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背影》作者朱自清》

烂漫桃花映李花，抠衣我亦到清华。
　　堤边《踪迹》留诗句，灯影秦淮忆旧家。
漫说思亲情似海，无言怀橘意如麻。
满园荡漾春消息，不尽低徊一老鸦。

这是15年前，我过清华园，有怀朱自清师律句也。朱师在杭州时，曾赋长篇新诗《踪迹》，写那寂寞的情怀。《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和《背影》，都是朱师的小品散文名作，传诵一时。或问：“何谓背影?”余答之云：“‘亲情深似海’(粤剧名)也。”朱师在杭州任教时，领导湖畔诗社，他是新诗导师;其后任教温州中学，有《背影》之作，后来用作散文集的集名，他又成为小品散文的主流之一。后来，一直任教清华大学，他在晚年，可说是文艺批评的权威。
朱师初来一师任教的情况，我在《后四金刚》中说过了;他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熟的文艺作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一直站在前哨，成为进步的文艺战士。他是一个带着诗的气氛的散文家，也是一个平正质朴的文艺批评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在江苏扬州，矮矮的胖胖的，笃实忠厚;套一句老话，便是“人如其文”。1923年初秋，某一晚，朱师和俞平伯师在秦淮河荡过一回船，后来，他们各自写了一篇诗样的游记。他在末一节上说：
“……河上的夜色更浓了;……我们默默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
我以为这一段话，正可作他那首长诗《毁灭》的注解，朱俞两师都富有诗人的性格和气氛，用温暖的情绪注入了一切对象中去，一切对象都变得非常可爱的了。俞平伯师的游记中，有着这几句话：“我们，醉不以涩味的酒，以微漾着，轻晕着的夜的风华，不是什么欣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这样淡的倩笑。”我们读了他们两人的诗文，自有这样的感想。不过平伯师的诗文每流于“腻”，不若朱师的清隽。朱师的秀逸风格，在《背影》及《欧游杂记》中一直保留着。那篇记叙小品《背影》，选在中学国文教本里，早为年轻人所熟读，不待我再来说了。有一回，几个国文教师在一处闲谈，忽然谈到有些美术性小品，在教者觉得颇够味，可是学生们的反应，却很冷淡;即如周作人的谈茶，便是一例。朱师的《背影》，中年人和青年人一样地感到兴趣，就因为朱师的风格是淡远的，而情怀则是温暖的，也为青年人所能体会得的。
朱师在《欧游杂记》序文中说：“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记述时可也费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间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这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沉闷的。于是想方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再有，不从景物自身而从游人说……若能将静的变为动的，那当然更乐意……”匠心之处，甘苦自知，值得我们注意的。
朱师一生，一直是新诗的爱好者，批评者。(他曾编选前十年的新诗，我已说过了。)他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意义是很复杂的。朱子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他将意义分出‘文义’和‘意思’两层来，但也只说得个大概;其实还可细分。朱子的话，原就解诗而论，诗是最经济的语言‘晓得文义’，有时也不易，‘识得意思好处’，再要难些。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小心，便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新诗意境的人。
朱师又指出新诗不妨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和象征诗三种;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的。他指出启蒙期诗人，“……白话的传统太贫乏，旧诗的传统太顽固，自由诗派的语言大抵熟套多而创作少，境界也只是男女和愁叹，差不多千篇一律;咏男女自然和旧诗不同，可是大家都泛泛着笔，也就成了套子……格律诗派的爱情诗，不是纪实的而是理想的爱情诗，至少在中国诗里是新的;他们的奇丽的譬喻——即是不全是新创的——也增富了我们的语言……再进一步，便到了象征诗派。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自从朱师的《新诗新话》出来，不独对于新诗的领会，有了一把钥匙，即新诗的前程，也有了指引的记程碑了。
我说过：朱自清师家世绍兴，生长在扬州。当年，易君左兄写了一篇《闲话扬州》，引起了满城风雨，终于不了了之。我呢，也曾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人间世》上，写了一篇《说扬州》。朱师也写了一篇《说扬州》。他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中说：“久未能多作稿，歉甚。兹写上《说扬州》一篇，乃见聚仁文而想起者也。”他在文中又说：“聚仁先生的《说扬州》，比那本有名的书有味多了。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未免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这些，自然也是扬州的一面，不过已经过去，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么美感。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现在盐务也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的小城。可是一般人还是忘其所以，他们要气派，自以为是，几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这真是所谓‘夜郎自大’了。扬州人有‘扬虚子’的名字，这个‘虚子’有两种意思，一是大惊小怪，一是以少报多;总而言之，不离乎虚张声势的毛病。”(从前扬州人把外面的人叫做“扬盘”，后来，上海人又把扬州人看作是“洋盘”了。)
朱师接着提到两件小事：“许多人想到扬州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也许那时女人很少出街吧!不过从前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陶庵梦忆》中有‘扬州瘦马’一节就记的这件事;但我已毫无所知了。另有许多人想，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儿。北京人寻常提到江苏菜，总想着是甜甜的腻腻的。现在有了淮扬菜，才知道江苏也有不甜的;但还以为油重和清淡的山东菜不同。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决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朱师的文字，也正是如此。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我便投入了淞沪战线，作战地记者，开头那几年，一直周游东南沿海各地。朱师从北平随着清华大学迁移到西南大后方，参加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我和他一直没取得音讯上的联系。1943年，我从赣州把《大江南线》(战地通信集)寄给他。随即接到了朱师的来信，信中说：
聚仁兄：
多年不见，也没通信。抗战以来，常在报上读到您的通讯。您似乎走了不少地方。这其间，一定冒了许多险，吃了许多苦，但一定也增长了许多阅历。最值得钦佩的，是这种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
去年，在成都接到了您的《大江南线》。那篇引论极有趣味(即指《新闻文艺论》)，我在成都讲演一回《文学与新闻》，曾经引用您的意见。(我们也曾选用了这一篇作教材。)不过我觉得您将“艺术笔触”看得似乎太轻些。新闻事业的发达，现在已见端倪;只看成都燕大招生，投考新闻系的特别多，就可知道了。新闻写作的讨论，该能引起青年们的注意。我近年来写文字，总劝青年人不必只在文学创作的圈子里转，他们可以转到新闻的写作方面去。这样办，成就的也许更多些。
近年来，虽然报纸的篇幅缩减了，但还有不少的写得好的通讯记载。我常想搜集这类材料选择一下，出一选集，也许可以表彰那些写作的记者，并可作学习记者的镜子。但自己读的报刊太少，到现在止积下的材料还有限得很。再说，我对于新闻学还是门外汉，恐怕自己的判断也靠不住。我想，这种工作，也许有别人会去做的。《正气日报》，不知是不是你教送的，这个报编排得不错，印刷也清楚。谢谢您，谢谢报馆。您近来身体好?这里只是物价高，别的都还好。

