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张伯苓先生这个人

许多知名人如拿破仑、张作霖、袁世凯、邓小平等均身材短小。他们的知名度和他们的身躯不成比例。唯张伯苓先生的伟大表里如一。心胸伟大，勋功伟大，他的身躯也伟大。他身高六尺三寸，体重二百五十磅。声如洪钟，走在一般人群之中，诚如鹤立鸡群。在南开校园中，与同事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一同行走，好像一位幼稚园先生率领几个小孩。实际上喻、伉、孟三先生均是五尺多高的常人。唯伯苓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奇伟，出人头地，把其余的人显得渺小了。他坐在演讲台上，其他同坐在台上之人亦显得微小。例如和顾维钧、梁启超或汪精卫同坐一个讲坛之上，只有张先生是唯一大人物，其他人均显得很微小。
伟大人物当然不以外表身躯为准绳。伯苓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格及成功事业。先生自奉俭约，很像颜回亚圣，“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家住天津西南角电车厂旁一个羊皮市中。住宅只有三间小房。门前是熟羊皮的羊皮市。满街满巷全是臭羊皮，四处张挂。走向张家叩门须蹈过臭气薰天的羊皮场，方可摸到门铃。伯苓先生居此陋巷三十年安之若素。
“南开难开，越难咱越开”，是伯苓先生说及南开经费支绌情形。先生出身于贫苦之家。自己没钱可以兴学建校。而中国富豪是多照顾自己，很少人肯掏腰包拿出钱来兴办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伯苓先生到处化缘，然而捐款所得有限，学校经费永在不足之中，教职员的薪给优先照发。先生总是先人后己，自己的生活永久艰苦。校长的月薪初为五十元，二十年代增至一百元。所有张家开支只靠这一百元，捉襟见肘，自在意中。每次去北京办事，坐三等车，住北京施家胡同北京旅馆，每日房钱一无。自己携带一瓶臭虫药，以抵抗夜间臭虫的进攻。自带三个烧饼以节省饭费。唯一奢侈品是一小包茶叶。天津人吃茶实乃必需品。虽然如此节俭，而人情礼往衣食家用仍感不足，有时不得不由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十年之内，这种挂借数目达三千元。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华北时局紧张，蒋介石派黄郛来华北“跳火坑”，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聘伯苓先生为委员，以壮声势。一年以后，日军更进一步压迫中国，宋哲元另搞局面。黄郛南返，退居莫干山隐居，结束华北政委会。按规定伯苓先生名下积有车马费四千元。先生以为无功受禄，不肯接受。政委会办理结束人员徐鸿宾把四千元丢给我请我转呈。我和伉乃如先生洽商多次，方把这四千元由伉先生收下，归还伯苓先生十年来在会计处挂借的欠债。经办这次送款交涉，方详知伯苓先生在学校的挂借之秘密。南开学校一人的独角戏，一切开支伯苓先生有全权处理。而先生公私分明，一文不苟，洁身自好的美德，绝无仅有。

南开精神

南开师生每说南开精神。什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生个人感受不尽相同。兹述个人在校所见所闻，以证伯苓先生作人应世之方。
南开校歌中有“月异日新”，力求进步，永久向前，进取奋斗。先生每说“要进，要长，要顶”，实乃伯苓先生生平为人做事的精神。南开精神实际上是伯苓先生的精神。南开学生们承受伯苓先生教诲，奉行自励。圣道本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伯苓先生以身做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先生高风亮节，光明正直，学生们自然景从。
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离校几十年后，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1945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周恩来也来了。我问他在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他说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就想起校长这句话，就咬牙顶住。
北方冬天气候寒冷，学生宿舍中早晨没有火。学生们贪睡、贪暖、贪恋被窝中的暖和不肯起来。伯苓先生教导学生说，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被窝外边很冷，自然赶快穿衣，就起来了。“不要退，越退越起不来”。
伯苓先生是海军出身，南开重视体育。他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先生历任中国运动会会长、华北运动会总裁判。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在华北运动会出名，因而南开出名。民初南开学生出名运动员如郭毓彬、魏文瀚，全国闻名，南开之名因之闻于全国。
伯苓先生常引用俗语教导学生。他教学生要整齐清洁。他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又说“你可以为名士，但不要有名士派”，不要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许多南开学生终身奉行这些教训，永保整洁。

