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我们不是“石达开第二”

【原文】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精解】

“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强调的是要善于选择被人们忽略的路径，也要善于将坏事变好事。这讲的是一条基本原则，或者思维方法。但是，我们与对方竞争过程中不可能总是绕着道走，总会遇到在同一道路上同时赛跑的情况。于是，孙子接着提出了直接竞争的办法。

他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凡事都有利有弊。军事竞争也是如此。“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就是提醒将领要注意，在军争问题上，有利就会有弊。与敌人争夺道路、战场、战机，一旦抢先一步争夺到手，当然是利。然而，争夺的过程之中随时会面临种种危险。这里所说的危险主要不是指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危险，而是万一将领不能把握好辎重与速度的关系时带来的危险。孙子说，“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举军，意为带着全部装备粮草，重装进行。委军，则意为丢下装备粮草，轻装前进。如果军队把辎重全都带上，当然有利于作战，这是“利”，但速度肯定提上不来，不能按时到达战场，这又是“患”。如果为了军队跑得快一点，破釜沉舟，把坛坛罐罐都扔掉，速度当然提上来了，这是“利”，但战士没吃、没喝、没武器，到达战场也无法作战，这又是“患”。

孙子进一步假设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卷甲而趋，就是把铠甲卷起来，轻装快跑，昼夜不停地跑，这样能够日行百里。用现在的军事术语来说，这是强行军。但是跑得快的冲在前面，跑得慢的落在后面，只有1/10的人能够按时赶到战场，9/10的人都掉队了。古代诸侯，一般都有三军。纵队是上、中、下三军，横队是左、中、右三军。三军之帅，都叫“将军”。这种强行军的行军方式使部队稀稀拉拉，无力战斗，三军的将领都有可能被敌人擒获。有的专家根据历史上的个别注释认为，当俘虏的不是“三将军”，而是“三军将”，即统率三军的主将。从战场实际情况分析，还是“三将军”符合逻辑。如果统率三军的主将都当了俘虏，各军将领还能安然无事？这显然说不过去。

第二种情况是“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蹶，就是折损。此句意为：这是日行五十里的行军情况，1/2的人能够按时到达战场，1/2的人掉队。虽然到达的人马多了一些，作战力量仍然不足，先头部队的将领有可能战死。

第三种情况是“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是常行军。日行三十里，有2/3的人按时到达战场，1/3的人掉队，但三军将领安然无恙，能够继续指挥作战。

这三种情况各有利弊，没有对错，就看战场实际情况和作战任务需要哪一种。“百里而争利”，适用于需要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夺生死攸关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形，只要能够先敌一步，哪怕剩下一个人也在所不惜；“五十里而争利”，适用于需要人们争夺十分重要的目标和战机的情形，既要加快速度，又要保持一定的战斗力；“三十里而争利”则适用于平常行军的情形。并非整个行军过程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模式，人们根据利弊，有可能轮换着采用不同的模式。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当年红军长征，既有百里而争利，又有五十里而争利，也有三十里而争利，其中我军在抢夺安顺场和飞夺泸定桥的争夺战中就轮番采用了急行军和强行军的办法。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历经大小战斗无数，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大渡河畔抢夺安顺场与飞夺泸定桥的战斗。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和彝族小叶丹举行了结拜兄弟的仪式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向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兼程急进，准备渡过大渡河。安顺场位于大渡河南岸的河谷地带，面对奔腾汹涌的大渡河，背枕巍峨挺拔的营盘山，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兵力无法展开，遇强敌伏击极易被消灭。营盘山的名称，就是人们为了纪念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而取的。1863年5月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因在此抢渡失败，才在清军和土司武装夹击下全军覆没的。据说在全军覆没之前，石达开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被俘受辱，他将5个妻妾、两个幼子沉于大渡河的水流中，并写下了“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的诗句，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叹。中央红军在同一季节接近大渡河时，蒋介石一面严令川军加紧布防，一面调集中央军赶往追堵，同时叫嚷：“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1师第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急行军几十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岸边。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他们马上以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在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冲向对岸，奇迹般地战胜有一营之众的守军、控制了渡口，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军虽然夺取了安顺场渡口，却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刘伯承计算，如仅靠缴到的4只渡船昼夜摆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需要一个多月。这时敌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只有几天的路程，川军主力也陆续赶来，面临着巨大危险的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中央军委得知安顺场的情况，一面要红一师及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然后沿大渡河东岸北进；同时又紧急决定以红二师第4团为先锋，夺取安顺场北面的泸定桥，然后主力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争取通过此桥。此时，敌军两个旅已前往增援泸定城，双方都在抢时间。

红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5月27日晨，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崎岖不平、悬崖峭壁的羊肠小道急进，沿途打掉了敌人一个营的拦阻，一直走到半夜，足足走了40公里。按现在的行军速度，这已经是急行军了。可是，第二天拂晓，红四团刚上路，就接到红一军团转发军委的电报，因敌情变化，军委命令他们提前一天，即于29日晨赶在增援川军前面到达泸定桥。他们打开地图一量距离，还有120公里，于是决定强行军。行军途中，红军发现对岸敌军两个旅正同自己隔江并行奔向泸定桥，紧急关头，杨成武、王开湘认为必须再加快速度。但是到了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雨，队伍摸黑行进在泥泞的路上，根本走不快。这时杨成武看到对岸的敌人点着火把，忽然有了主意，他让红军也打起火把，并告诉各连队：假使对岸敌人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就用白天被打败的敌人的番号，说是今天被“共匪”打败的某师某团某营的。就这样，红军欺骗着敌人，敌人也没有怀疑，两路的人，两路的火，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并行前进。走了几十公里，对岸的敌人停下休息了。红军抓住时机，加速前进。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河边的羊肠小道，本来很难走，此刻路面淌着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能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三步一摔，九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还不断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人推他：“走呀，前面走远了。”他才猛然惊醒，又加快步伐跟了上去。是的，我们的战士实在太疲劳、太困倦了。为了防止跌到河里，最后，我们不得不吩咐每人解下自己的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

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一夜急行军120公里，终于在29日晨6时赶到泸定桥边。接着与敌军展开了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铁索桥争夺战。经两个小时的激战，我军拿下了泸定桥。随后，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通过泸定桥后，毛泽东对指战员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欲借助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孙子不仅要求根据战场情况和作战任务灵活采用相应的行军方式，而且连用三个“亡”字提醒人们，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不能扔掉武器和必要的粮食。他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委积，泛指财物、货物。这就告诉人们，战争，乃至任何领域的竞争，都必须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没有实力做支撑，欲速则不达，干什么都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