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传记：历遍山川　英雄无路

历遍山川　英雄无路

这年，辛弃疾从大理少卿领湖北转运副使时有溯江之行，他泛舟江上，即景题词。

《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辛弃疾从南渡以来，前三年他游历了吴楚之地，走遍了大江南北。自从他任建康通判以来，在数个地方官职上迁移，连他的居家之所也不固定，梦中的“家”忆余留。如今，他行舟江上，山川似走还迎，江行其间，别有一种情感，那就是故人来了。

这些山山水水要向他诉说衷情，都似曾相识。当时的扬州，被称为吴头楚尾，山水之间是另具美态。辛弃疾离故地已过了十年，勾起了旧日的回忆。他游览这些佳处美景，只需要带上手杖就可以，消损不了几双木屐。

“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山水怀思不过是一种心绪，梦中行遍，在官场之中不得自由，有疲倦之态。辛弃疾痛惜这么多的尘网劳碌，三十九岁的他，始终是难成志向。《世说新语·雅量》载阮孚好屐，尝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两）屐？”意谓人生短暂无常，辛弃疾却化用其意。游历山水消耗不了太多的木屐，可偏偏求不得，厌倦了官场人事，而愿去领略自然之美，“长为客”，一入尘网中，不能得自由。这是对时空人事的哲理之思，偏是切合辛弃疾的“归正人”的心态。

“笑尘劳、三十九年非”乃套用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三十九岁本就是个尴尬的年纪，已近不惑的他心怀忧愤，主宰他的命运的并非他自己。痛惜时光之流逝的人，有很多词作，辛弃疾却从来未潇洒示人，一腔的感时伤事全数吐出。

下片忽然转入史实典故，“吴楚地，东南坼”化用杜诗的《登岳阳楼》之句：“吴楚东南坼”，江行之时，广阔的天地却早是南北两半。这样的局势正是南宋与金国的对峙，使他想到了三国“英雄事，曹刘敌”，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孙权堪与二者鼎立。

辛弃疾行走江南，他最应感慨的人是一统江东八十一州的孙权，可是偏偏词中不直点孙权，以曹操与刘备来直写。这样的英雄，如今皆已成旧事，了无痕迹。“楼观才成人已去”说孙权的伟业逝去，不见人踪，接继就是他自叹满头白发，亦是壮志难酬。

叹年华不再的人有很多，苏东坡能够“一樽还酹江月”，是词中之潇洒伟人；而辛弃疾却“旌旗未卷头先白”，是弓刀游侠。他的词豁达里有着顿挫，是悲愤无端的，强大的势能在整个词作之中流转，最终提高到了一种对人生无常之运数的感慨。“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之前的《鹧鸪天》:“追往事，叹今昔”，到了这《满江红》就是以“今犹昔”，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之感。三国旧事已不在，英雄是不得天时，谁能说清呢？

整个词作中，作者直接插入议论，用了赋笔，全无比兴。很多人以为赋是没有含蓄之意，只是直陈，其实赋是来源自古诗，汉赋亦有婉转之处。如辛弃疾此词就是一个明证，其中隐忧层层暗喻，就是赋的特点。辛弃疾的词更出神之处在于他将古事点化为文字借用，“曹刘敌”，曹刘为孙权之敌，曹刘对敌，孙权南北相拒，却无一字赞孙权，正是妙笔。

辛弃疾在湖山河海之中找到一种心意的舒放，似要归去，偏又难行，总是有家国之思牢笼在全词之中让人感慨。

没有什么人可以把精力放在各种不一样的人生思考之中，就算是政务繁忙的辛弃疾也从不忘对自我的认识，对局势的判断，对人生的感悟。他不以传统之格法来作意，不屑平铺直叙的悲苦。他无时不在想事，反复深酿之后才能知人生三味，才能写出这样的词来。