一面大镜子

伯苓先生在南开所实行的精神训练是有形的，是可实行的。在南开学校，东楼进门左边(现在这东楼是周恩来纪念馆)悬挂一面大镜子。镜边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校门经过这面大镜之前，影现镜中，真相毕露，各显原形。假如一个学生服装不整，头发蓬松，龟背蛇腰，各种丑相映入镜中，则自惭形秽，自思有所改善，一定要纠正自己的身形发肤。这面大镜子可以改善学生的仪容行为。有时伯苓先生走过镜前，遇见过往学生服装不整者，立即亲加纠正，使学生背直肩平发整钮结。许多学生亲经张校长纠正训诲，终身整饬。吴国桢说他的整洁是由张校长的那面大镜子教诲得来。
一般人对于南开的好印象是整齐清洁。校园中没有像其他学校校园满地破报纸，随处扔橘子皮、香烟头，到处吐痰。张先生禁止吸烟，凡是吸烟学生立即开除。南开不准随地吐痰，校中走廊设有痰盂，走廊柱上写“吐痰入盂”。
学生食堂设有两道门，以防苍蝇飞入。食堂的工人厨子开饭前必须穿上整洁白大褂，列队受检查。每个工人必须伸出手来受检，看看是否手指甲已剪短而无黑污。
我叙述这些杂项琐事，在于证明伯苓先生信仰“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不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切成功由小善积成大善。一切失败多由小恶积成大恶。伯苓先生办事办学的方法即是积小善为大善，可为办学兴学之人典范，万世之法。

新剧团

新剧话剧创始于南开。伯苓先生以为话剧可以训练学生口语表达，话剧剧情可以影响民众思想，戏剧可以影响人民道德观感。伯苓先生自编《用非所学》、《仇大娘》、《一元钱》、《一念差》、《新少年》、《新村正》等新剧，由伉乃如、周恩来、陆钟元、曹禺等登台表演。民国初年，拘于旧礼，男女授受不亲，女学生不能登台。剧中女角由男生扮充，周恩来扮充女角，所以我们在校时，呼周恩来为“孙小姐”。因为他是剧中女角孙小姐。
周恩来演说能力表达能力虽然出于他本人的天资，南开新剧团的训练不无贡献。

敬业乐群会

南开教育特点不仅在于教育素质的高超，教学作业考试的严格，伯苓先生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训练学生如何在团体中生活。人是群居动物，每人每日生活于人群之中，必须学得在团体中、社会、国家、家庭中如何生活，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在组织中生活。团体生活实为教育基本目标。南开的课外组织繁多，课业以外学生可以随意参加，学习群居生活。南开有新剧团、基督教青年会、校风出版社、童子军、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各省各市同乡会、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等课外团体活动。每日下午三时课堂课业完毕，学生可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学习交结朋友之道，终身有益。敬业乐群会可为一例。
伯苓先生以为作人应世之道须尽忠职守努力工作，把自己份内应作的事尽忠作好，不可随班唱应，马马虎虎，凑和敷衍了事。“尽己之谓忠”。他教导学生对自己所业要尊敬严肃。对于自己应作的事必恭必敬谓之敬业。在团体中必须合作合群，同舟共济，寻求快乐于人群之中。和人往还自有其乐，合作乐群是学生应学的本领。一个人孤立鸣高，不和人往来，不能与人合作，独往独来，穷酸一辈子，一事无成的学生，张校长不取焉。
南开周刊原名《南开校风》，学生们称为《校风报》，主要用意在于训练学生写作能力，与训练学生的思想。校风周刊上的文章内容，中学生的作文卑之无甚高论。中学生所知有限，所学有限，自然不能有什么惊人之笔。只是给学生们有发泄他们的热情的地方。在教学上也有大的贡献。

