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因利制谋，营造态势/毛泽东为何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原文】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精解】

出谋划策的前提是国君将帅要高度重视和信任出谋划策的人，那么得到重视和信任之后该怎么办呢？

孙子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段话有两层意思，而且含义比较微妙，不仔细琢磨的话不容易理解。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其中的“计利”，就是指通过“五事七计”计算双方的利弊和强弱；“以听”，则是指所做的决策定下来了，建议被采纳了；“乃为之势”，意为紧接着就要想办法营造有利的态势。这实际上讲的是“造势”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谓执行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的主要方法。

“势”是态势，即一种没有具体形状、没有明确规格的状态，但是确实又能够帮助客观的力量或条件发挥巨大的能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体会，借势而为，顺势而上，往往能够力量倍增。逆势而行，如同顶风行走，前行相当困难。战争中更是如此。所以，战争决策定下来之后就要营造有利的态势使之能够顺利落实。即使是在现代条件下打仗也是如此。1978年底，邓小平下定决心后，全国全军马上展开相应的造势活动。政治上，从上往下，预先吹风，统一思想；军事上，从军委到各个部队立刻着手研究作战方案，加强部队训练，补充武器装备，征召新的兵员；外交上，强烈谴责越南蚕食中国领土，恣意驱赶驻越华侨，占领老挝以及侵略柬埔寨的行为；经济上，各系统筹集作战物资，准备前送后运；舆论上，宣传解放军，谴责对方种种罪行；南方各地医院——无论部队的还是地方的都积极着手准备病房和急救设施，等等。这一切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孙子所说的“乃为之势”，即营造打仗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要“乃为之势”呢？孙子一语说明，其目的就在于“以佐其外”。“佐”，辅助的意思。但是，对于这句话各家理解不太一致。

比如，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曹操在“外”字下注：“常法之外也。”即战争决策定下来之后，就要用超乎常规之外的方法造势。他所谓的“常法之外”很可能是指孙子紧接着说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诡道”。尽管曹操是最早系统注释《孙子兵法》的人，但是这段注释似乎有点牵强，因而没有被后人继承下来。

再比如，明代的军事家戚继光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制订的作战计划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军队时，就要严格保密，一旦被敌方获取，敌方必定进一步加强防备，所以要在外部制造各种真真假假的状态，混淆视听，使敌方不加戒备。这种理解强调的是营造一种外部态势来隐蔽作战计划。

今天的专家学者基本上继承了戚继光的这种理解，但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以佐其外”不光是要营造一种外部态势隐蔽作战计划，还指战争决策或作战计划被执行者接受之后就要造“势”，用来帮助军队在国外的作战。“外”是对“内”而言，“内”是国内，“外”是国外。“计算”在国内，作战在国外。古人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军队一旦越过边境投入实际战斗，不能光靠算出的力量优势，还要靠有利的战场态势。

其实，“外”不一定限于国外，也可指庙堂之外。庙堂内定谋，庙堂外执行。因此，“以佐其外”应当不仅是指通过造势帮助我们在国外作战，还指通过营造有利态势辅助庙堂内敲定的战略决策或作战计划得以在治军、打仗、国防建设等各领域贯彻执行。

接下来“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讲的是第二层意思，进一步说明“如何造势”。

孙子提出关键要在两个词上做文章，一个是“因利”，一个是“制权”。

“因利”是指作战要以双方“五事七计”对比中我方的有利之处为依据。“制权”中“权”的本意是秤砣，秤砣根据重量在秤杆上滑动，引申为权变、权谋。制权，即制定谋略。“势者，因利而制权”，意在说明“造势”的方法是根据我方有利条件或力量优势制定相应的谋略，再通过运用谋略来营造有利的态势，从而使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得以贯彻执行。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或许更能理解孙子这段话。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入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特点，阐明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道理，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那么，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总方针呢？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一步分析如何营造持久抗战的大势，并提出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是，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

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惧怕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极力限制和阻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内部，王明等人主张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极力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针对种种反对意见，毛泽东的做法就如同孙子所说的“因利而制权”。他非常客观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利弊，摆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三点理由。

第一，他认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所以，要持久抗战。

第二，他认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必须展开独立的山地游击战。

第三，他认为，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说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而是真正的全面抗战。（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由此可见，毛泽东制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并非凭空想象或感情用事，而完全是在对中日双方实力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利弊最终确定的，堪称“因利而制权”的典范。

从毛泽东的决策思维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孙子所说的“权”，即具体的谋略措施，往往不是孤立的一条计谋，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有战略、战役、战术之分，甚至有政治、经济、文化之别。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谋略措施综合运用，方能合力营造有利态势。

归结起来看，运用孙子这一谋略时最为关键的是要注重“因利”和“制权”的结合。在现代条件下贯彻落实重大决策，也务必注重这两个要素的结合，精确地根据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制定相应的谋略。两者紧密结合，才能营造有利态势，使决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