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对汉武帝制礼作乐的影响

易学对汉武帝制礼作乐的影响

前已言之，董仲舒吸取《周易》“变易”与“不易”的思想而创立的新王受命改制说，对武帝朝制礼作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易学对武帝朝制礼作乐的影响还远不止此，甚至可以说，易学精神贯穿于整个礼乐之中。《史记·乐书》论述制礼作乐的理念时说：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一理念虽然直接抄自《礼记》，但其源头还是《周易·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君臣之礼取象于天地，天高地卑，故礼别尊卑，尊君抑臣。“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167页。辨贵贱是礼的本质属性。动静有常，故礼别大小，不同场合有不同之礼。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故人之性命不同，“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157页。，人之性命又成为礼仪的最终依据。乐与礼不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之用在于强调尊卑差别，“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使人相敬；而乐之用在于“上下和”，使人相亲。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187页。所以乐强调“和”，取象于“地气上，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爰之以日月”。故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191页。《汉书·礼乐志》则援引《周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作为王者作乐的理论依据，更说明易学精神渗透于汉代的礼乐观念之中，对汉代的制礼作乐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