有人说辛弃疾的词不过是唱和之作，的确，此首词也是唱和之作，可是他从未对唱和之作不当回事，而是精益求精，细细玩味之后，方写出来。这点初学者很难做到，在世之时的辛弃疾不会想得到他这一生所求最终落空，后世之人却皆知他的词作的美妙，甚至从词作之中感受到他的一生心绪，他的命运波澜，更加了解他这个人，他那个时代。可只要他一点点用心去做了，就必然能够有所成就。

一个人为什么要活着？若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为了自己的一些罪过而放弃，为了各种恶劣的环境而东西藏掖，不敢有所作为，不敢向命运发出质疑，那的确是无用而无能之人。

当环境已然不让人出头，不让你有所作为，无路可去之时，是不是应该沉下心来，想想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惧怕所有的后果和责任，能够向前一直走去，就算是这一世未能成就志向，也完成了自我的存在价值。这是一个英雄的必备之素质。辛弃疾的词是最朴实的东西，却给读者自然鲜活的感触，这就是好作品，人真的应该想想了。

1179年，淳熙己亥，辛弃疾自湖北漕移湖南，他与知交王正之在小山亭饮酒畅谈，在席间他又写了一首绝作。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春天匆匆归去，不耐得几番风雨。起句就从柔调之中描出伤感之情，怕花开得太早，谁知依然落红无数，惜春不得。绝品圣手往往总是将所有的心思点透在句里，却出人意料，细思却又极是有理。

春且住，天涯芳草无归路，词人痴心地与春天作问答，到底是春无归路，还是机遇再难得，不听话的春天难抵天数，依旧再误。词人只能怨春不语。整日只看那些画檐蛛网，惹飞絮的那等谄媚小人行事。

辛弃疾把春天比作无情之人，层层推进，别春、惜春、问春、怨春，天地间行色竟与词人共呼吸，他将人间的不遇变成风景的远别。没有一丝的堆砌，尽是发乎自然。

下片过到旧事上，陈阿娇本是汉武帝的皇后，汉武帝尚是幼童之时经过他精明的母亲指点，要立阿娇为后，谓之：“金屋藏娇”，可当他长大，与陈阿娇的性情不合，新宠又出，将这位皇后就幽闭在长门。辛弃疾一笔将此写出，有宵小之辈妒忌那女子的美丽，已然破坏了她与君主之情。陈阿娇纵然以千金买得司马相如的赋，以求皇帝转变心意，又能如何？司马相如是汉赋名家，他曾为阿娇写赋，史料说汉武帝看赋而喜，阿娇又得宠。事实上陈阿娇是一直失宠的状态，没有复幸。

古代向来只有君王批评臣子，岂见臣子评点君王的呢？辛弃疾却以失宠不遇，纵然有绝高才华相寄，却没人欣赏，以此词来批评皇帝，竟有这一番隐情。他真是非常耿直，有勇气的。辛弃疾并非是愚忠之人，对皇帝的某些所作所为是看不上的，本是力谏以期能改变，不想反被伤害，就将这种苦楚化为女子的愁情，都写到了他的词作之中。

辛弃疾对那些借势起舞，谄媚中伤贤士的小人是非常厌弃的。他点出玉环飞燕皆尘土，杨玉环，赵飞燕是宠妃，可是她们的确于史无功，只以美色惑君，后来下场也皆不好。辛弃疾“闲愁最苦”，不要去倚栏独望，在烟波之处的柔柳，斜阳映照，正是为断肠之人的心思。

然而，这句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他在影射当时不识人的皇帝，“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皇帝如果你再宠信那些小人，皇朝就会变得很危险了。臣子不可讽君，只能谏君；不能把皇帝批评了，否则很可能会被记恨。而辛弃疾的胆子真的是很大，有识者方会有胆量，没有见识的人，不可能去办一件需要勇略的事情。而这一句是有着非常美感的“烟柳”、“斜阳”，仿佛看到美人伤感之姿，却是暗喻着那日薄西山，每况愈下的王朝。辛弃疾的笔法有着独到之处。

