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化敌为友，胜敌益强/解放军瓦解敌军的神奇威力

【原文】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精解】

战争是一个不断消耗的过程，尽管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草料，又鼓舞了官兵的斗志，但枪炮一响必有死伤，打的时间越长，伤亡越大，人马越少，军队越难继续作战。孙子提出了一个物资越打越多、士兵越战越强的办法。

孙子提出，高明的办法与“因粮于敌”“务食于敌”一样，不仅粮食草料可以取之于敌，战车、武器、兵员也可取之于敌。孙子以车战为例，说道：“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他鼓励官兵缴获敌军战车，对于一次作战缴获10辆以上战车的官兵，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得到奖赏的官兵斗志倍增，更加英勇地作战，更乐于从战场缴获敌军的战车，同时自己军队的战车损耗得到及时补充，战车越打越多。

第二层意思，他认为不仅要缴获，还要及时转化。“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更”就是更换，指用己方的旗帜更换缴获的敌方战车的旗帜，将敌方战车变为我军战车。“杂”有掺杂、交叉、混合之意，即将己方官兵与俘虏的士卒混合编组到每一个战车单元。比如，一辆战车，车上有三人——驾手、箭手、持戈手，车下有二三十步卒不等。一半俘虏兵，一半我方官兵，共同组成新的作战单元。

第三层意思，他认为不仅要把俘虏的战车和官兵编入我方的部队，还要“卒善而养之”，即善待敌方的俘虏，使得俘虏感激不杀之恩，心甘情愿地改换门庭，从而令敌军士卒成为我方作战力量。如此一来，战车增加了、人马壮大了、军队的战斗力随之增强，孙子称之为“胜敌而益强”。

应该说，孙子这一思想非常了不起。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孙子把握了矛盾转化的精髓，实现了以患为利、化敌为友，弥补了作战过程的战斗力损耗，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力量保障。

有的学者认为，孙子这一思想好是好，但实施起来不容易。敌人怎么能够成为战友呢？其实，春秋时代的敌国、敌人，往往同处一个“天下”，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普通官兵，双方并没有深仇大恨，不过是各为其主。一旦其主将战败，归降新主以留得性命也是当时的一种自然选择。所以，战争史上，明智的将领大多通过“善俘”化敌为友、越战越强。东晋时期的名将祖逖曾经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思想。

晋元帝太兴三年，东晋大将祖逖率军进至雍丘，准备继续进攻盘踞在黄河南北的后赵王石勒的军队。后赵是十六国时期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因其建立在战国时期赵国的地盘上，所以被称为后赵。祖逖在出师前十分重视感化敌区人民、宽待俘虏。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厚待捕获的石勒降卒，并释放其回家，因此敌区军民“感逖恩德”，“归附者甚众”（房玄龄，《晋书·祖逖传》）。当时后赵的石勒在黄河沿岸地区军事势力强大，当地一些坞堡主迫于石勒的威力，不得不臣服于石勒，送子弟到石勒帐下当人质，表示归顺。祖逖理解他们的处境，对儿子在石勒帐下做人质的坞堡主及家属采取宽大政策，允许他们表面上归顺于石勒，实则归顺东晋朝廷。祖逖有时还会派出小股部队，假装打击这些坞堡，以表明他们并未归附晋朝，消解石勒的疑心。祖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活用了孙子“卒善而养之”的思想，使各位坞堡主感激不尽，因而经常暗地主动向祖逖传递情报，禀报后赵军队的一举一动，祖逖因此在战场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屡破后赵军队。祖逖的正确政策深得人心，为顺利收复黄河南北大片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化敌为友、变敌人的士卒为我方的作战力量，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利益集团或民族部落之间的利害关系还是使得敌对双方难以真正融合。因而，战场上常常出现“诈降”，或者降而又反的情况，于是杀俘、坑卒之事屡见不鲜。例如，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将赵军40多万俘虏血腥坑杀，用白起的话来说就是“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项羽在新安大开杀戒，坑杀秦军降卒20万人。之所以如此残忍，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然而，杀戮越多，反抗越大。白起自以为杀掉40万俘虏足以吓破赵人的胆，从而能不费吹灰之力攻陷赵国都城邯郸，结果事与愿违，秦军在邯郸城下遭到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兵回国。项羽也是如此，杀俘事件使得秦人家家户户披麻戴孝，对项羽恨之入骨，这就埋下了日后楚汉战争中项羽落败的祸根。

尽管化敌为友相当困难，但办法得当还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要找准利益关切点，在孙子所说的“善养”二字上做文章。要善意地对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要友善地礼遇，给予优厚的物质利益，便有可能转化敌人，减小矛盾对手。

在这方面，我们解放军可谓高手。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通过实行宽待俘虏政策，从政治上动摇敌人军心、破坏敌军战斗力，争取敌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诚起义，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军就把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内容。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次边境自卫防御作战，我军政治工作都有瓦解敌军和教育及管理战俘的工作，在瓦解敌军、夺取战争胜利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我军艰苦细致的思想争取工作，凶残顽固的日军有数千名官兵投诚和被俘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组织，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宣传争取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更是创造了大规模瓦解敌军和改造投诚、起义部队的辉煌战绩。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的兵员损耗都很大，但解放军方面在每次战役后都能迅速补充兵员。这些补充兵员，一部分来自解放区参军入伍的老百姓，大多数来自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忆苦思甜会、官兵联欢、解放区家乡变化介绍等思想政治工作，体会到解放军官兵一致、内部团结的氛围后，这些穷人出身的俘虏兵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解放军战士。在这种示范作用的带动下，整师整军的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一大批国民党官兵掉转枪口，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指战员。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共有170多万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解放军瓦解敌军，不只是靠政治教育，更注重善待、优待俘虏，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孙子所说的“卒善而养之”。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次授衔中，一些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军衔，其中有的被授予将军军衔。比如：

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3人为上将；

孔从洲、韩练成、曾泽生3人为中将；

邓兆祥、张世珍、林遵、魏镇4人为少将。

此外，还有大校6人，上校26人，共3 098人获得授衔。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人员越打越多、战术水平越打越高，“善俘”“优俘”的政治工作做得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善待对手，便可转化对手，从而使自身“胜敌而益强”，这不只是兵法，各领域也都有转化竞争对手、减少对抗阻力、增强自身实力的问题，不妨借鉴孙子“胜敌而益强”的思想，灵活地想一些办法，使自己的朋友变多，对手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