四大金刚

南开学校二十年代有四根台柱，应称四大金刚，如来佛在上，四大金刚助威，方能成为一个好的大庙。
主持教务者喻传鉴，浙江人，北京大学毕业，原是南开第一班学生，和梅贻琦同班同学，亲受张先生教导。初在天津南开学校充教务主任二十年。重庆南开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南开)，二十年桃李满天下。在重庆南开的学生均知喻先生的风范学问道德。
次为华午晴先生，亦是南开第一班学生，管理南开建筑校舍房产事务，尽心竭力，一辈子鞠躬尽瘁，是南开建设者之一。华先生天津人，体形肥胖，口齿迟钝，好像说不清任何一件事，说不明白任何一句话。他眼睛黑眼球较小白眼球很大，学生们戏称他“华白眼”。此公绝对忠实，日夜勤劳，外弛内张，外形若愚，而心中十分精明。他没学过建筑，但天津南开、重庆南开、八里台南大，广厦千间，均由华先生设计制图建造。南开学生很少人知道华先生这项建树功劳。南开学生八十年中来来往往，行云流水，而南开校舍百年屹立，很像纪念华先生的功德碑。
第三个台柱孟琴襄，主持事务庶务，管理厨房伙食、花木校舍、财务支出，无所不容、无所不管。孟先生是张校长的第二班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欧洲参加协约国方面华工队。当时有华工三万人从事挖战壕运送军械军需。孟先生是华工会干事。管理华工的生活起居通讯、衣食住行。和晏阳初先生同时同事。1918年欧战结束，回南开充任事务主任。三十余年终身努力于南开的事务，南开学校明窗净几，花木葱茏，校舍一尘不染，是孟先生的功劳，孟先生鞠躬尽瘁，一辈子为南开工作，贡献甚大。
第四根台柱伉乃如，是校长的秘书。伉先生乃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南开的第二把手。秉承张校长的计划意旨推行一切。南开的人事行政对内对外全经伉先生之手。在南开大学部兼充注册部主任，有极大的权威。学生的成绩在他手中，教授的进退伉先生有极大的影响。张校长对伉先生言听计从，伉先生对张校长必恭必敬，扶持体贴，无微不至。张校长出门时，伉先生每把手杖帽子恭手送给校长手中。有些学生以为恭顺太过，迹近卑鄙。我问这个批评同学：“你认为伉先生拿帽子卑鄙，难道你以为应当一见校长进门伉先生不容分说就上去抽他一个嘴巴子才对吗?”
伉先生是主事管事之人，学生的记过、开除、挡驾均由伉先生传达，“送噩耗的送信人每被打被杀”。伉先生发布不及格或挡驾的信息，传达不好的消息，学生们很不谅解。而伉先生心直口快，直话直说，没有容忍装傻的假态。心直口快，说真话，每是大杀风景的事，因而得罪了一些学生。
实质上伉先生是极精干有为有守的人才，办事精细确实，且有表达天才。在南开新剧团中作演员，伉先生每充节剧中的坏人、坏小子，作种种丑态，说诡话，情景逼真，极像坏小子。一般人把剧中的坏小子形象引为伉先生本人，冤哉枉也。伉先生忠心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周恩来在新剧扮充女角，和伉先生同台演出，成了好朋友。一九三○年代周恩来主持共产党革命工作，秘密来天津，常由伉先生掩护隐藏，周恩来免于被捕，得以生存。当时国民政府时代，窝藏掩护“共匪”是要杀头的。伉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朋友，古道高谊，不能不说伉先生忠义可钦。1919年周恩来由日本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张校长委任周恩来为秘书，隶属伉先生之下，听从伉先生指挥跑腿学舌，均由伉先生发号施令。周恩来对伉先生极为尊敬。1919年秋，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伉先生来往警察厅营救，九死一生周恩来在监狱住了九个月方出狱。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作了国务总理，伉先生时已作古，周恩来热肠古道，对于伉家子女略予照顾，事出有因。

