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对《白虎通义》的影响

易学对《白虎通义》的影响

以“讲议五经同异”为主题的白虎观会议，并不仅仅局限于讨论五经同异的问题，据《白虎通义》来看，所称引文献包括大量的谶纬之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儒学主要载体的五经，依然是这次文化整合运动中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作为其他经典之原的《周易》，也成为《白虎通义》所依据的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源泉。关于《白虎通义》与易学的关系，张涛先生不仅在其大作《秦汉易学思想史》中有专节论述，且写成专文《白虎通义与易学》刊发在《周易研究》二〇〇四年第六期。张涛先生的研究成果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在《白虎通义》中，直接称引《周易》原文的有二十五处，另外，论及《周易》的有七处，还有一节《蓍龟》，专门讲龟卜与占筮易学在政治、人伦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易学在《白虎通义》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易学对《白虎通义》的影响和在东汉文化整合中的地位：

第一，《白虎通义》对《易经》地位的肯定。

《白虎通义》追述《周易》成书的过程，认定伏羲画八卦、文王演《易》，最终孔子勘定成书。其卷九《五经》篇云：

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

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

（孔子）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

《白虎通义》关于《周易》成书的观点，部分出自《周易》本身，如“伏羲作八卦”，即采纳《系辞》的说法；文王演《易》，也采自《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至孔子时，“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九《五经》，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45页。，故孔子重新勘定。《白虎通义》对《周易》成书的认定，使得《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成为定论，增加了《周易》的权威性。

关于五经，《白虎通义》总结改造了贾谊等前人把经书与德行相联系的学说，将五经与“五常”——“仁、义、礼、智、信”联系起来：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九《五经》，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47页。

《白虎通义》在将“五常”与“五经”的相配中，与前之贾谊、后之班固略有不同。贾谊是以“六德”与“六经”相配，故有《春秋》；班固则认为“《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23页。这正体现了《白虎通义》对学术的整合与折中。《白虎通义》还引《礼解》对五经在教育方面的功用做了阐释，强调“洁静精微，《易》教也”，也是对《周易》在教育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可。

通过以上方面，《白虎通义》肯定了《周易》在东汉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认定它是“三圣”之作，蕴含“五常”之一的“智”，教人“洁静精微”。

第二，易学是《白虎通义》据以“正名”的重要理论依据。

“正名”对于儒学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据《论语·子路》载，孔子在回答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这一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说“必也正名乎”，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而《白虎通义》整合学术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对“名”的内涵重新阐释、界定。

《白虎通义》卷一《爵》篇：

何以言“皇”亦称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卷二《号》篇：

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易》曰：“黄帝、尧、舜氏作。”

这里，《白虎通义》引《周易》之文，来作为“‘皇’王天下”这一命题的理论依据。伏羲氏为“三皇”之一，其王天下即为“‘皇’王天下”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关于“五帝”是指上古哪些君主，学者说法不一。《白虎通义》引《周易》“黄帝、尧、舜氏作”，作为将“黄帝、尧、舜”纳入“五帝”的依据。又，卷五《诛伐》篇：“弑者试也，欲言臣子弑其君父，不敢卒，候间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引《周易》之文对“弑”这个富有政治、伦理色彩的名词的内涵予以重新界定，实含有由小恶而渐至弑杀之意。

卷七《圣人》篇：

何以知帝王圣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又曰：“伏羲氏殁，神农氏作。神农氏殁，黄帝尧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圣人也。

“圣人”在儒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道”的体悟者和传播者。被认定为“圣人”，其言行也就有权威性，代表真理。《礼记·乐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儒家判断是否为“圣人”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作”。《白虎通义》据《周易》之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古帝王都谓之“作”，故判定这些古帝王都为“圣人”。

又：

何以言文、武、周公皆圣人也？《诗》曰：“文王受命。”非圣不能受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汤武与文王比方。《孝经》曰：“则周公其人也。”下言“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先引《诗》论证文王是“圣人”，再引《易》论证汤武与文王比方，故同样是“圣人”。又引《孝经》以证周公也是“圣人”。

《商贾》篇：

商贾，何谓也？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这里《白虎通义》刻意对“商”、“贾”二字作了区分。引《易》之文以证“商”是贩卖货物的流通商人，不同于出卖自己固有之物的卖主。

卷九《衣裳》篇：

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衣裳何？衣者，隐也。裳者，彰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衣裳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含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是等级制度的外在表现。此处引《易》之文以佐证衣裳之功用。

