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致约翰·贝尔诺利》1781年11月16日

31　致约翰·贝尔诺利

1781年11月16日

高贵的、极为尊敬的先生：

阁下本月1日的来信，我于10日才收到。要满足您在信中提出的要求，透露某些有关兰贝特书信往来的事情，不仅需要在文献活动中对一位著名人物应有的义务，而且需要我本人的兴趣，这种兴趣是与介绍这位人物密切相关的。但是，要按照您的期望，令您满意地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却完全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事情了。关于第一封来信，我还能准确地指出它的日期，即1765年11月13日。至于1770年最后一封来信，尽管我毫无疑问地知道把这封信保存下来了，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不过，由于我在1770年12月8日收到过苏尔策先生的回信，这封信是对我在同一时间、出自同一原因（即寄我的就职论文）写给他的信的答复，所以，我估计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收到了兰贝特先生的回信。对我当时提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这位杰出的人物表示了异议。对此，我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36-38页给予了回答。

阁下完全有理由期望，我也把自己给一位如此重要的朋友来信所作的答复保存下来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答复并没有包含什么值得复制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位无可比拟的人物建议我与他更亲密地合作，以便改革形而上学，这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我就已经发现，由于形而上学的各个命题具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得到确认，但它们的结论却不可避免地互相否定，以致它们必然互相使对方变得可疑，所以，这门误认的科学还缺少真理和假象的可靠试金石。当时，我有了一些可能改善这门科学的想法，但是，我想让这些想法先酝酿成熟，再告诉我这位思想深刻的朋友，供他评判和进一步研究。由于所寻求的说明总是显得很接近，但尽管如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却一直没有达到，所以，我们约定的事情就这样一直拖延下来了。1770年，我已经能够以确定的界限，完全清楚地把我们认识中的感性和理智区分开来，我把上述论文的要点（不过，也掺杂了一些我今天不再承认的东西）寄给了这位可敬的人物，并且希望自己不要再拖欠其他东西。但在这时，我们认识中的理智的起源却给我造成了无法预见的新困难。我拖延的时间越长，这种拖延也就越有必要，直到这位杰出的人物出乎意料地与世长辞，我发现自己对如此重要的支持所寄予的希望也随之成为泡影为止。在我自认为已经占有了我所寻找的东西之后，兰贝特正是这样一个人选，由于他在形而上学思辨中毫无经验，他那敏锐的、富有创造力的头脑就使他更加没有成见，因而也就更加适合于综观和评价后来在我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阐述的命题，发现我犯的错误，并且凭借他的爱好，为人类理性发现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把他的努力与我的努力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某种完美的东西。即使现在，我依然认为实现这种完美的东西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我认为，这项事业将会是旷日持久的、困难重重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个使我如愿以偿的机会，没有回复这位善良的人令人愉快的来信的原因，这些原因将会在阁下面前、在学术界面前为我辩解。

阁下准备采用我写给戈尔德伯克先生的提示，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由此，将会避免那种并非对兰贝特先生不利，而是对我不利的误解。阁下想用寄给我《兰贝特书信往来》第一卷的方式支付给我费用，对此，我不能接受。我根本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让您付出辛劳，而我却接受如此优厚的条件，这简直是过分的要求。也许，您在这里付出的努力使我有义务，不仅尽我所能赞助与瓦格纳先生有关的计划，而且以后只要您有所吩咐，我将在一切事情上为您效劳，借一切机会向您表示格外的敬意。

阁下您最从命的仆人伊·康德

1781年11月16日

于哥尼斯贝格

又及：烦将附信交给比斯特尔先生，他或者在夏洛滕堡，或者在大臣策德利茨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