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几乎都是“有为”的历史，信仰您老子哲学的人太少了

人类文明史几乎都是“有为”的历史，信仰您老子哲学的人太少了

14.问：可是，先生，使我感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就不是“无为”的历史，而是积极“有为”的历史。除了少数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统治者出于无可奈何而有意识地实行无为而治（如“大有为”的秦朝灭亡后汉初文景之治无可奈何而实行的“无为而治”）以外，几乎就不存在“无为”的时代、“无为”的人、“无为”的事。历史上极少数时代的“休养生息”每每是被动的，不是统治者不想为，而是无法为，不能为。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凋敝与崩溃，逼得统治者不能为。一旦条件变了，经济条件好了，他们马上就想有为、大为。不必说居于人上人顶端的封建帝王，即使一般人，也以人的“有为”区别于其他动物，以显示他的万物之灵的特征。先生的哲学高妙而玄远，可是绝大多数人就是不按照您指示的哲理去行动，他们还是我行我素，从小百姓的为糊口而奔波，到最高统治者为名垂青史而建功立业，都为不同品级的“有为”而忙忙碌碌地走完一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听从您的哲学？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甘“无为”？先生的“无为”哲学如果有道理，有作用，有好处，就应该有众多的信徒和实践者才是，可是，信仰并实践您“无为”哲学的人，历史上寥寥无几，现实中屈指可数。这是什么道理呢？

答：那只能解释为我的认识和智慧是超前的。深刻的真理和哲学，显示的不仅是它的实践性和时效性，更在于它的超前性和历史性。“无为”哲学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不多，只能证明人类的绝大多数由于急功近利的原因，已经限制或泯灭了他们本该具有的智慧。人的认识有鼠目寸光的，也有远见卓识的。从鼠目寸光到远见卓识的发展，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从少数到多数的认识过程。认识的普及与提高，需要事实与历史的不断教训。这只能说明人类需要不间断地学习和认识我的“无为”哲学。有识见者终究会认识“无为”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我的哲学虽然没有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认识和实践，但我的哲学也始终没有泯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的哲学的深远意义。自从我提出“无为”哲学，已研究、讨论了几千年了，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哲学会被人类所接受，人类会从盲目的“有为”进步到自觉的“无为”。这就是你们说的从“自在”到“自为”。

15.问：不过我总认为，先生企图以“无为”哲学指导世界和人类，实际的作用和结果，是要人们不工作，不占有，不求知，不学习，不要有任何追求。因为按照您的思想，要想工作不失败，最好不工作；为了避免损失和挫折，最好不占有、不行动；为了不找麻烦，不给自己找烦恼，最好不求知、不学习。您甚至认为，为了不招祸，最好不要身体。因为身体都不存在了，就不会有任何忧患了。您在第十三章中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些说法，不符合作为一个人在世界和社会上应有的身份，因为人毕竟是世界上最有灵性、最有活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动物，不能等同于一般动物。作为人类，总不能虚无、“无为”到连自己身体都不要的地步。先生的无为真是“无为”到极点，“无为”到极致了。

答：你又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是针对很多人把大患（虚荣）看得像生命一样贵重而言的，不是指不要身体。因为在第十三章里我接下去就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只有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担当起来；只有把天下看轻、爱自己胜过爱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付给他。我不是指不要身体，恰是重视身体。我强调的是看重身体，才能担当天下重任。你们有些学者有一种很不好的作风，就是断章取义，曲解或歪曲别人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要注意不要犯这个毛病。

16.问：我误解了先生的本意。谢谢先生的指正和提醒，我一定注意。

答：我说为了不失败，最好不工作；为了避免损失和挫折，最好不占有、不行动，等等，这是极而言之。我以为，“道”的本体是按其本性在运作的，不需要人付出心思为它考虑，也不需要人的行为来左右它。无为不会把事情搞坏，有为才会坏事。所以我在第六十四章中说：“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因为“无为”，所以不会把事情搞坏；圣人也不去把持什么，所以也不会遭到损失。人们做事，总是在快成功的时候失败的。如果在结束时的慎重能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把事情搞坏。你若能把我的“慎终如始”同我的“无为”联系起来认识，这样的认识才完整，也不会认为我的“无为”是什么都不为。关键在于不要用无聊的心思、愚蠢的行为去干扰“道”的本体的自然运作。有这种念头，就是妄念；有这种行为，就是妄为。妄念加妄为，就形成为妄源。妄源泛滥的结果，就是危机四伏。所谓“人心惟危”，说明了妄念是导致妄为又造成妄源的由头。圣人之所以寂然不动，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天下之故，常因自然，并不需要你有为有执，所以常无败无失。

