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致卡尔·弗里德利希·司徒林》1794年12月4日

81　致卡尔·弗里德利希·司徒林

1794年12月4日

最尊敬的先生

最尊贵的朋友：

承蒙您的好意，送给我您现已完成的著作《怀疑主义史》，这是一部既有用又艰深，而且洞察力很强的著作。我把它当作您对我的可贵好感的一个标志，对此，我以同样的心情向您表示感谢。对您那封使我非常高兴的来信，我也表示同样的感谢，尽管我长期拖延，没有答复。请您不要把这种疏忽当作不尊重，而要当作一种信任。我用这种信任来宽恕自己的虽然没什么病，但却经常感到不适的老年。由于各种各样亟待办理，却又进展缓慢的事务，年迈迫使我不得不把一些事情推迟。您是我的好朋友，希望对此能够予以谅解。关于这封信以及信中向我提出的建议，我必须坦率地说出我的意见。

您建议我参与一份由您出版的神学杂志，在这方面，我可以指望获得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对我来说，这建议不仅是值得称赞的，而且是符合理想的。因为，虽然我从未想过全面地利用这种自由，然而，在正统的乔治三世以及他的朋友、同样信仰正统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辖属之下的一所大学的威望，可以当作我的盾牌使用，制止我们这里的超正统派（他们是和危险连在一起的）的诽谤。

我手头有一篇以这样的观点写成的论文，题目是《学科之争》，近期已经完稿，我打算把它寄给您。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因为它不仅阐明了学者阶层的权利，即把国家宗教的一切事务都交由神学系判断，而且也阐明了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即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另一方面又树立了哲学系作为神学系的反对派。而且，按照那个观点的结论，这篇文章还阐明了由这两个系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的利益，如果他们构成一个高等教会监理会，也就成了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篇文章还把批准一个教义成为公共宗教当作是国家统治者的义务准则和明智准则，他可以把其他一些无伤风化的信仰社团，当作教派来加以容忍。尽管这篇文章本来单纯是政论文，而不是神学著作[de iure principis circa religionem et ecclesiam（本来，它包含了有关宗教和教会的原则）]，但是我觉得，为了清楚地刻画那些由于其内在特征不适宜于国家宗教，只适宜于教派，因而不会被政府批准的信条，就必须引用那些唯一能够使人了解一个教派不能成为国家宗教的原因和特性的实例。但是，我很担心，不仅由于这些例子，而且还由于所引用的其他例子，现在我们这里权势颇大的书报检查机关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横加侮蔑。因此，我决定，把这篇文章再放一放，我希望，临近的和平也许会在这方面为无害的议论带来更多的自由。因此，我把这篇文章告诉您，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请您判断，它到底应该被看作神学文章，还是应被看作政论文章。

恳请您向杰出的宫廷顾问利希滕贝格先生转达我深切的谢意。他那友好的赠礼《霍伽尔特铜版画集》令人受之有愧。同时，我请他不要为该书的续集再破费了。这位先生由于他那清醒的头脑，正直的思维方式，以及无法比拟的性格，可以更好地抵制贫乏的强迫信仰这种灾难。请方便时代我向普朗克博士致意，此际，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满意，以前我们如何珍视的思想自由虽然逝去了，但是，它却在勇敢的人们那里，就像您的大学所拥有的人们那样，得到了保护。

我任何时候都对您满怀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倾慕。

阁下您完全从命的忠实仆人伊·康德

1794年12月4日

于哥尼斯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