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致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二世（草稿）》1794年10月12日后

79　致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二世（草稿）

1794年10月12日后

国王陛下，您于今年10月12日给我的命令使我负担了以下谦卑的义务：第一，我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和其他文章中滥用了自己的哲学，歪曲并贬低了圣经和基督教的许多主要教义和基本教义，从而，我犯有玩忽一个青年导师的职守和违背国君最高意图的罪过，这些意图我应该很清楚，所以，我必须作出认真的辩解。第二，我以后不得重犯这样的错误。对这两项指令，我希望能够以极大的诚意为我谦卑的顺从向陛下提供足够的证据。我的顺从过去已经得到证明，今后仍将继续得到证明。

向我提出的第一个指责，说我滥用自己的哲学，贬低基督教，对此，我的认真辩解如下：

第一，作为青年的导师，我在大学的讲演里，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罪过。这一点，我除了提出我的学生可以作证之外，讲演的特性也可以充分说明它。作为纯粹哲学的讲授，我的讲演是按照阿·哥·鲍姆嘉登的教科书进行的。在鲍姆嘉登的教科书里，没有基督教的主题，也不能够有基督教的主题。因此，决不能责难我，说我在这门科学中逾越了对宗教作哲学考察的界限。

第二，作为一个作者，例如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我并没有违背我已经知道的国君最高意图。因为，由于这些意图是关于国家宗教的，所以，我本来应该以一个普通公众的教师身份来写作，但我这本书和其他短篇论文根本不适合这一目标。它们被写出来，只是作为神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学者们之间的一种商榷，是为了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这种理论当然不会被普通公众所注意，如果要对学校教师和教会的教师讲授这一理论，那就需要政府的批准。但是，建议给予学者们以自由，这并不伤害政府的智慧和权威。官方的宗教教义也并不是政府自身一下子设想出来的，而是只有通过学术研究才获得的。因此，政府可以要求有关的系审查和纠正这些宗教教义，而不是为它们规定这样一个宗教教义。

第三，在所说的这本书里，不能说我犯了贬低基督教的罪过，因为这本书根本没有打算评价任何现存的启示宗教，而只是准备对理性宗教加以评价。在这里，我没有隐瞒理性宗教的先天性，它是一切真宗教的最高条件，也没有隐瞒它的完满性和实践意图（即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当然也没有隐瞒它在理论方面的不完满性（恶产生自何处，恶怎样过渡为善，或者，认为我们处于恶之中的确定性何以可能，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对一个启示理论的需要，我把理性宗教与这种启示理论联系起来，并没有规定这是什么（例如，在这里基督教被当作只是一个可理解的启示观念），因为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阐明理性宗教的这种价值。我的控告人有责任提出一个例证，在那里我贬低了基督教，或者是对把基督教看作启示表示怀疑，或者是把启示也说成是不必要的。在实际应用方面（实际应用构成了一切宗教的本质部分），则必须按照纯粹理性信仰的基本原则来解释启示学说，并且公开地加以研究，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贬低，毋宁说是承认了它在道德方面富有成果的内容。但是，由于纯粹理论的信仰命题的所谓头等内在重要性，这种内容被歪曲了。

第四，事实上，我对基督教表现了一种真正的虔诚，我赞美圣经是对公众进行宗教训导的现有最佳向导，适宜于建立和维护一个永垂千古的、真正道德的国家宗教。因此，我决不允许自己哪怕仅仅对圣经中的理论教义进行攻击或者提出异议（虽然必须允许各学院可以提出异议）。我坚决主张，圣经具有神圣的实际内容，虽然启示学说的偶然性使理论信条必然不断地变更，但这种实际内容却总是能够保持宗教的内在本质部分，而且，虽然基督教会在某些时候，例如在神权统治的几个黑暗世纪里，发生蜕化，但圣经的实际内容却能够不断地恢复它的纯洁。

第五，我在任何地方都坚持认为，一个承认启示信仰的人，必须具有责任心，也就是说，他必须只承认他真正知道的东西，并且决不勉强别人相信他知道自己也没有充分确认的东西。同样，在撰写涉及宗教的作品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永远不能失去良知，它是我心中的神圣法官。我不但竭尽全力避免任何可能有损灵魂的失误，而且甚至避免使用我觉得有伤风化的语词。我之所以对此特别注意，是因为我已经71岁了，在这个年龄，难免不时想到：我可能很快就要到那洞察人心的世界裁判者面前去为自己辩解了。因此，当我现在认真地向最高当局呈交这份辩解时，我心中没有不安之感，这是我的坦率的、永不改变的声明。

第六，关于指令的第二项：我以后不得再犯歪曲和贬低基督教的罪过（如已经被指控的那样），我认为，作为陛下您的忠实臣民，为了回避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无论是有关自然宗教，还是启示宗教，无论是在讲演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是一样。这是我的誓约。

我永远是国王陛下您的最卑微最顺从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