据龙榆生先生所论，这个长调的音节是用“欲吞还吐”的吞咽式组成。关键在开端就运用了一个上三下四的逆挽句式，再加上前后阕又都使用了三言短句，接着一个上三下七的特殊句式，从而呈现着一种低徊往复，掩抑零乱的姿态，韵位安排又是那么忽疏忽密，显示着“欲语情难说出”的哽咽情调。

词之美当在韵，声之色尽与文字相辉映，辛弃疾的创作之所以让人觉得无声胜有声，在于动情之深，能够把多种情绪交融到一起，放在字里行间，让人们从中一点点感受到情感涌出来的滋味，这种“幽咽”之美，就在于词人自己的思绪断续，情感的意脉却相连，由此而生出无限感叹。

早有谢叠山认为此词是因为辛弃疾受了小人攻击，弹劾他十六道本，使他怀怨而写出。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议此论不妥，辛弃疾在各地并未久任，弹劾他之事，当是他后期建军时才会发生的，不是此时之心态。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他是怒恨那些因为符离一战之败就再不敢对金抵抗的满朝文武大员。他指出朝廷要敢于承认失败，做好长期的准备，才能打胜。这和越王勾践当年卧薪尝胆报国杀仇敌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不能因小败而沮大业，这是辛弃疾一直以来的看法，也是他的为人做事之道。因此，他才能够在任何不良的环境中，始终消化那些负面的能量，积极向上地应对处理这些问题，一步步向理想前进。

我却最喜《摸鱼儿》这种将女子的典故融合的技法，其用后妃生平之悟于个人之悲。取其历史背景，随意点染，加以作者的思考。辛弃疾的笔法如此神妙。他的春怨与闺怨竟可以上片与下片暗含意脉，让人婉转不尽，“斜阳依旧画楼红”，我的诗句里也只能化用其末句之意，见笑方家。

这样的男子必然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心结全是婉曲，柔肠寓于刚强，又能有气壮雄豪的“补天裂”，又能有“怨春不语”的女儿心思，总是神功妙化。

想来，历来能将男子之怨悲以闺情春怨写出的作品不少，为何此词却独冠其首呢？他的人之风度，之情深尽在其中，当是要因。

这样的辛弃疾的词作岂能不流传？

谁也不会想到，流离辗转在南宋各地的这位能干的方面大吏辛弃疾终于得到了一个新的军事任务。这是他三十几年来一直想完成的事，老天爷奇迹般地给了他一个机会。

1178年下半年，辛弃疾从大理少卿任上被调作荆湖北路的转运副使，到次年三月，又被改作荆湖南路的转运判官。待到1179年秋季，他又由湖南转运副使改为潭州的知州，并兼任荆湖南路的安抚使。“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鱼鸟江止，笑我往来忙。”

辛弃疾绝非肚量窄小之人，他对同样以平茶商军而得功的同僚，也是非常欣赏的。他有一阕贺王宣子平湖南寇的《满江红》以表此意，没想到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满江红·贺王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猩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韬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宵，浯溪石。

王宣子是浙江会稽山阴人，他来湖南长沙任职。当时的长沙也是风波不休的，有个名叫陈丰的人，他聚起数千人的茶商军，啸聚山林。朝廷就派王宣子扫灭这支茶商军，可是当时军队调拨太不容易。幸好有一太尉冯湛谪居在这里，于是王宣子就让他领军。南宋那个时期也是有间谍战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就曾频频向金国派送细作，重点是在金国的沦陷区找到有用的情报，甚至在和谈未定之时皆是如此，还曾惹得金国非议。

