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在东汉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白虎通义》在东汉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从整体上来说，东汉王朝在文化建设方面继承了西汉王朝留下的遗产，因而没有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的文化重建问题，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文化的整合。“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20页从武帝开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将经学与选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利禄的诱使下，经学很快繁荣起来。事情总是有两面性，东汉王朝在继承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日益为其所困扰，经学的繁荣，儒生的急剧增加，使得经学越来越琐碎化，经学流派的增多也使其内部分歧日益严重。“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747页。“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814页。学派纷争、穿凿附会越来越甚。所以扬雄批评当时的经学说：“呱呱之子，各识其亲；哓哓之学，各习其师。”汪荣宝：《法言义疏》第十《寡见》，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217页。经学内部分裂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光武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上疏要求为《左传》立博士，引起古今文经学在刘歆之后的又一次交锋，范升坚决反对，陈元则对范升进行了批判。汉帝国立经学为官学，本意是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儒学内部的分歧，严重削弱了这一作用，使得整个国家面临意识形态的危机。为了弥缝经学的分裂，许慎相继著《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这些情况表明，学术整合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十一月，汉章帝刘炟接受杨终的建议，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讲议五经同异”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734页。。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贾逵、丁鸿、杨终、李育、楼望、成封、桓郁、魏应、刘羡等数十人。此次会议虽然主题为“讲议五经同异”，实则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在官方主导下的一次整合，由班固根据会议内容整理形成的钦定经典《白虎通义》，也就成了“永为后世则”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078页。的“国宪”，是钦定的官方思想文化的总纲领。这次会议之后，自西汉初年开始的文化重建运动至此完成，官方文化再也不像西汉那样，时时从民间吸取营养。东汉官方文化基本定型，停止了与民间文化的交流。事实上，在秦帝国镇压下，被迫转入民间的儒学至此也基本全部被官方接纳、吸取。因此，《白虎通义》在东汉文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具有“国宪”意义。研究易学对《白虎通义》的影响，可以考见易学在东汉文化建设中所占的地位和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