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易学的复兴

古文易学的复兴

据《后汉书·郑众列传》载：郑众“从父（郑兴）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唯言其通易学，未明言其易学受自何人、传与何人、属何流派。又谓陈元“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则郑众、陈元治经都以《左传》为主，兼通易学，属于古文经学派。范升攻击费氏易学与《左传》“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陈元为之辩护，却主要辩护的是《左传》，并未提及费氏易学。马融、郑玄、荀爽是费氏易学另外三个重要的传习者。《后汉书·马融列传》在述及马融学术时言：“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仅仅提到马融注释过《周易》，亦不言其学派。可见，无论是陈元、郑众、马融，其学术都不以费氏易为主，只是兼传。陈元、郑众都属于古文经学派，他们对于同属古文经的费氏易学予以关注，可能是处于维护古文经学的地位。当范升为首的今文经学家反对将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和费氏易学立为官学时，陈元第一个起来反驳。但最终《左传》立而复废，费氏易学未得立。费氏易学由于未被列于官学，其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高，这恐怕是马融等本传不言传习费氏易学的原因，也表明费氏易学并非他的学术重点。另外，马融既称“通儒”，其学不主一家，融会贯通古今文经学，下开郑玄之“通学”。《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述郑玄早年治学经历：“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则郑玄早年学术，治易学也以京氏为主。之后，他西入关中，在马融门下苦学三年，“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810～811页。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经典，主要是跟随马融“高业弟子”学习，师徒二人仅见一面。郑玄对费氏易学的学习、研究，当是在这三年之中。他辞师还乡，使马融有“郑生今去，吾道东矣”之叹，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811页。说明他的学术已经得到马融的认可。郑玄自叙整个治学过程：“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812页。说明郑玄对所有儒家经典的各个流派及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都有精到的研究。范晔也给予郑玄极高的评价，说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814页。那么郑玄对《费氏易》所作的注，很可能也是兼收了其他学派的优长。另一位为费氏易学复兴做出突出贡献的荀爽，也是博通儒家经典的儒学大师，“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390页。荀爽所著《易传》，当是为《费氏易》所作。但从荀爽的易学来看，也是兼采了其他流派的长处。他在延熹九年的对策中还流露出一些象数易学的痕迹：“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386页。费氏易学正是通过这些通儒的表彰传习而大兴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