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致约翰·卡斯帕尔·拉法特》1775年4月28日

15　致约翰·卡斯帕尔·拉法特

1775年4月28日

尊贵的朋友：

年轻的霍尔斯泰因—贝克王子的陪同人卢斯特先生和社交待臣冯·内格莱因先生，希望我能把他们的主人引荐给一位遐迩称誉的人物。我是在给这位王子上课的时候认识他的。我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天赋和良知的年轻人。他计划到瑞士去学习。我夸耀了您对我的亲切态度，说您将在瑞士的风土人情等方面，给这位王子提供有用的、详尽的信息。您总是尽可能地赞助一切优秀的计划，这种高贵的乐于助人精神是众所周知的。

至于您委托我的私事，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把步兵苏尔策一事办成。我要看一看，今年夏天，在训练期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苏尔策通常举止良好，每个发薪日都可以从您上一次汇寄来的钱中得到一笔补贴。当然，这都被用来改善他那菲薄的月收入了。为了不使这种资助中断，我已遵嘱借给他3个帝国塔勒或1个杜卡特，这些钱足够他维持到6月底。他期望，到时候能通过您的斡旋而得到今后的补助，关于那笔钱，我已把收据以及苏尔策让人为他写的一封短信一起寄出了。

您要求我对您关于信仰和祈祷的论文提出意见。但是，您知道自己找的是怎样一个人吗？就心灵最隐秘的信念来说，他这个人只知道最纯洁的正直。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任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够经受住考验的方法。同约伯—样，他把谄媚上帝以及进行内心忏悔视为一种犯罪。内心忏悔可能会迫使人产生恐惧，在自由的信仰中，心灵与它是无法统一的。我把基督的教诲与我们从基督的教诲中获取的信息区分开来，为了找到基督的教诲，我试图首先把道德学说与新约的所有训诫分别开来。道德学说无疑是福音的基本理论，而其他东西则不过是福音的辅助理论。因为这些辅助理论只能说明，鉴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悔罪，为了给我们的脆弱本性提供帮助，上帝做了些什么。而基本理论则说明，为了使自己有资格享有这一切，我们必须做什么。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制作的那个秘密，而只是相信，由于上帝的法令的神圣性以及我们心灵的不可克服的恶，上帝必然在自己意旨的深层，隐藏着对我们缺陷的某种补充。我们只能谦恭地信仰上帝的意志，如果我们仅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不辜负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中，我们就能取得足够的教诲。神恩支持我们的方式，可能正是神恩自己希望的方式。我们对上帝寄托的信赖是无条件的，就是说，用不着存有一种好奇心，想知道上帝如何制造这一作品。进一步说，用不着放肆到如此地步，竟然依据一些信息，就想向上帝的灵魂恳求灵性。当我在事实和启示的秘密二者的混合中，寻觅作为基础的教诲时，我所发现的道德上的信仰也就在于此。在基督的时代，为了不顾犹太教的对抗，率先开创一个扬弃世上一切训诫的纯洁宗教，并把它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奇迹和宣示秘密是必要的。在这方面，许多kata anthropon（人为的）论据也是必要的，它们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倘若诸如生活方式必须端正、信仰中的意念必须纯洁等等这些教诲（不用我们进行在任何时代都体现着宗教幻象的敬神祈祷，上帝已经以一种我们根本不必要知道的方式，补充了我们的脆弱本性所缺少的其他东西）在世界上作为唯一包含着人的真正解脱的宗教，能够得到充分的传播，在世界上留存下来，那么，既然大厦已经建成，脚手架就必须拆除掉。我尊崇福音书的作者和使徒们提供的信息，谦恭地相信他们在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中所说的和解方法，或者说，相信上帝在他隐秘的意旨中可能隐藏着的其他东西。即使由于这种方法仅仅涉及上帝所做的事情，因而我可以规定这种方法；即使我不可能如此放肆，去坚决地代替上帝把这种方法规定为现实的方法，唯有我才能期望以这种方法从上帝那里得到解脱，并且作出这样的断言，从而使心灵和灵性变得沉重，我也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这些都是信息。我与这些信息产生的年代距离还不够近，无法作出这种肆无忌惮的裁定。此外，尽管我确实知道，虽然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辅助手段，我却依然皈依它，保证它，并以此来充实我的心灵，但是，这丝毫也不能使我更有资格享有这种善的赐予。为了能够分有这种神性的、共同起作用的力量，我别无他法，只有使用上帝赋予我的自然力量，以使我自己不致辜负上帝对我的这种补救，或者如人们常言，不致无能享受这种补救。

至于前面我所论及的新约训诫，我把它理解为人们通过历史信息才能确信的一切。但尽管如此，它们作为灵性的一个条件，仍然被规定为教派信仰或者戒律。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却依然不能掌握一切善的东西，就此来说，我把道德上的信仰理解为对神助的无条件信赖。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一天向道德上的信仰敞开自身，就会不需要历史上的辅助手段，自动地相信道德上的信仰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当然，不这样敞开自身，就不会自动地达到这一点。现在，我坦率地承认，关于历史上的东西，我们的新约作品从未能具有某种威望。我们可能还在非常信赖地把自己交付给这些作品的每一行文字，从而使自己减弱了对唯一必要的东西的注意，即减弱了对福音的道德上的信仰的注意。而道德上的信仰的优越性，正在于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被集中到我们信念的纯洁性以及对一种端正的生活方式的责任心之上。然而，神圣的法则在任何时候都会浮现在我们面前，对神的意志的任何偏离，哪怕是极微小的偏离，都会使我们不断地受到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的审判。这时，任何忏悔、呼唤神圣的名字、遵守祀神的戒律等等都毫无用处。但尽管如此，仍有令人慰藉的希望，那就是，如果我们信赖自己不知道的、深奥莫测的神助，尽我们之所能行善，那么，不用任何敬神的活动（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的崇拜），我们就能够分有对我们脆弱本性的这种补救。非常明显，使徒们把福音的这种辅助理论当成了它的基本理论，而且（也许从上帝那方面来看，这确实是我们灵性的基础）还把它们看作我们达到灵性所必需的信仰的基础。他们不是把神圣导师关于宗教的实际理论当作本质的东西加以盛赞，而是不顾这位导师明确的和经常的反对，盛赞对这位导师本人的尊崇，以及一种通过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来祈求恩惠的方式。然而，这种方法对当时来说（他们是为这些时代写作，而不是为以后的时代写作的），要比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更加适宜。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奇迹与古老的奇迹之间、基督教的训诫与犹太教的训诫之间，必然形成对立。我不得不就此住笔了。向您高贵的朋友普费尼格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其他的东西，只好留到下封信再谈了（现在，这样的信可以很容易通过夹带寄出）。

您的正直的朋友　伊·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