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致莫色斯·门德尔松》1766年4月8日

9　致莫色斯·门德尔松

1766年4月8日

先生：

承蒙您的关照，转交了我寄去的文章，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十分乐意随时为您效劳，以回报您的友谊。

您对拙文的语气感到惊讶，我认为，这恰好证明了您对我正直性格的好评。甚至您对我这种性格模棱两可的表现深感不满，我也觉得是可贵可亲的。事实上，您将永远不会有机会来改变对我性格的这种看法了。因为在我经过了大半生，学会了避开和蔑视那些腐蚀性格的东西之后，无论出现什么失误，即使这些失误是坚定的决心并非每次都能避免的，我也肯定不会沾染上变化无常、弄虚作假的癖性。自我认同产生于对正直信念的意识，失去这种自我认同是最大的不幸。这种不幸虽然在我身上有发生的可能，但我完全可以肯定，它永远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尽管我对自己思索的许多东西怀有最清晰的信念和极度的满意，却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过的东西。

不知您在读这篇写得相当混乱的文章时，是否会察觉到，我在写作时怀着一种不愉快的心情。因为我曾经好奇地通过那些有机会亲自认识斯维登波格的人，通过信件往来，最后还通过搞到此人的著作来了解他的幻觉，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估计，我对所有这些轶事持有某种见解。我发觉，在对这种所谓的见解作出某种结论之前，面对这些无休无止的询问，我休想安下心来。

实际上，我很难想出某种办法，既能表达出我的思想，又不至于遭受人们的嘲笑。因此，我觉得，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抢在别人之前，先自己嘲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的情绪状态确实是荒诞的，所以，我的行为方式依然是完全正当的。不仅在叙述方面，我不得不对这种故事抱有一点诚意，而且在理性根据方面，我也不得不作出一些推测。尽管那些无稽之谈使这种叙述变得一文不值，凭空虚构和无法理解的概念对理性根据来说亦是如此，但我仍不改变自己的态度。

就我关于一般形而上学的价值所发表的意见来说，也许有时措辞不够慎重，失去约束，但我毫不讳言，现在流行的这类知识自吹自擂，态度傲慢，对此我非常反感，甚至还怀有一点憎恨。因为我完全相信，人们选择的道路简直是南辕北辙，时兴的方法必然会使错觉和失误无限增多。我们梦寐以求的科学却结出了这些令人诅咒的成果，即使完全清除掉这些自负的知识，也不会比这种科学本身更加有害。

客观地说，我还远远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居然把形而上学本身看作渺小的或者多余的。一段时间以来，我相信已经认识到形而上学的本性及其在人类认识中的独特地位。在这之后，我深信，甚至人类真正的、持久的幸福也取决于形而上学。这样的褒语，除了您之外，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是肆无忌惮。先生，像您这样的天才人物，应该在这门科学中开辟一个新的纪元，应该重新确定下一根准绳，并以名家手笔为这个总是纯粹靠碰运气来发展的学科描绘出一幅蓝图。

然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公诸于众的知识储备来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再也没有比剥去它的独断主义外衣、怀疑地考察既定的知识更加明智的了。这不是轻率的多变，而是长期研究的结果。这种运用尽管是否定性的[stultitia caruisse（弃绝愚行）]，但却是为肯定的运用作准备。因为健康的、但缺乏教育的知性，为了从单纯质朴达到认识只需要一个organon（工具），然而，一个堕落的头脑要从虚假认识达到认识，却需要一个catarcticon（新的开端）。如果可以谈一谈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我相信，在我还没有写出这方面的任何作品之前，我就已经在这一学科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些见解确立了这一学科的方法，不仅具有广阔的前景，而且在实用中也可以用作真正的标准。逐渐地，我打算在其他事务允许的情况下，把我这些研究交给公众评判，尤其是请您评判。如果您乐意在这方面把您的努力与我的努力结合起来（同时，我也把这种结合理解为您帮助我发现自己的失误），将能为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得知草率的拙作荣幸地引起您对这个问题进行周详的考察，并没有使我感到丝毫的快乐。只有当它也能够使其他人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我才会认为，它是充分有益的。我相信，人们的研究是不会错过这个问题的，它与这方面的所有考虑都有关系。而且，假如我不是把论文一个印张一个印张地先后付印，我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描述得更加清楚。我并不能总是预见到，为了更好地理解后面的东西，什么应该先发表，某些说明在什么地方因为处于不适宜的位置上，而必须被删去。据我看来，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寻求解决下面这个问题的材料，即何以灵魂在世界上不仅对于物质界来说，而且对于这一类的其他事物来说都是现存的？因此，人们应当在这样一个实体身上，找到外部效应的力量和接受外部作用的感受性，其中，与人的躯体的统一只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我们不能利用任何经验，在各种关系中去认识这样一个主体，这些关系仅仅适用于揭示这个主体的外在力量和能力。因为与躯体的和谐仅仅揭示了灵魂（思维和意欲）的内在状态与我们躯体质料的外在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没有由此而揭示一种外在活动与另一种外在活动之间的关系，因而根本不适宜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人们要问：是否本来就有可能通过先天理性判断发现精神实体的这些力量呢？这种研究又归于另一种研究：通过理性推论，是否能够发现一种原始的力量，即原因与结果的最初基本关系呢？由于我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结论就是：如果这些力量不是在经验中给予我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这种虚构[fictio heuristica,hypothesis（启迪学的虚构，即假说）]从来不能提供可能性的任何证明。而且，可思性（其假象之所以产生，还因为不能说明它的任何不可能性）是一个纯粹的幻象，就像如果有人抨击斯维登波格的梦幻的可能性，我就敢于为他的梦幻辩护一样。关于精神界现实的道德影响与万有引力具有相似性的研究，本来就不是我的一个认真的看法。它只是一个例证，证明人们在缺乏资料的哲学虚构中，究竟能畅通无阻地走出多远；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又是多么急需；以及是否缺乏为此必需的资料等等。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仍然把从正直的精神和神圣的目的出发的证据长期束之高阁，如果我们询问，从我们的经验中，是否可能有朝一日得出一种关于灵魂本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与质料相联系，而且与某种类的本质相联系，足以从中认识到灵魂在宇宙中现存的方式，那么，就可以说明，生育（在形而上学的知性中）、生命和死亡是否就是某种我们通过理性将来能够认识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确定，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界限，这种界限不是由理性的局限性，而是由经验的局限性规定的，在经验中，包含着为理性所提供的资料。不过，我要就此停笔了。衷心地感谢您的友谊。请代我向苏尔策教授先生致以特别的敬意，并转达我的愿望，希望能荣幸地读到他亲切的来信。向您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先生您顺从的仆人伊·康德

1766年4月8日

于哥尼斯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