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致克里斯蒂安·伽尔韦》1783年8月7日

32　致克里斯蒂安·伽尔韦

1783年8月7日

极为尊敬的先生：

很久以来，我就敬仰您那明晰的哲学头脑和由于博学广闻而升华的鉴赏力。您那出众的才能受到疾病的阻碍，不能结出对世界有益的成果，对此我和苏尔策都很惋惜。现在，从您那可敬的来信中，我非常满意地看到了清楚的证据，证明您为人忠诚可靠、通情达理，正是这些品质使您那精神禀赋具有真正的价值。我相信，从您的哥廷根朋友那里是不会感到这种满意的。他很讨厌，他的整个评论（我把这个经过篡改的评论看作他自己的）只不过是在发泄怨恨之气。即使他对我所发现的难点的说明并不表示赞赏，但至少我首先把这些难点充分说明并全面展开了，因为我虽然没有解决这个任务，但可以说已经把它以最简单的形式摆了出来，我的著作中总还有些东西是值得一提的吧。然而，他却只是大发脾气，简直可以说是暴跳如雷，统统一笔抹杀。我这里只举出一件小事，这份报纸通常习惯于给责难加上点蜜糖，在“作者”这个词前面加上个缩写的“先生”字样，然而就连这点他也有意取消了。我从他的风格中，尤其是从他的思想表现中，很好地猜出了这个人物。作为一份著名报纸的合作者，他即使在这里享受不到作家的荣誉，但至少在短时间内拥有一个作家的声名。但是，他自身是一个著作家，却在这里把他自己的声名置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肯定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小。然而，由于您愿意把他称作您的朋友，我才对此保持沉默。如果我们共同投身于同一个科学事业，尽管努力有失败，但都是竭尽全力为这门科学打下牢固的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够成为文字之交，那么，他也应该是我的朋友，尽管只是广义上的朋友。不过我觉得，事情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他必然已经在担心，他自己的要求在这样的革新中会失去些什么。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恐惧。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著作家的局限性，而是人类知性的局限性。

尊敬的先生，请您坚定地相信，我从来都没有相信我的出版人哈特克诺赫硬说您似乎参与了这篇评论的话，您可以随时到莱比锡博览会去向他打听。现在，由于您那善意的通告，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这使我非常满意。我还没有娇气和自负到听不得异议和责难的程度，就算这些异议和责难是针对我认为是自己著作的最杰出成就。但我不能容忍蓄意隐瞒优点和处心积虑地进行伤害，这种事情有时还是会碰到的。我还高兴地等待着您那未被篡改的评论编入《全德丛书》。在我看来，这样处理这篇评论，巧妙地表现了您高尚的正义感和纯正的情趣，这种品质是真正的学者的标志，无论您的意见以后会是怎样的，我对您的这种品质任何时候都满怀敬意。我坦率地承认，在开始时，我并没有指望我的著作会这样迅速地受到欢迎。因为十二年来，我虽然年复一年地精心思索材料，但还没有把这些材料按照普遍的可理解性加工成文稿，要达到这个目的，似乎还需要几年时间。然而相反，我实现这个目的只用了约四五个月的时间。因为怕的是，如果长期拖延下去，这样一项范围宽广的工作最终就会成为我的一个负担。我现在已经60岁了，虽然头脑中还装有这整个体系，但增长的年龄很可能使我最终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下定决心先把著作写成这个样子，时至今日，我仍对自己的这个决心感到非常满意。无论别人怎样评价它，我总不是一事无成。而且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再次承担这项工作所带来的长期辛劳。当初被一大堆不熟悉的概念和必然与此相伴而来的更不熟悉的新语言所造成的头晕目眩状况将会消失。慢慢地，一些难点将会自己变得清楚（我的《导论》也许有助于弄清这些难点）。这些已经弄清的难点将会给理解其他地方以启发，当然，有时候还需要我自己作出一些说明。这样，只要人们着手工作，并从那一切关键所在的首要问题（我已经清楚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出发，渐渐地逐一考察了每个部分，再把它们联结起来，整个问题就一览无遗了。总而言之，一旦机器装配完毕，需要的就只是擦洗零件，加油，以便消去摩擦，否则，摩擦会使机器停止转动。这种科学也有同样的特点，即为了校正部分，必须先表现整体，因此，为了使整体得以完成，人们有权在一个时期让那些部分仍保留粗糙。倘若我想同时做成这两件事，那么，无论是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寿命，都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