南开大学之兴建

南开中学自1906年成立，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张伯苓校长十年之功，南开学校在国内成为第一流学校，在国际已渐有名。1916年举行一千人大操，已是大的学校。伯苓先生大气磅礴，自强不息，再计划扩充大业，创办南开大学。
1917年张先生第二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研讨教育理论，教育历史。同时考察美国各大学创办设施情形，以为创立南开大学的参考。1919年归国，立即着手筹备设立大学部。同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伯苓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筹办一个大学，兹事体大，很不简单。第一是经费问题，凡事非钱莫举。张先生家无恒产，手无分文，一个人赤手空拳以苦行僧的方法各处化缘所得有限。在中国捐求，很不容易。中国是穷人之国，中国人是大穷小穷之分，很少百万富翁。一些政要军阀，虽然窝有百万，但多是为富不仁，没有公共精神，不肯为公益教育事业拿出钱来兴办大学，泽及后世。第一年筹办南开大学十分艰苦。吉人天相，福从天降。1920年秋，忽然来了一笔意外之财。江苏督军李纯十月中一夕暴卒，遗嘱以遗产五十万元捐给南开。伯苓先生得此意外巨款，南开大学之进行渐有起色。
李纯，天津人，别号秀山，时充江苏督军，驻守南京。对于伯苓先生向极尊敬钦服。1920年10月一夕忽然自杀，遗嘱以五十万元捐给伯苓先生兴学。这是官方消息。小道消息报称，李督军的爱妾和他的卫兵奸通。一夕正和这卫兵幽会之际，李督军忽然闯进。见这对男女拥抱在床，李督军正要举枪开火，那卫兵奸夫手急眼快，先下手为强，先开火一枪把李纯打死了。李督军的家人为顾全面子，制造一段美丽高尚的假话，说李督军爱国自杀，以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兴学爱国云云。真相如何无法确知。以五十万元为办教育总是好事。我们南开受惠人应该相信官方消息。
伯苓先生得此五十万意外捐款，乃在天津南八里台建筑南开大学新校园。修建第一幢楼房，以李纯督军的别号秀山为名，称为秀山堂，并在秀山堂前立有李纯铜像以示铭感。

第一班学生

南开大学部于1920年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因陋就简，以南开本校南墙外的南楼为校舍。学生一百人，有黄肇年、陈同燮、祝步唐、周恩来，女生许桂英等人。虽然周恩来只上课两个月就去了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阵营，他是这第一班最有名的学生，校以人闻，南开大学之名传颂益广。
草创之初，大学部尚无宿舍。张校长租得南开学校附近天兴里、四德里、鸿源里民房为学生宿舍，秩序井然，弦歌不辍。1923年秋，八里台校园渐渐完成，第一座教学楼秀山堂已完成可用，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已建成。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学生三百人于一九二三年秋全体迁居八里台学生宿舍。有了正式教室及宿舍，南开大学雏形渐具。

教授阵容

虽然南开初期仅有三百人是小小的大学，较之今日九十年代南开大学学生九千人、美国大学的一校三万人五万人相去甚远，而伯苓先生一向重视教授资格素质。成立之初，就聘到数学名家姜立夫先生。姜先生系哈佛数学博士，国际知名。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世界数学名人陈省身就是姜立夫先生的高足弟子。化学系邱宗岳先生是化学界的泰斗。杨石先先生亦于一九二四年来校，在南开大学六十年，尤可崇敬。张校长重视科学，南开科学教授保持很高的水平。台湾中央研究院五位院长中有两人是南开学生。钱思亮在南开学化学，吴大猷在南开学物理。南开制造的“成品”货真价实，不是瞎胡吹乱捧者可比。其他南开学生成为教授科学家者车载斗量，如江泽涵、姜长英、申又振、吴大任均是同期的学生。
校园移到八里台后，教授阵容益形壮大。物理教授聘得饶毓泰，人类学聘得李济，文科方面聘有徐谟、蒋廷黻、何廉、李卓敏、方显庭、陈序经、张纯明，均是后来中外知名响当当的人物。
何廉主持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杨石先主持化学试验室，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研究工作，独无仅有，其他大学尚无此类研究部门。伯苓先生一人单刀独马，在国内连年内战混乱之中，民穷财尽状况之下，创成千古不朽大业，在中国历史上罕见。

思源堂

伯苓先生既然提倡科学，重视科学教育，主要愿望要有一个科学馆。适有天津望族袁述之先生热心教育，捐赠巨款，得以兴建一个科学楼。内有教室及物理化学实验室，取名思源堂，饮水思源，纪念捐款人的善举。“源”“袁”两字同音，思“源”及“袁”，纪念袁述之的美德善举，取名用意伯苓先生诚煞费苦心。中日大战初期，日军疯狂炸毁南开大学。秀山堂、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全夷为平地，唯思源堂仍然屹立，仍有思源的可能，科学建国，似有神护。

英国“闯席”