凡事有为必有败，有执必有失。常人并不因此而不为不执。从小百姓到最高统治者，都为不同层次的利欲所引诱，很少人能顺其自然、淡泊处之的，总是千方百计生心作意，希望得到更大的利益、更多的好处、更高的权力。对利欲和权力、财产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追求的过程中，开始时还能谨慎小心从事，所冀所求也不高。但随着目的逐步达到，欲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高明，终于因贪肆而导致失败。这就是“常于几成而败之”。其始也未必不慎，其成也必致贪肆，贪肆导致妄为，妄为导致失败。圣人的“无为”——寂然不动，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运行法则的尊重和顺应，所以能无败无失。世上的人办事所以难成而易败，多因有意为之、执之。及其终又不免懈怠，最后以失败告终。人类这类教训不少，但能吸取教训的人就不多了。“有为”的思想，成为人类的指导思想，支配了你们几千年，也害了你们几千年，苦了你们几千年。可直到今天为止，人类并没有觉悟到自己的愚蠢，仍以万物之灵自恃自居，仍以他们的妄念妄为的“有为”，对抗着世界本体“道”的“无为”的运行规律。我真为人类的愚蠢感到无可奈何，也为他们感到悲哀！

17.问：先生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方式，都贯串了“无为”的大原则。这也就是您一再弘扬的“道”的实现过程和途径的自然表述方式。这正显示了您创始的道家学说的独特内涵和思想风貌。难怪您的“道”虽然不行于世，却不断受到人们的追崇和研究。这也表明，人类并没有摒弃您的思想，而是在不断的历史与实践过程中仍在体会您的思想。他们似乎悟到了一些，而又未必能领会您的哲学真谛。就如同我和您讨论中出现的状况一样，有时同意您的观点，有时不赞成您的见解。您是圣人，我们是俗人。俗人的思想永远是尾随哲学家之后的。这就是圣人——哲学家的价值。因此世上俗人多，而圣人——哲学家，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

答：我可以承认我是哲学家，但不是圣人。中国对“圣人”是非议不得的，对哲学家，则可以与之讨论。你不是同我在讨论吗？从另一个意义上解释“圣人”，是他能够通晓世界发展的规律，不做违背规律的事。什么事都能这样做的人，几乎没有，因此，也就无所谓“圣人”。这是一种对高智商的人的理想化的称呼。这也是一种高境界，我一生都在追求达到这种境界。这就是我对“道”的追求。

18.问：先生在《道德经》的最后一章第八十一章中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也是《道德经》最后一段话。先生这样安排，是有深意的。能不能请您解释一下。

答：不错，我最后说了这么两句，是有深意的。可以说，这是对“道”的总结，也是对“无为”的总结。天之“道”，本来就是利万物而不加害于万物的。圣人的“道”，也是无论做什么，也不跟人家争论的。天之“道”的特点，就是生育无穷，未尝害物。圣人之“道”的宗旨，就是为而不恃，不去争竞。既然天之“道”是利万物而不害，又何必要由人的作为插上一手、踹上一脚？圣人之“道”是做什么事（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和人家争夺、竞争，正是出于对天之“道”的认识和实行。王弼解释说：“顺天之利，不相伤也。”此言极是。“无为”的思想和“无为”的策略，出之对天之“道”的认识。我弘扬“无为”，是因为“无为”合于天之“道”、圣人之“道”。圣人所为，出于“无为”，因为其合乎天道。圣人与天为徒，法天顺道，所以圣人的认识过于常人，合乎自然。这很了不起，但又很平常。许多人对平常的事做不到，是因为对平常的道理不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常的圣人最平常，看来玄远的“道”最平常。平常人不能认识的平常的道理有人认识了，于是这个人被尊之为“圣人”。实际上，圣人认识的是并不玄妙的平常的道理。平常人为利欲所诱，不想也不愿去认识平常的道理，还干了许多违背常理的蠢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