您提到，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很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我的读者们总是责备我，说我的著作语言新奇，晦涩难懂，从而造成了麻烦，但过错不能全归于我一个人。我想提出以下建议：知性的纯粹概念或者范畴的演绎，也就是从整体上先天地占有事物的概念的可能性，应当被看作最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演绎，纯粹的先天认识就根本没有可靠性。当前，我很愿意有人尝试把它弄得更简便些、更通俗些。届时他会感到困难的，这就是思辨在这一领域总是碰到的所有困难中最大的困难。我完全可以保证，除了我已经指出的那个泉源，他永远不能从另外的泉源把它们推导出来。1。不过，达到如此高度的研究是不能以通俗性作为开端的，如果我能够使人们带着某种适合在学校里运用的概念，同我一起用那些未开化的表达方式走上一段路，那么，我自己早就制定出有关整体的一个通俗且又透彻的概念了。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也将会更幸运一些。实际上，我已经有过这样的计划。显然，如果我们只是把学术界根本不参与研究的富于鉴赏力的那部分认识向前推进，当这种认识从它那黝黯的作坊里走出来之后，已经仪态万方，不用害怕那部分学术界的评判了，那么，我们只能被称作懒汉学者（doc-tores umbratici）。请您再浏览一遍我的全文，并请注意我在批判哲学中所探讨的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门全新的、迄今尚未被研究过的科学，即对一种先天判断理性的批判。其他的人，例如洛克和莱布尼茨，固然也曾触及这种能力，但都把它与其他认识能力混在一起。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能力可以是一门正式的、必然的、范围广阔的科学的对象。这门科学（并不能避开单纯考虑这种唯一的纯粹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要求分支众多，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它能从这种认识能力的本性中推导出自身所涉及的一切对象，加以列举，并且通过把这些对象结合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能力，从而证明自身的完整性。这是其他任何科学都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情，即不能从一种认识能力的纯粹概念（如果这个概念被精确地规定了）先天地发展出一切对象，发展出人们关于这些对象所能知道的一切，甚至发展出人们被迫就这些对象所作出的即使是虚假的、但却不是任意的一切判断。逻辑学与这门科学最为相似，但在上面这一点上，却与它相差甚远。因为逻辑学虽然涉及知性的所有应用问题，却根本不能说明知性认识涉及的对象和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就它的应用对象而言，它只能处理通过经验，或者以其他方式（例如通过数学）为它提供的东西。

尊敬的先生，如果您还愿意在这项事业上继续尽力，那就请您运用您的声望和影响，鼓励我的那些敌人，不是我个人的敌人，因为我同所有的人总是和平相处的，而是我的著作的敌人，请他们不要匿名进行攻击，也不要一下子就攻击所有的东西或者攻击中间的某一点，而应该循序渐进。首先，请他们检验或者承认我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区别的学说；然后，开始考虑我在《导论》中清楚说明的那个普遍问题，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然后，再依次研究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尝试等等。我敢说，我严格地证明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能够与整体相分离而得到证明，而是永远必须从它与我们所有的纯粹理性认识的泉源的关系中，因而也就是从这种认识的可能整体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然而，虽然您会友好地、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请求，但我还是要说，按照这个时代流行的风气，即把思辨事物中的难点说成是容易的（而不是使它变成为容易的），您的可贵努力在这一点上仍然可能毫无结果。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也许只有伽尔韦、门德尔松和特滕斯才能合作，使这项事业不用很长时间就可以达到一个几百年来都不曾达到的目标。不过，这些卓越的人物害怕白费力气，无论他们在这上面付出多少辛劳，最终还是出力不讨好。在这里面，人们的努力就像在一个连绵不断的循环中兜圈子，最终又回到原来所在的地方，然后用那些目前还埋在尘埃中的材料建起宏伟的大厦。