1928年伯苓先生再一次到美国。回国时取道欧洲考察英法教育及英法社会情形。1929年6月10日伯苓先生到伦敦。这一天正是我在牛津大学毕业，同学朋友们在伦敦上海楼设宴庆祝，原不知张校长正好在这一天到达英国。原有参与的人仅有刘攻芸、周廷旭、陆谦受、舒舍予(老舍)、郦堃厚、陈序经、吴南如、邱祖铭等十余人，伯苓先生该日中午到达伦敦。打听我的行止，得知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楼公宴。他同续克昌博士忽然降临。座客全甚惊喜。伯苓先生连说“闯席，闯席”。天津习俗未请的客人擅自闯入吃酒宴，谓之闯席。
张校长那一天极为欢喜。第一，南开学生遍于世界各国，英美法德全有南开学生，桃李满天下，他很自傲自喜。随同校长由美来英的续克昌博士即是南开学生，在美国方得了博士学位，随同校长东返。第二，正赶上我在牛津大学毕业，也是校长所喜欢的事。牛津大学是最出名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南开学生在牛津毕业者我是第一个人。校长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南开学生有了任何学业上成功或事业上的成就，伯苓先生每沾沾自喜，得了安慰。第三，他去美国多次，这是第一次到英国，初临旧邦，景物新异，很有兴趣。
校长在英国十多天，由续克昌和我趋前侍座。参观英国皇宫、国会、西敏寺教堂、大英图书馆、海德公园、国家画馆、维多利亚博物馆，美不胜收。校长极为喜悦。但是那年校长已五十六岁了，学生们多年称他“老校长”，日夜奔忙，不无疲劳。参观国会那一天，他说要在国会门前木椅上小坐休息休息。我陪同他坐在大木椅上，坐下不到三分钟后，他酣然入睡，鼾声远扬。十五分钟后醒来，他说他随时可以小睡，立即解除疲劳。他说：“在海军学堂时代练得这样本领。控制休息时间，很有好处。”伯苓先生体力精力过人，这是一例。英国广播公司(B·B·C)请伯苓先生讲述中国教育问题。伯苓先生是当代中国出名演说家。他是当代三大演说家之一。其他二人为汪精卫及余日章。他登台讲演，口若悬河，顺流而下，习以为常，向无底稿。这次大英广播公司请讲演人先把写出的讲演稿送去，以便编排节目，控制广播时间。广播是以分秒计算的，必须按照字数多少排列时间，伯苓先生的演说向是脱口而出，顺理成章，没有底稿。这次大英广播公司要求先有底稿，不是伯苓先生的习惯。他乃饬我帮忙，他口述要义，我译成英文，完成这篇讲演稿。按届期准时播出，功德圆满。这是唯一的一次为张校长写讲演稿。伯苓先生一生讲演几千次，至理名言均是脱口而出，没有底稿。当年尚无录音带的发明，金玉良言未能永存，至为可惜。唯这次十五分钟广播原稿尚存在大英广播公司档案之中，可以复按，是一件好事。伯苓先生在英国各地期月，七月中去法国东返天津。

为他人解决问题不可顾虑自己

伯苓先生伟大之处在于舍己为人，公而忘私。身居陋巷之中，不改其乐。一切为公为国，为他人着想，力行忠恕之道。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遵行忠恕圣道者，伯苓先生是现代伟人之一。兹述亲聆教诲嘉言。
1930年东北大学发生副校长纠纷。原来的刘风竹副校长无法维持，校长张学良急于解决纠纷，须立即找人接替校长职务。当时我是大帅府的外交秘书。张学良请我去北陵东北大学为他遮风挡雨，代理校务。我不是教育界人士。年轻好说，既无办学经验，且无班底，不敢承此大任，自讨失败。屡辞不获。最后我说我先去天津求教于伯苓先生，再作可否。
十二月八日晚坐夜车急赴天津。次晨六时到达天津东车站，赶赴张校长住宅。张校长方起床。他有些惊讶，何以如此大早由关外赶来。我叙明来意，并说明我的困难和短处，及不愿承担如此重任的原委。张先生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爱惜羽毛的时候，而是张汉卿有了困难，找不着合适的人选。‘士为知己者死’，处世之道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承担责任，为人解决问题。人家既然有了困难，咱应硬着头皮为人解决，不可顾虑自己。而且办事的成功与不成功，一大半由于咱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存心良善，努力作去，不会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了错误，人们会原谅咱的。”经张伯苓先生这样教导，我自然决意接受，不再犹豫了。于是我做了东北大学代理校长。
伯苓先生力行为他人服务，先人后己。南开校训用“公能”两字是伯苓先生一生做人应世结晶之语。他的行为一切为人为公、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群服务。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他教导学生要有德有能，有能方有力量。无能的人，仅有好心好意，不足成事。他训练南开学生有科学技能及经邦治国之能。有能力方可济世救国救人。无能的学生自救不暇，何能救人。有了能力，要为人群服务。因为人是群居动物，“革之不存，毛将焉附”。“敬业乐群”向是南开教育方针，后来把敬业乐群缩为“能公”两个字以为校训。

