句话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个存在学术争议的问题。明代兵学家赵本学在《赵注孙子》中认为，这句话“与上文不相蒙，当在‘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之下，为一篇之结语”。但是汉简本于“悬权而动”下即接此句，意味着此句不在篇末。乍一看，赵本学的分析好像很有道理。的确，《军争篇》接下来的几段话都还是讲军争过程的谋略，还没讲完，把“军争之法也”放到最后做结束语似乎很符合逻辑，与《形篇》《势篇》的风格也非常相似。但是，仔细分析上下文，我觉得孙子把这句话放在“悬权而动”后面也很有道理。

《军争篇》一开始就提出了“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观点，告诉人们要善于在不利中看到有利，在祸患中看到机会，而不要见利就上、见患就躲。这就是辩证法，也就是智慧的眼光。那么，“悬权而动”的关键就是要具备这种慧眼，我们才能正确地“争利”，在“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过程中赢得胜利，而不至于误入歧途或陷阱。孙子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军争之法。

不言而喻，“悬权而动”既是一种兵法，也是一种哲学思维方法，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人们为人处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利”的问题。我们既不可为了贪图一点小利而丢了大利，也不可因为畏惧困难而放弃争利。一定要准确甄别利之大小、利中之患，或者患中之利，然后“悬权而动”。当争则争，当让则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