王宣子也是明了用谍的重要，他以间谍探知陈丰的军队虚实之后，让冯湛领五百人接应。他派了三十名敢死队的精壮兵士，手执短兵器，直接杀入陈丰的军中。当然，这个计策的最关键点是当时陈丰的军队都在午休，吃饭的吃饭，遛弯的遛弯，谁也没想到宋军就杀了进来。

陈丰当时正抱着他孙子在腿上玩笑，忽然见明晃晃的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他傻了眼，被擒。他的部众也大多被捉到。这一下子就立了大功，冯湛官复原职，王宣子增秩。辛弃疾就写了这首词来祝贺。

胜利归来之时，举起鞭来问，谁能像诸葛亮那样。其中又反借用了《南史》曹景宗传的赞评：“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来称道王宣子的奇谋妙策。他又以《出师表》的原文之意说王宣子是深入不毛之地，能会得“捷书急”。这词的上片本无可争议，总是一番英雄相赞之情，可下片却引发了王宣子的误会，“三万卷，龙韬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宵，浯溪石。”他本意是说诗书要化为马上之事功，方能有所作为，也是说居马上而得之事业，又岂用诗书之力。

王宣子看到之后就以为辛弃疾是讥讽他了，心里一直怀怨。其实，早在陈后山送给苏尚书的一首词《知定州》就用过此句之典：“枉读平生三万卷，貂蝉当作兜鍪”，也就是说三国之时很多才智之士都不能尽其智气勇力以与董卓这样的贼子相抗争，而貂蝉却能可以。这明明是一种赞美王宣子的意思，可是王宣子就是偏偏认定辛弃疾是嘲讽他。

其实，他这种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他平生是一个儒生，本也没有得罪过清议，忽然深入到穷山恶水之间，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又立下了一番功业。朝廷里妒忌非议他的人就突然之间全都出来了，不断谏言指责他，估计他已被气得不行了。一个人并不因为地位高了，就大家都不再议论你了，正如《菜根谭》所说的，哪有人背后不说人，哪有人不被别人说的。何况中国的人情社会里总有枪打出头鸟的时候，王宣子形成了这种心理阴影之后，看到辛弃疾的词也会联想到是在讽刺他，也很正常。

辛弃疾为人光明磊落，可是他在人情世故上，往往并不那么圆融，能够推测对方的心思，这使得他的行路也比较难。纵然大家都是为国做事的人，彼此之间也不见得都没有矛盾，人生之难就在于此处。

但是，辛弃疾是一个孤胆英雄，即使他的一切都会被人误解，他只会更加坚定，仍然在词里发表议论，在行政事务上积极进取，仍在每一处尽力做事，特别是对军事抱有一番洞见，绝不会变其初心。

据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述，这两年，由于地方政府推行政策失当，激成以连州的李晞和郴州的陈子明为首的暴动，他们以林菁深阻的山区为根据地，曾四出攻占过连州的阳山县城、道州的江华县城、桂阳军的蓝山临武两县城。

朝廷最怕的是民变，最怕的是民兵占领州县，赵构之所以一直不相信那些忠义民兵，是因为他亲眼看到过一些朝廷大臣如王云等被民兵杀死的事。而到了宋孝宗继位，对于这些在内部作乱的人也十分恐惧。

这时的辛弃疾已经来到了两湖之地任职，他看到这些百姓的痛苦，就上疏给皇帝，对当时的生民疾苦进行了分析。当时从湖南的潭州以至郴州、连州、道州、桂阳等地都有一种名为“乡社”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民户数目，少的有二三百家，多的有五六百家，统领的人都是当时的土豪劣绅。

他们将这些乡社放在穷山恶水之中，以这种形式的武装来剥削百姓。痛苦的百姓走投无路，就更加会聚集起事。辛弃疾深知这种百姓受到欺凌压抑的情况，他向朝廷提出要分而化之，将各乡社中表现较好的保留，坏的打击。再将大的乡社变小，最大的不超过五十家民户，这样一一管理起来。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当时虽然湖南离抗金之地甚远，但是绿林中人对抗朝廷之事却不少，暴动起来，就难以抑止的。