不可把结论放在前头

伯苓先生的智慧难于比伦。他的说法多是深入浅出，用浅白语句教导学生。1930年我在东北大学校长任内，张学良聘伯苓先生为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校董)。其他委员为罗文干、汤尔和、章士钊、王树翰、臧式毅、金静庵等诸贤。真正具有办大学经验，能出谋划策者是伯苓先生。当时东北大学事务教务千头万绪，我年轻气盛，常常脱口说出“不行”“不妥”或骂人“糊涂”。伯苓先生说：“逻辑方法须先说前提，后得结论。不可把结论放在前头第一句。评论一件事，参加辩论，应先把咱的理由事实一条一件说明，摆在前头，最后方下一断语、结论。不要把结论放在前头说为第一句话。如果咱把咱的理由事实说得明白清楚，不下断语也可以，人家自会有结论。”
聆此教诲我终身奉行。只是有时一时情急忘了伯苓先生这段话，仍然把结论断语说为第一句话，误事不少。事后追悔何以忘了伯苓先生的教诲。

对于婚姻的看法

1934年5月10日，我和钮先箴在北京结婚，伯苓先生证婚。六十年来我们的婚姻和好圆满，多承张校长训示教诲，我们夫妇永生感激。
关于婚姻意见，伯苓先生偏于保守。他生于前朝帝国，那时所有婚姻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妇女运动自由平等、自由恋爱始于一九二○年代，张校长已年近五十，对于婚姻观念自然属于旧派。他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不是全坏的。一半是好的。新式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打架，自由离婚，一半还好，一半不欢而散。”他说：“结婚年久了，日久生厌，当年的新鲜劲没有了，换一件新棉袄就新鲜了。”张校长处人有法，应世有方，在家庭中和谐美满，张师母(王淑贞，生于1873年，于1895年结婚)长伯苓先生三岁，相敬如宾。张师母身材高大，生四子也全是高头大马。长子锡禄，算学教授。次子锡羊事业家，曾充天津市公用局局长。三子锡祚自幼有肺病，久不能治。经张师母调护，得以康复。伯苓先生每称赞其劳。他说：“五奶奶(张夫人)是治疗肺病的能人。比任何中医西医全好。三儿锡祚已经西医宣告无望了，五奶奶居然给调理好了。”四子锡祜是空军飞将军。中日大战初期，飞机失事，死于非命。
伯苓先生一生教导学生为国为公。在南开女中毕业典礼训词中说：“你们毕业了，将来结婚要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要为公为国。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发大财。他升大官发大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

