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

自乱阵营，御将之忌/毛泽东为何三次赋予粟裕决断指挥权

【原文】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精解】

将领能不能活用谋攻之法和用兵之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国君是否敢于授权和放手使用将领。为什么要授权和放手呢？孙子紧接着说了一段话，即“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从各种史料来看，春秋之前尚没有专职武将。诸侯各国的领导体制基本上是文武不分，主要官员身兼文武二职，出将入相。平时在朝为官，战时领命出征，战毕回朝交兵、被解除统兵之权。上古时期的命将仪式通常都是临战前拜将，并不是授予终生荣誉，打完仗就不是将军了，回朝继续为官。大致从春秋末期开始，随着周天子“家天下”逐渐式微，诸侯坐大，各国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战争越来越复杂，不懂兵法的文官偶然“客串”一下将军已经不够用了，客观上需要一批专职的军事人才平时统领庞大的军队，战时应对复杂的战争。同时，随着世袭分封制逐步取消，作战成果成为官员加官晋爵的主要标准，一批在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将领被选拔出来成为军事统帅。孙子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吴王阖闾拜为将军的专职武将。进入战国时期后，专职武将大批涌现，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都是著名的武将。

随着专职武将的出现，国君的内心越来越纠结。一方面，国君需要授予武将军事大权，以便其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机断决策、灵活指挥；另一方面，武将军权太大，长期统军，国君又担心其拥兵自重，不听招呼，甚或起兵反叛。出于这种矛盾心理，当时不少国君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多种方式防范、控制武将。但是，事与愿违，这种做法反而搞乱了整个军队。孙子称之为“患军”，并分析了国君为患军队的三种常见现象。

一是“縻军”。“縻”指牛缰绳，也有捆、拴的意思。“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即国君不解战场的具体情况，不知道战场上已经不能进攻了，仍然要将领指挥进攻；战场上正需要继续进攻，却非要将领马上撤退，这就如同用绳索把将领的手脚捆起来，使其无法灵活地指挥作战。

二是“惑军”。齐国将军司马穰苴曾说：“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姜子牙，《司马法·天子之义》）他认为治国的礼仪法度不能用来治军，治军的礼仪法度也不能用来治国。治军讲究权变，治国注重礼义，两者尽量不要混用。孙子注意到，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即不了解治军的规律和特点，却要“同三军之政”，事无巨细地干预军中行政事务。这也就是简单地用治国的那一套来治军，规矩变了、套路改了，将领很可能陷入无所适从的迷惑状态。

三是“疑军”。治军有特殊规律，打仗更有特殊规律，尤其要善于运用权谋、兵法。孙子指出，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即在不了解兵法的情况下，非要亲自统军作战，将领必定产生疑虑。

一旦“三军既惑且疑”，军队上上下下陷入疑惑迷茫之中，必定军心大乱、斗志下降。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军队虚弱之时便是“诸侯之难”来临之际，其结果是“乱军引胜”。“引”，在此处为失却之意。梅尧臣注解此句：“自乱其军，自去其胜。”

综合来看，孙子这段话核心讲的是御将方法。但是，他没有正面讲，只是从反面总结教训。应当说，这些教训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宋王朝军队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宋太祖赵匡胤本身是靠陈桥兵变夺取了皇位，为了巩固皇权、防止武将效仿陈桥兵变，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军权，并严格控制武将。宋太宗赵光义进一步采取“将从中御”政策，自以为是军事天才，每临战事都要亲自“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宋杨亿，《武夷新集·李继隆墓志铭》）。一切都由赵光义自己制定，将领只能遵行、不能违背。而且还要派大员随军监督、严格执行。将领如果不按其阵图和谋划打仗，即使打赢了也要追究其抗旨不遵的罪名，弄不好还要丢官或被问罪抄家。如此的高压控制下，没有一个将领敢于积极作为，一切照章办事、照图打仗，战场所需要的灵活性、自主性、积极性全都不见踪影，自然是屡战屡败。

相比之下，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主要考虑战略问题，战役、战斗问题则放手让爱将各显神通。粟裕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常胜将军，毛泽东对其充分信任，曾经三次赋予其指挥决断权。

第一次是在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粟裕考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部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从敌人战斗队形中央插入，切断对解放军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整编74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国民党74师全部消灭。粟裕将这一想法向陈毅报告，陈毅当即表示同意，遂联名上报中央。毛泽东回电指示：“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次是在豫东战役期间，粟裕认为军委原定在鲁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第5军的计划条件尚不成熟，提出“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特别指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

第三次是在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建议把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两天，第二天就收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

正是由于毛泽东敢于放权、善于放手，战将才能够挥洒自如、越战越强，跟随毛泽东打出一个新天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子所说的御将之道并非撒手不管，任由武将擅权。孙子对武将与国君关系的比喻是很有讲究的，“将者，国之辅也”，一个“辅”字，既突出了武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明确了武将的定位和角色只能是国家这架战车上的辅木，必须与车体衔接紧密才能发挥安全保障作用。这就意味着武将不能脱离国君擅自作为，战略上要服从国君决策，战术上可以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应变。

孙子总结国君为患军队的教训，意在说明过于严厉的具体管理只能束缚人的手脚、遏制人的活力，从而引导人们反思什么是正确的管理方法。孙子虽未正面给出答案，其实人人已各有答案。应当说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目标管理论”道出了其中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