承蒙您的好意，对我关于纯粹理性的辩证矛盾的阐述给予良好的评价，虽然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满意解决问题的关键毕竟还是找到了，虽然开始用它时并不习惯，从而也是困难的。这一关键就在于能够依照两种概念来对待所有给予我们的对象，一是作为现象，另一是作为自在之物。如果人们把现象看作自在之物，要求从现象中依照条件的序列得到完全无条件的东西，那么就陷入了明显的矛盾。只有通过指明：完全无条件的东西不在现象之下，而只是在自在之物那里，这些矛盾才能消除。反过来，如果人们把作为自在之物包含了世界上某物的条件的东西看作现象，也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例如在自由问题中就是如此。一旦人们考虑到对象的不同含义，这种矛盾就会立刻消除。1。假如我的哥廷根评论家哪怕只说出一条这样的评价，我至少也不会如此恼火了。我就会（对我来说，这并非出乎意料之外）把过错归于自己对大多数命题表述失当，因而也就把过错大部分归于我自己，也就不会作出尖刻的回答，甚至宁可根本不回答，充其量抱怨几句，说人们没有抓住根本的东西，却想对一切都指手画脚。但是，他的整个评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蔑视和妄自尊大的傲慢腔调，以至我不得不行动起来，只要有可能，就把这位伟大的天才人物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的作品与我的作品，哪怕是我的微不足道的作品，进行比较，为的是断定，是否果真能在他那方面发现如此大的优越性，是否可能在这背后隐藏着某个文人的诡计，试图通过吹捧一切与他自己的著作中的命题一致的东西，抨击一切与他违背的东西，以此而在某个专业里建立起对所有著作家的一点统治权（这些著作家要想博得好评，就不得不烧香拜佛，不得不把他们猜想为评论家的那些人的作品颂扬成为他们的指导思想），不费吹灰之力就逐渐地为自己博取到名声。请您评论一下，我对那位哥廷根评论家的不满，如您喜欢说的那样，是不是用一种有点严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在这件事情上，根据您对我所作的说明，真正的评论者是谁还不可知。因此，在我看来，由于不得不接受挑战，我的希望要落空了。他肯定是在任意地对待这个挑战，就是说，他发现了我所处的境况，即对您好意告诉我的那件事情经过的真相绝不作丝毫的公开。此外，这样刻薄的学术争论，我真是无法忍受，甚至进行争论的人们的情绪状态也是反常的。我宁愿承担一项范围广泛的工作，就我已写的东西，向我那些意见尖锐，但目的在于追求知识的对手们作一番解释和辩白，也不愿让自己被搞得这样激动。过去，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然而，如果这位哥廷根评论家认为有必要在报刊上回答我的意见，并且保持他原来的风格，不有损于他的身份，那么，我不能不（当然不能损害上述我的义务）对一个暗藏的攻击者与一个光明正大的自卫者之间令人讨厌的不平等关系采取有效的措施。当然，也还有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在公开场合不指名道姓，而是在必要时，写信向我表白自己（这理由我在《导论》中已经说明了），并且有选择地对争论之点作出公开的、平心静气的说明和解决。不过，人们在此也许会发生惊叹：“O curas hominum！”（唉，人们是多么患得患失啊！）软弱的人们，你们自己装作是仅仅为真理和扩大知识而献身，实际上却只是关心你们的虚荣。

极为尊敬的先生，我非常希望这次联系不是唯一的一次，我很乐意与您结识，方便时，还请您保持这一联系。姑且不说您那卓越的才能，就是您在这第一封信里表现出来的品质，在我们学术界也是如此的不多见。那种把心地纯洁、温厚和同情看得甚至比一切科学还高的人，并不会虽然有了许多成就，却依然热切地期望与这些品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对我来说，如此一位明敏且淳良的人提出的任何建议和暗示，在任何时候都是宝贵的。在我这方面，如果有机会回报这种厚意，我将感到加倍的高兴。向您致以真正的敬意和顺从。

阁下您最从命的仆人伊·康德

1783年8月7日

于哥尼斯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