日机滥炸南开

伯苓先生于甲午中日战争期中，在北洋海军学堂毕业，亲睹中日之战及日本侵略中国情形。对于日本人向无好感。“邻国之贤，敌国之仇也”。日本人对于伯苓先生个人亦深恶痛绝。三十年代，伯苓先生屡去东北考察，亲睹日本侵略种种罪恶，深知东北处境危险，在南开大学组设东北研究会，调查日本侵略东北政经情形，建议对日方策，更惹日本人的仇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事爆发，中日战起。7月28日日军由天津日租界密集炮火毁夷八里台南开大学，彻夜不停。次日(29日)日军再派大批飞机毁炸其余的建筑。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全部夷为平地。现代文明国的战争侧重军事目标，力避杀害平民，更不轰炸平民住宅或文化机关。日本人残暴野蛮，专机炸毁南开大学文化建筑，其无耻行为是现代史中所未有的。
中日战争扩大，8月13日上海大战开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各党各派到南京开会，在会中蒋向伯苓先生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先生十分感动。8月23日南京会议闭幕，伯苓先生由南京飞汉口。当时京沪战事紧急，武汉成为临时首都。伯苓先生与孔祥熙同乘一架水上飞机，由南京飞汉口。到汉口时降落长江水面。吴国桢和我两人到江边迎接伯苓先生。下机后，吴国桢陪同孔祥熙去武昌，我陪同伯苓先生到汉口三教街的信义书局楼上借住。信义书局是教会卖英文书的书局。伯苓先生是基督徒，教会中名人。信义会欢迎先生居停一夜。洗脸吃饭以后，伯苓先生述及南京见闻、京沪战况，忽然提起一个意外的问题，和我商量。他说：“这次在南京蒋先生(介石)极力维护南开，并拉我入党，你看怎么样?”受宠若惊，没想到这样大的出处问题和我商讨。我沉思半分钟答称：“这是出处大事，要考虑考虑。校长一生为公为国，高洁纯真，往来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一旦入党下海，脖子上套一条锁链，挂上牌子，就不自由不方便了。当年颜惠庆请校长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校长做天津市长，全没接受。事后看来是对的。校长在党外为国为民的作用或比下海好得多。”
伯苓先生静听多时，连声“唉，唉!”未加可否。我以为话不投机，就不再续说入党问题，换个题目另谈别事了。
到重庆以后，蒋介石屡次拜访伯苓先生，屡次请安问疾。拜访次数多于三顾。伯苓先生做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什么年月入党，未再提及了。

最后教诲“随遇而安”