辛弃疾果然是治世之能臣，有实际变通的干吏之才，并不是一味蛮干的武夫。他的用兵皆有仁心，是军事家就轻易不会动武，而能够运用策略来治理事务。他站的立场是能不能有利大局，对百姓有利，绝不是出于私心。即使局势已然不堪，他也能想出各种方式来救世，可谓是一代能臣。

湖南仍是不太平，聚啸山林的民众反对当时时局的压迫，暴动频发。南宋的兵士却因为腐化而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有的士兵甚至成为了兵匪，也以欺凌百姓为能事。南宋的军事上总是将主要的能打仗的军队都放在京都周边，重点兵力都是禁兵，而厢兵实是各州府和某些禁中的杂兵，主要来自招募。但由于宋代的官制很复杂，往往节制与统军的权力是不一样的。

很多兵士会成为将校的私有部曲，甚至有些将校开始贩运商品，充为私囊，兵士必须依托某个将校，他的生活衣食才有着落。如此一来就会有很多士兵不再习武操练，军纪荡然，战斗力自然下降。其实这种现象在南宋的绍兴年间就曾经出现过，当时的各大将之中就有不少行商的营生，如韩世忠、吴玠都是一等一的将领，可是依然应付不了浩荡的军费开支，就更别说一些想求“上进”的无能之辈的奔走开销。就算是有才能的人，又有几个不在恶劣的环境里委曲求全，以财货疏通关系，哪怕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是需要送礼以保全。

但是，如果军营里都做生意了，就会丧失理想信念。这并不夸张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北宋之军纪废弛，在于让部队经商。但也不能说，军队就不应自食其力，不能有些营生。当年曹操在演兵之时，就采用了屯田之制，让军队闲时为民，战时出征，巩固了边疆，又凝聚了人气，还解决了军饷的问题。问题这是与百姓的合作，而不是强霸占有，更不是让士兵们成为个别军官谋利的工具。

南宋本有以将御兵之计，比如将领常年调换，让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以防范武官专权，可是，一切都挡不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八个字。从宋徽宗开始就大兴土木，默许买卖官位，到赵构偏安一隅，却一个劲地不知收敛，在地方上不断敛取钱货，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挡不住的，就会像病毒一般，渗透到强大帝国的每个血管之中。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也就是这个道理。军队也不是方外之地，何况在湖南这种帝王鞭长莫及之所在，更是如此。

作为当时地方的最高长官的安抚使的辛弃疾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兵贵习练，必须要整顿军纪，可是若从现在的这些已然不堪的兵士中选出一批人来，耗时长不说，效果也不好，难以抵挡绿林人马。

辛弃疾就想再建一支新军，他要从根源做起，将这支新军演练成能够保护一方的雄师，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成就抗金劲旅，但这个目的显然不能直白表露，朝廷对金国只有忌惮。为此，辛弃疾多方参考，上疏给朝廷，要建湖南的“飞虎军”，这支军队要依照广东路摧锋军的先例，遥隶于南宋政府的枢密院和御前步军司，就近则专听湖南安抚使的节制和调度。先将军队的权属从地方变为中央，再由地方行差遣的权力，军队的权力更加有了节制，也就不会容易腐化。南宋朝廷也同意了辛弃疾的建议，下旨让他“委以规则”。

