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易学的复兴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卜筮易学的复兴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武帝时期，易学另一个重要的动态是卜筮易学的复兴。卜筮在中国有古老的传统，《史记·龟策列传》载：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可见，卜筮以定吉凶，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秦朝，由太卜官专门负责。但汉定鼎之后，高祖及其功臣由于出身草莽，对这套政治文化并不熟悉，虽然也照搬了秦代的太卜官，卜筮在政治中的作用却日渐式微。“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24页。据此，自惠帝至景帝，大都因袭高祖时之旧，对于卜筮不甚重视。期间在重大决策前卜筮以观吉凶的并不多见。终高后之世，所见用卜筮者只有一次。高后八年三月，“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05页。且用卜不用筮。到了武帝朝，“博开艺能之路”，才使得卜筮复兴。

但《史记·日者列传》又云：“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似乎太卜官的兴起，乃是在汉文帝之后。司马贞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为此句所作的索隐中云：“案：《周礼》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汉兴者，谓汉自文帝卜大横之后，其卜官更兴盛焉”，将“起”释为“更兴盛”。笔者以为这种理解是比较接近司马迁原意的。司马迁既云“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则秦本有太卜官，高祖时又将秦之太卜官接收下来，应无疑义。所以，太卜官之设，不应自汉朝开始。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又云：“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宫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初置太卜。”似乎太卜官的设置，就是自武帝时开始的。但高后及文帝都曾召专业人士占卜过，证明当时确实已经有负责卜筮的专业人员。一种可能为：自高祖因秦之太卜官至景帝，统治者对于太卜官如司马迁所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32页。，并不重视，虽有专业人员，只是“倡优畜之”之弄臣。尽管文帝之后，对于太卜有所重视。周勃、陈平等人在诛除诸吕之后，遣使迎时为代王的文帝入京继位。文帝手下的大臣张武等商议后提出建议：“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文帝“犹与未定”，不得已与薄太后商议后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前途：“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在得到吉兆后，“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14页。这样，文帝才决定入京继位。在这次卜筮中，司马迁将负责占卜的称之曰“卜人”，而高后时那次占卜只云“卜之”，并未明言何人，极有可能并非专职太卜官，只是如司马季主般民间卖卜者。所以，极为可能的是，文帝此次占卜，虽然引起了统治者对卜筮的重视，但汉代太卜官之设，始于武帝太初元年。虽然高后、文帝这两次都是用卜不用筮，却也为筮带来了转机。

到了武帝时期，卜筮易学确实复兴了，并且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的影响。《史记·龟策列传》载：

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从这段话来看，由于汉武帝的重视，卜筮在朝廷决策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对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汉武帝北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等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活动中，卜筮成为汉武帝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一方面，通过卜筮所得吉兆，有利于排除来自韩安国、公孙弘、汲黯等反对派的阻力；另一方面，由于卜筮所得吉兆，坚定了武帝征伐四夷的决心。武帝在其晚年所下“轮台罪己诏”中就提到了卜筮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913页。

此诏书后有“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之语，似指征和三年春，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伐匈奴败降事。据武帝自己招认，在这次北伐匈奴的决策中，他依据“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的政治习俗，相当看重卜筮的结果。占筮得《易》之卦“大过”九五之爻，其兆匈奴困败，才决定出师。按，“大过”九五之爻辞、象辞为：“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无妇士夫’，亦可丑也。”则武帝此次所占筮，似占筮匈奴命运，得“枯杨生华”之象，意味着匈奴会很快败亡。不仅在是否出师的问题上“参以蓍龟”，就是选择李广利为将、并将作战地点定为鬴山，也是占筮的结果。可见，此时占筮易学依然对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司马迁所言不虚。

由于武帝对占筮的重视，一批有名的职业占筮者如丘子明之流得到武帝的宠幸。他们借占筮来作威作福，“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并引起朝廷的恐慌，最后事情败露，被武帝灭族。

武帝对占筮的重视，对后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义理学者也开始研究占筮。梁丘贺本来从杨何弟子京房受《易》，在京房出为齐郡太守后，又师从丁宽弟子田王孙学《易》，“以筮有应，由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00页。。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开始合流，象数易学的地位有所提高，武帝后，迎来了象数易学兴起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