胜利以后，南开大学复校迁回天津。抗战时期原在昆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胜利散伙，各返本校。伯苓先生本拟贾起余勇再顶再长再进，对国家再做更大的贡献。只是时事日非，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伯苓先生一生独立自主的南开大学改归教育部管辖。太阿倒持，南大校长的任免须由教育部主管了。张校长就考试院院长之初，原说兼任南大校长。不久教育部下令免除伯苓先生的南大校长职务，另派何廉接充校长。四十三年校长职名不复存在。伯苓先生一生大业的末端已开始了。1949年元月，解放军进占天津。伯苓先生做了三个月考试院长。论时间之长短和孔夫子做了三个月鲁国司寇相彷。不同之处孔夫子辞官之后回曲阜教育学生。伯苓先生离南京考试院避走重庆，解放军挥军南下，不久重庆解放，伯苓先生变成前朝遗民大老，不能重返天津，再设杏坛了。
1949年11月，解放军占领重庆。伯苓先生避居沙坪坝南开中学内之津南村，进退维谷，心中不安可以想像。1950年春，3月一夕晚饭后，在门前闲坐，远望白云悠悠北去。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嘴里流出涎沫，第一次中风了。卧病几天，渐复常态。然而前朝遗老心中不无怅惘。
周恩来和伯苓先生情同父子。学生时代经校长教导维护，无微不至。现在周恩来做了国务总理，张校长是前朝遗老，政治上虽然敌对，周恩来思恩图报之情未泯。对于伯苓先生极力维护。1950年6月初，中共有一架军用飞机由重庆飞北京。周总理特令所属把伯苓先生及张师母附搭这架飞机飞到北京，安排住在西城小酱房胡同十九号傅作义公馆暂住。小酱房十九号是傅作义两个公馆之一，傅作义在北京原有两个夫人分住两个公馆。一在东城，一在西城。小酱房胡同十九号就是傅作义的西城的公寓。
傅作义对于伯苓先生极为崇敬，交谊甚笃。1930年山西派在华北当政时代，傅作义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之营田十万顷，捐献给南开做为学田。伯苓先生很感激傅作义的捐赠。抗战时期，傅作义在前线作战，妻子家小借住重庆南开中学内津南村，居留八年。傅作义对张校长有托妻寄子之谊，万分感激。
共军进攻华北之时，傅作义是“剿匪”总司令，后来兵败投共，在人民政府做了水利部长。伯苓先生由重庆北来之时，傅部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欢迎伯苓先生住在他的西城公馆，以报抗战时托妻寄子之恩。另一方面前朝大官们三妻四妾分占三处五处房屋，现在新政府来了，新风气之下，房屋紧张，一个大官拥有多处宅院已非时尚，傅部长乐得藉此机会把这房子让给张先生暂住。
1950年6月中，我由香港到北京。周恩来告诉我说：“校长前两天回北京了，住小酱房胡同傅家。”我立即趋谒请安。四年不见，校长已苍老多了。而精神、记忆、言谈、说理尚极清楚。周恩来位居国务总理，兼充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不得常陪伯苓先生闲话。我到北京是闲云野鹤，两个月中常陪伯苓先生聊天，招待来访客人，坐磨电车逛公园吃小馆，略解寂寞，消除一些烦恼。
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前朝遗老遗少多已逃居海外。未能逃亡之人深居简出，三缄其口，不愿和他人往来。来见伯苓先生的客人每日两三人，并不太多。伯苓先生绝顶聪明，一辈子处人应世动止咸宜，从不做过分违律之行，不说不识时务的话。以前朝遗老身分处此新的局面，他有一套适应新局势的话，他对访客每说三点，他说新政府大有前途，国家前途是光明的。第一，中国几千年的贪污腐败，现在清除了。第二，人民政府人才济济，有好人就能办好事，有好的成效。第三，我们有一个大的与国——苏联。有了好帮手，则外交就好办了。
张先生这三点官话，和后来的黄钰生(子坚)所草的遗嘱大致相彷，而他的真正情感不完全如此。
周恩来请先生暂居北京，周意在于先看看天津情势，等天津情势安定，再回天津。周恩来很怕伯苓先生返津太早，天津中共党部低级人员对先生找麻烦，引起不愉快的局面。用心良苦。然而处于低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忍气吞声，伯苓先生心中有苦说不出。
一天侍坐，伯苓先生说：“你要知道应人处世之方。我发现一个大道理，特别送给你。要记住‘随遇而安’，无论事情怎么不顺心、不如意永久要坦然处之，就可过得去了。”说这话时，未说及他自己处境之苦。而痛苦无奈之情，溢于言表。自己宽慰自己，比教诲学生更显然。
八月底，张师母王夫人七十八岁大寿。张锡羊和我商量如何庆祝这近八十大庆。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废除许多旧俗。伯苓先生是前朝遗老，正在避难期中，如何苦中作乐庆祝寿辰，很费心思。我俩商议多日，结果决定借用大陆银行楼上，置办一桌酒席以示点缀。
大陆银行经理韩寿裳是南开第一班学生，和梅贻琦同班同学，梅贻琦的太太韩夫人即是韩寿裳的胞妹。这些南开初创时代的学生对于张校长及张师母多年往还极有敬意好感。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事务万端，对于商业银行无暇改造处理，暂时任其自生自灭。大陆银行在前门内有一幢很好的楼房，楼上有宽大的客厅，可以摆酒设宴。经我向韩经理陈述张师母生日一事，他极端欢迎借用大陆银行楼上举办酒席。次一个大问题是通知什么人参加，是否通知周恩来、邓颖超。几经商讨，伯苓先生决定不通知周邓两位要人，以免招摇。我到前门外一家面铺订了寿面、一百个寿桃，做为寿礼。为避免张扬，只有一桌酒席。除两位寿星外，有张家三子两媳，韩寿裳夫妇和我共十人。苦中做乐，在苦难之中算是庆祝。席中伯苓先生沉默不语，已无平日的谈笑风趣。当年修身班中每提及五奶奶时眉飞色舞欢愉之情不可复见。
八月底我急于南返香港，向伯苓先生辞行，问及先生什么时候回天津。我看先生情绪不好，赶快换了另外一个话题结束我的辞行。八月底我南返香港。先生于九月中回天津，天各一方，未能再见。“随遇而安”成了最后的教诲。
次年二月十四日伯苓先生再一次中风。这次严重了，不能言语，不能进食，入医院急救，回天乏术，延至二月廿三日就仙逝了。半年前北京的辞行成了永别。一代哲人享寿七十六岁，比孔子大了三岁。施教五十年弟子七千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多于孔夫子。

(1991年)

(收入本书时有所删节)

宁恩承(1901年—)，192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旋赴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习经济财政，1929年毕业。1930年任东北大学校长。1933年改任河北财政特派员。1949年后，移居海外。1996年东北大学复校，被推为董事会名誉董事长。1998年6月，张学良98岁生日时，曾赴檀香山祝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