这么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够上战场与金军作战的辛弃疾，终于得到了一个合法的建军权力。他的心情澎湃，多年来经营张罗，神机军策都可以实现。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他在送别友人回临安的《贺新郎》的词中亦有一种倔强倨傲之气：“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又以刘禹锡之诗典故来吐露雄慨之情，真是凡所作必关乎要事，全无虚词，往来送别之词多凡情俗语，祝福应付之意，谁会总在每一个人的离别之时，都要借此抒发自己的心意，来鼓励对方呢？辛弃疾果然是一个痴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辛弃疾是一定要在湖南成立飞虎军的。这其实也与湖南的地理环境及人文气息有关系。潇湘自古多帅才，早在战国之时，由于湖南地处于楚地，唱楚歌，观楚舞，就能让屈原成就《九歌》那样浪漫英雄色彩浓厚的诗作。湖湘文化与中原文化圈是不一样的，刘邦和项羽皆是楚地楚人，“秦火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荆湘之人是有另一种英雄气的，他们能够大破大立，开创一番新事业。到了清朝之时，中兴将帅，十九湖湘，曾国藩就曾在他的书里深刻地对湖南的地理环境及乡人的性格做了一番分析，故乡情结在湖南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不能让外人毁了自己的家园。当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惊天动地的誓言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淡去，而是流淌在湘人的血脉之中。曾国藩才会在湖南这边组建湘军，成为已经垂死挣扎的大清的唯一可用之军。

历史的事件在不断变化，但是地方性格的图景却不会中断，只要文化没有断根，那就会有再次获得力量的希望。辛弃疾对在湖南创建一支真正能够打仗的，能够对抗金国的军队很有信心，他也做好了相当全面的计划。

根据邓广铭先生的分析，他在接到朝廷的诏令之后，立即着手进行各项具体的工作：首先，利用五代十国期内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所建营垒的故基，建造新的营房。其次，招募步兵二千人，马兵五百人，并派人前往广西产马之地，以五万贯钱买回战马五百匹，并且还请准南宋政府下令给广西的安抚使司，要从那里每年代买战马三十匹，送湖南飞虎军中供补充之用。

为什么要先建营房，这个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如何能够把营房建得牢固，就难了。利用旧的工防设施来做新的掩体，利用以前的营房来改建，这诚然是一种能够节省人力的法子。秦始皇的长城根本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关隘，这样的长，而从秦代开始一直到明代，历朝历代都不断加长加修，当然也没有防住清军挖城墙，钻了进来。这是很有趣的。

关于如何守住城池，最开始必须要加修城内外的工事，把旧城修好才对。辛弃疾要利用之前的营垒故基，是很对的。但问题来了，当时湖南阴雨连绵，秋季一到，秋风秋雨瑟瑟愁，可是建造营房需要上二十万片的瓦无法烧造。那个时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高科技，烧煤制炭，作瓦弄砖都可以用各种新材料。瓦片是要火来烧制，天气不好，就不可能把任务完成。辛弃疾最明白皇帝让他建飞虎军可能只是一时起意，若是不赶紧完成，这个事可能就办不下去了。

他必须争分夺秒，先把事情做上去，让皇帝一看，觉得不错，以后就好办了。他对瓦片这件事反复想，就有了法子。他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百姓，要每家供送二十片瓦，且限于两日之内如数送到营房基地，送到之后立即付与瓦价一百文。这就是发动百姓力量来支援军队建设，这可是一个创举。后世的军队总有支前的组织力量，这怕也是从古人身上汲取的智慧。

辛弃疾这一百文的数目可不少，要知道对于那些苦难深重的百姓来说，他们并不一定懂得为什么要建个飞虎军，也不知道做事情会有什么后果，他们只是想求个温饱。让他们直接出力，强制要他们的财物，是很多酷吏的做法，那叫聚敛。可是你向百姓说明事情，和他们公平交易，老百姓就会满意，自然就会支持。很快辛弃疾就把二十万片的瓦都凑足了。

要知道建个营房不能光有瓦，还得有不少材料，可是石头又成了大难题。提到采办石头，宋代是会把人折腾到家的。当年，宋徽宗这个所谓的艺术家皇帝为了搞他的艺术创作，就要把天下的奇石都聚到京都来。哪怕这块石头是离京都几千里，几万里，也要准时送到，当时的蔡京是个权奸，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役使百姓，弄得很多人家活不下去。《水浒传》里，那些梁山好汉也是要把这些赃官的钱拿回来，开卷就提到花石纲，那就是采办奇树奇石的资用。

