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理论是东汉学者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易学理论是东汉学者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易经》作为五经之一,是东汉不少学者研习的重要教材,也是东汉士大夫在构建自己政治思想中资取的重要理论资源,易学对于士大夫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充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史称其“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099页。从王充的政治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对易学理论的资取。王充主张统治者应当效法上古帝王,无为而治,“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黄晖:《论衡校释》卷十八《自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782页。王充无为而治的思想虽“依道家论之”黄晖:《论衡校释》卷十八《自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775页。,但《周易》也显然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他在论述与阐释无为而治时,多次征引、引申《周易》经文:“《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黄晖:《论衡校释》卷十八《自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872页。另外,王充还看重贤人在政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在《论衡·艺增》中说:“《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也。’非其无人也,无贤人也。”“《易》持其具臣在户,言无人者,恶之甚也。”黄晖:《论衡校释》卷八《艺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383~384页。在他看来,无贤臣与无人无异,君主得不到贤人的支持,就会陷入孤立。这一思想也无疑受到易学的影响。
王符是东汉另一位大学者,“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但因无人援引,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遂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100页。王符由于怀才不遇,特别憎恶那些才德不相称而盗窃名位的人。在《潜夫论·贵忠》篇中,他援引《周易》的理论,对“忠”这一政治伦理作了全新的阐释。王符从天、帝王、人三者的关系出发,论证了人臣必须安民、利民、养民、济民的道理:“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100页。因此,人臣之忠,在于德才与名位相称,“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100页。否则,无其德才而通过谄媚君主的手段窃据其位,是为“偷天官以私己”,这种人是“主以为忠,天以为盗”。他援引《周易》说:“《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100页。断言这种人必然祸国殃民,不是真正的忠。
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也吸取了易学元素。他从《周易》“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中,引申出为君长者必须是众中选拔的才能出群者,提出才位相当的选官原则:“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115页。并将此作为“天下之常法”。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115页。
从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思想学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易学对东汉士大夫政治思想的影响,易学作为意识形态,已经融入东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也必然影响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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