第三，易学是《白虎通义》解释伦理规范、礼乐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

《白虎通义》不仅把一些在儒学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概念，通过“正名”的方式，依据五经经文、传文及谶纬等予以阐释、整合，还对很多重要的伦理规范、礼乐制度等从功用上给予解释，从制定的依据上给予说明。其解释、说明的主要理论依据仍然是包括《易》在内的五经。

礼乐在我国古典政治中有特殊的意义，也是《白虎通义》重点讨论的制度之一。卷三《礼乐》篇：

乐所以作四夷之乐何？德广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诗》云：“奏鼓简简，衎我烈祖。”《乐之语》曰：“受命而六乐，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兴其所自作，明有制。兴四夷之乐，明德广及之也。”

引《易》之文，说明乐“崇德”的政治功用，作四夷之乐，是为了表明统治者德泽被及四夷。

又：

八音者，何谓也？《乐记》曰：“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敔。”此谓八音也。法《易》八卦也，万物之数也。

所谓“八音”，是指乐器共八类，在解释为什么乐器是八类时，《白虎通义》认为是仿照《周易》八卦，因为八卦为万物之数。八卦为万物之数的说法出于《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说八卦能模拟万物情状。

卷四《封公侯》篇：

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人之急也。故列土为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

《白虎通义》引《易》“利建侯”，对于列土封侯、张官设府给予理论上的依据，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利民”，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卷五《诛伐》篇：

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故《孝经》曰：“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

引《易》解释冬至休兵、商旅不行，给这一政策法令予以理论说明。

又卷五《谏诤》篇：

所谏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灾咎将至无为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

这里《白虎通义》阐释的大臣进谏君主所应遵循的原则及具备的品格，体现了易学在东汉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类的还有卷七《王臣不事诸侯》篇引《易》“不事王侯”，来论证君臣关系：“此据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复言侯者，明年少，复得仕于诸侯也。”王者致仕之臣，不得复仕诸侯，年少之臣则可。

《辟雍》篇引《周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以论证“天子之大子，诸侯之世子，皆就师于外者，尊师重先生之道也”。

卷八《三正》篇引《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来解释说明王者受命，乃是受于天而非受于被取代的前朝帝王，故而应当改正朔。

卷十《嫁娶》篇引《易》“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来解释“设嫁娶之礼”是为了“重人伦、广继嗣”，对于婚姻的必要性给予理论上的说明。

卷十一《崩薨》引《易》“不封不树，丧期无数”来解释“生者哀痛之亦称丧”的问题，《易》“葬之中野”作为选择埋葬之地的理论依据。

第四，以易学为解释历史制度的证据。

《白虎通义》不仅将易学作为当世礼乐制度、伦理规范的理论依据，还据以解释历史上制度的证据。卷九《姓名》篇：“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书》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甲乙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书》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何以知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历，此殷之诸侯也。《易》曰‘帝乙’，谓成汤。”以帝乙作为历史上殷周帝王以生日名的依据。

第五，以易学来解释天道、自然的理论依据。

儒家的经典，除《易经》外，所研究的大多为人伦日用、社会伦理之学，对于自然之学，则甚少关注。扬雄在《法言·寡见》中说：“说天者莫辩乎《易》。”所以，在儒家论及“天”时，易学也就成了不二的理论依据。卷九《天地》篇解释天地生成：“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即源于易纬《乾凿度》“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但天地象君臣，“君舒臣疾，卑者宜劳”之伦理又与天象长运行而地不动矛盾。为了调和这一矛盾，《白虎通义》提出“以为阳不动无以行其教；阴不静无以成其化。虽终日乾乾，亦不离其处”的理论，依据就是《易》“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日月》篇又引《易》“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来解释“日月所以悬昼夜”、“助天行化，照明下地”这一自然现象。

从以上来看，易学是《白虎通义》进行学术思想整合的重要理论依据，涉及历史人文、礼乐制度、概念内涵、自然天象、伦理规范等领域，体现了易学在东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易学对东汉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白虎通义》作为皇帝钦定的“国宪”，代表的是官方文化思想建设的成果，也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它援引《易经》经传之文作为判定是非真伪的理论依据，也对当时的学者产生深刻影响。班固著《汉书》，即不时流露出受其影响的痕迹。例如，他批评京房“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班固：《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95页。，所据正是《系辞上》“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