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象数易学

汉初的象数易学

汉初的易学不仅儒家内部有不同流派传承，除儒家外，还有其他的易学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渊源最为古老的卜筮易学依然传授不绝，颇受时人的推崇。

《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这一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得很清楚：“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因此得以避免被焚毁的命运。我国卜筮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道出了卜筮在我国古代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在夏商周时代，卜筮本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每有大的政治行动，统治者往往先要占卜一下，既有用龟甲兽骨的“占”，也有用蓍草的“筮”。《尚书·洪范》载：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反映的就是卜筮在夏商时代政治决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君主如果遇到疑难问题犹豫不决，卜筮的结果就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其中“龟”就是用龟甲的占卜，“筮”就是用易的卜筮。在当时，“龟”和“筮”都在政治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占卜的结果甚至比卿士、庶民的意见还要受到君主的重视。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都有关于卜筮的记载，可为《洪范》所载卜筮内容的佐证。《周礼·春官·太卜》记载了周代卜筮的情况：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

西周初期，设有“太史寮”这样的重要机构，和“卿事寮”一起执管政务全局。太史寮之下有太史、太祝、太卜，号称“三左”，掌管历法、祭祀、占卜、文书册命、文化教育等事务。其中“卜”主管占卜这类宗教事务，他们精通吉凶祸福的有关知识，懂数术，擅长卜筮之术。这都说明卜筮曾在政治活动中发挥过很重大作用，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中记载了大量以卜筮决断政务的事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载秦晋之间爆发的“原之战”。战前秦穆公既令卜者筮以观吉凶：“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狐偃劝晋文公勤王以定霸业，晋文公犹豫不决，也是借助卜筮以定策：“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先卜后筮，两次都是吉兆，晋文公才下定决心勤王。其实，那时人们不仅将卜筮用于政治决断，连平时求仕、娶妻、嫁女、生子等生活中的大事，无不卜筮以观将来吉凶：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左传》卷四《闵公元年》，长沙：岳麓书社，1993，第46页。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左传》卷三《庄公二十二年》，长沙：岳麓书社，1993，第39页。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左传》卷五《僖公十五年》，长沙：岳麓书社，1993，第65页。

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左传》卷五《僖公十七年》，长沙：岳麓书社，1993，第67页。

类似的例子很多，足以反映出那时卜筮风气之盛，卜筮易学之流行。

其实最初的《易》本来就是卜筮之书，自孔子开始，“《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573页。转而阐发义理，逐渐发展成义理一派易学。但义理一派易学的兴起，并没有取代卜筮易学，两者是并行发展的。义理易学主要在儒家内部盛行，卜筮易学仍然在社会上流行。就是儒家内部，也并非绝对“不占而已矣”。据《帛书周易·要》记载：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573页。

可见孔子也是卜筮的，他所用卜筮之法，也是“从其多者”。只不过他不迷信卜筮的结果，也不认为卜筮结果非常准确。《吕氏春秋·慎行·壹行》还记载了孔子的一次卜筮，巧的是和他一起探讨卜筮结果的也是子贡：

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

和前人相比，孔子只是更加注重义理，不太看重卜筮，也不迷信卜筮结果，但“后其祝卜”并非完全抛弃。

秦代置有“奉常”官，其属官即有“太卜”，就是专门主管占卜的。而卜筮易学正是占卜的一个重要派别。秦始皇与李斯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这正说明在秦朝卜筮才是易学的主流。不然，曾经师从荀卿的李斯不至于在“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情况下，独宽易学之禁。因此可以推知，《汉书》所谓的“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其主流当指卜筮易学。所以说卜筮易学在秦代很是盛行，从其设置“太卜”来看，卜筮易学在秦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汉兴以来，卜筮易学依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史记》中专门有《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就是记载占卜活动及卜者的，其中就有关于卜筮易学的内容。《日者列传》记载了贾谊和宋忠两人一起去拜见当时的卜筮易学大师司马季主一事。贾谊曾经谈到当时卜者给人们留下的一般印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16～3217页。可见当时从事卜筮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他们善于夸夸其谈，通过说一些吉利的话来讨好人们，或者托以鬼神之事、胡乱的预测吉凶祸福骗取钱财，在人们的眼中是比较典型的江湖骗子形象。但司马季主对这种说法作了反驳，他首先说明卜筮的依据，并以历史事实阐明卜筮的重要意义：

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18页。

司马季主所谓的“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与今本《周易·系辞》中所载的筮法相近：“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很可能就是对这一筮法的概括。司马季主还论述了卜筮的现实意义，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卜筮的认识：

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19页。

对于司马季主的观点，宋忠、贾谊作为当时最为杰出的学者，也不得不服气，“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20页。据贾谊言：“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15页。当时当有不少的贤者隐于卜筮。褚少孙在对《日者列传》所作的补充中，也记载了自己在长安所见的卜者状况，大体勾勒出那一时代卜筮的盛况：

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21页。

司马季主不过是众多的隐于卜筮的贤者中典型的一位，褚少孙说他“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则司马季主所通的《易经》，必然包括卜筮易学。褚少孙还记载了当时官方与民间卜筮所用的蓍草情况：

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既可用矣。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26页。

当时流行的卜筮之法，已经并不完全依照古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了改进，尤其在所用蓍草方面，放宽了要求。由“丛生满百茎”改为官方“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民间“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

汉初不仅卜筮易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证据表明，还有其他的象数易学在流传。就司马季主而言，贾谊和宋忠去拜会他时，“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16页。待宾主坐定后，“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16页。虽然司马季主没有易学著作传下来，无从得知其易学具体内容，但“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等描述，则与大兴于元、成、哀、平之世的象数易学颇为相似。司马季主的学术包括易学和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并无此类内容。因此，司马季主的易学极有可能不仅仅只是卜筮之类，也包含后来象数易学的内容。

《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此事被其同门梁丘贺揭破，谓：“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足征孟喜所得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并非田王孙所传，乃是来自民间的象数易学。另外，还有蜀人赵宾所受之易学，“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9页。所谓“小数书”，也大概与象数易学有关。赵宾的易学也必然是来自民间的象数易学的一种。类似的还有焦延寿的易学。《汉书·儒林传》云：“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关于焦延寿易学之来源，象数易学大师京房以为就是受自孟喜，却遭到孟喜的两个学生翟牧、白生的坚决否认。刘向以为焦氏易学乃是得自隐士，联系到司马季主这样隐于卜筮的易学大师，应该说刘向的说法不无根据。一种可能是：焦延寿易学乃是得自隐士的易学与孟喜所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之学的杂糅，这一问题在探讨京房易学时再详细论证。所以汉初存在隐士所传的象数易学应该是可信的。焦延寿的著作，现存《焦氏易林》，从其内容看，也是一部占验吉凶的书，其学说与以义理为主的《易传》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