可是，辛弃疾却不想让百姓干这样的差事，他总是会想方设法找些新法子，来帮助百姓生活。所谓地方上主政，不是来压迫百姓，而是要让百姓有更多法子活下去，让他们少些负担。于是，辛弃疾就调发当地的囚徒罪犯们到长沙城北的沙嘴山去开凿；按照各人所犯罪情的轻重，规定其所应供送的石块数目，作为赎罪的代价。他真的是一个能臣，这种法子是一般人不敢担当的，关于如何运用这些曾经犯过罪的人，是考验官吏的试金石。

古代就有官吏因为要急着办差事，出了妙策，将囚犯中比较有能耐的人暂释出来押运货物以赎罪，果然一路平安完成任务。辛弃疾对犯事的人能释刑以宽，又引他们向善，说明他不仅仅对刑法很了解，更是能够懂得人性。对百姓的宽和，对囚犯的使用，让人不禁想起明代的戏曲之祖汤显祖的以情教人，“情教”是古代文艺家很重视的一种治理方式，他们对是非和立场是极有原则的，比如辛弃疾的抗金，这个立场很明确，但在为人处世上又在理性的同时更富有情感性，能够感化别人，让对方心悦诚服。

他们用真情来教化世人，但不会偏离他们为人做事的宗旨，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生活处世方式。圆融而不圆滑，高贵的心，傲气的骨都是藏在里面的，原则性问题不动摇，道德问题不含糊，利益上不重要，情感才是最要紧。古来的很多有文艺水平的政治家，都有这样的倾向，比如汤显祖也曾经让罪犯归家，再让他们自动回家，果然无一人不归来服刑。当然，若真的是罪恶滔天的人，也必须得到严惩。

辛弃疾如此着急完成所有的任务，是因为他知道朝廷里有不少人是不赞成他建飞虎军的，他们会在皇帝的身边不断吹风，阻挠飞虎军的建立进程。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枢密院就有大臣向皇帝吹风了，捕风捉影造谣辛弃疾，甚至连陆九渊也直接写信给辛弃疾，告诫他要做事有分寸。

由于辛弃疾的瓦片收集工作，一切建置费用能够马上到位，这可就给了那些想搞事的人最好的借口。他们弹劾辛弃疾“聚敛民财”，明明是为国家效力，出资购买百姓的物品，让更多罪犯知过悔改，却被小人说成是他在敛财，这是多么让人气愤的事。枢密院降下“御前金字牌”让他把这项工作停止。

很多人听说过宋代的金字牌，岳飞就是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蒙冤死在风波亭。这金字牌是什么呢？

宋代皇帝发号令到将领这边，不会像今天这样打打电话就明白了，金字牌就是由急脚递等最快速度的传送方式来送达的号令。枢密院下的令，就相当于国家一级命令，按说下属不得不听的。可是辛弃疾却敢说，他没看到金字牌。

他把送来的金字牌藏起来，继续催建飞虎军。从南宋的军法来讲，的确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当年南宋高宗赵构需要岳飞为他保江山的时候，多次下令给岳飞，表示同意他便宜行事。所谓便宜行事，就是将领可以根据军事变化情况自主选择对敌之策。可是这皇帝的脸也是说翻就翻，等到战局似稳，和议已成，就严令岳飞必须退兵，然后就在风波亭冤杀岳飞。

辛弃疾如此胆大，竟然敢把皇帝下的金字牌给藏了起来，真的是“气吞万里如虎”，他继续催办飞虎队，这是他的理想，即使上司不支持，他也要完成。辛弃疾在组建队伍之时，他若无其事一样，要求必须按限期完成工作，违期当依军法处治。结果等到飞虎队建好，皇帝知道之时，辛弃疾方将所有费用一一开列，具实陈奏，皇帝才了解到辛弃疾并无聚敛钱财之事。

但是，如果你认为辛弃疾敢于瞒骗皇帝，就是有野心，有心机的话，恐怕就要失望了。他其实对朝廷中人的种种诋毁心知肚明，辛弃疾将愤怒的情绪隐藏在他的词作之中。

《阮郎归》

山前风雨欲黄昏。山头来去雪。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辛弃疾在1179年领湖南漕事，后改为湖南安抚使，作为一方面大吏，他也需要四处巡察，按常例他巡察到耒阳道上之时，遇到他的一位故人好友张处士，就写了这首词。整首词大大不同于辛弃疾之前所作，他变豪迈雄浑为沉郁悲怆，按说并不符合他已然成为独当一面的实权派的官员的心理。风雨欲来山河变色，黄昏前灯火闪烁。山头浮云来去，整句的气氛让人想到唐代诗人乔知之的《苦寒行》:“胡天夜清迥，孤云独飘扬。”本就是有忧郁飘然不定的心情，他连年奔波辗转，可朝廷黑暗，佞臣陷害贤能，他的理想总难实现。“欲”字是一语双关，时间上快要到黄昏，天色也似晦暗不明，如心情一般无法明言，隐隐有一种预感到的风雨来临。

他听着那数声鹧鸪，看到那地方住着数户村家，在这长长的寂寞冷清的潇湘路上，他遇到一位故人。古人认为，鹧鸪的叫声，好似“行不得哥哥”，声声催人断征程，辛弃疾对前途是满怀担忧的，他的心境也很凄凉。过不惑之年的人，好不容易走过那么多路，熬到了一个位置，可以成立一支队伍来保家卫国，可是竟然又让他暂停。这是何等的难过，冷清的长路，一个人一直在跋涉，也总会累的。辛弃疾再如何英雄，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遇到了这位故人，这满腹的心事就会想倾吐出来。

“潇湘逢故人”，化用南朝梁柳恽《江南曲》的诗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不知为何，也许是我读过《红楼梦》的原因，每每看到这“潇湘”两个字，就会想到林妹妹的住处——潇湘馆。刘梦得曾有句云“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虽然有前人解释这首词是辛弃疾的心情已经转好，然而从下片来看，他提到了屈原的《招魂》，这湘水之悲，仍然是一种地域性的描述，是有湘妃悲泣的心声。《鹧鸪天》以平声收韵，音节相当谐婉，以表达轻柔婉转，反复长叹的心绪。

辛弃疾少年之时也曾“挥羽扇，整纶巾”，就像孔明一样，带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与敌鏖战。这是他一辈子最光辉的时刻，是他在穷途时最好的安慰食粮。然而，回忆愈清晰，生活愈痛苦，“少年鞍马尘”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潇洒风度也早已不见了，现在的辛弃疾是憔悴的，满怀忧愤的，他想学宋玉赋《招魂》，屡被排斥，上下沉浮，频繁调任，他的金殿奏议之策全成画饼。他想不通，到底是什么让人生变得如此坎坷？

一心抗金，为国尽忠的辛弃疾到头来却是“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一个读书人也许是他最后的结论，因为儒家的忠节让他无法放弃理想，让他恪守原则，忠义不能解，千古总冤魂。他借用杜甫的诗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来叹息自己落魄蹉跎的遭遇。正如前人所论，此词作语调低沉，感情凄怆，读之令人垂泪，引起了对词人的无限同情。

辛弃疾在湖南已然成立飞虎军，成为当时震威湖湘之地的劲旅，那些山寇林匪不敢轻易滋扰百姓了。飞虎军名震一方，正如《宋史·辛弃疾传》所称赞：“雄震一方”，有如此政绩，辛弃疾却不能久留湖南，因为朝廷又故技重施，将他转派到隆兴府当知府兼江南西路的安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