弟 朱自清覆

当时，我也回了一信，如次：
佩弦我师：
“战争”把师友们的音信都隔绝了，我也是跟着战局的演变，流转往来，靡有定所。假使，我们这样的工作也算对国家民族有点贡献，也就引以自慰了。“战争”似乎还会延长下去，一般的生活情况，我们在前方的，或许比在大后方的好一点。我曾到过最前线，那儿的老百姓照样地耕作，生活也过得不错，自然也有很紧张的恐怖场面。
经过了这样剧烈复杂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经验比先前丰富得多了。我们的时代，远比杜甫、白居易伟大得多。照理说，写作的视野广大起来了。可以产生以新作风写新题材的作品了。据我所看见的作品，十有八九，还是写他个人的乱离中遭遇，掺上了悲观消极的个人情调。简直找不出一点大时代的气息。而所谓“离乱”，也还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老调子，近于“无病呻吟”，使人十分失望。我师劝青年人转向新闻写作方面去，那是不错的;至少可以扩大他们的写作范围，养成观察社会动态的能力。不过，就报刊所见的特写文字看来，还是凭着个人想象之处太多，对于搜集资料，加以剪裁的能力太差了。好似王尔德说了“文学创作便是说谎”的话，他们就不妨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至于“真实不真实”，不在他们着力之中了。我以为新闻文艺，还得把“真实性”摆在主要地位，少用个人主观的推想，先把所报导的题材弄正确来，再动笔，最为妥当，我师以为如何?
说到新闻文艺作品的选辑，由商务印书馆编刊的《战时国文读本》、《抗战特辑》来看，兼收并蓄，本无不可。可是，既不求新闻的真实，又不求文字的通顺，那就太差劲了。盖编者见闻有限，又缺乏史学的修养，粗制滥造，太不够水准了。我师鉴别力过人，能继《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别编一选集，足以嘉惠后学，待之待之。

抗战胜利，联合大学复员回到了北平，朱师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内战既起，穷教书匠的生活，比抗战后期还更困难。出版业几乎束手待尽，复业了的良友图书公司，谈不上续编《新文学大系》二集。朱师所说的报告文学选，也就成为虚话。那时，我在上海赶写《中国抗战画史》(由舒宗侨兄配图片，近年，海外有了三种翻印本)，出版之初，邮请朱师教正。他来信指示如次：
……来信和大着《中国抗战画史》都收到了，且喜且感谢!大着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这些材料的搜集，编排，一定费了两位编者，特别是你，很大的心力，印刷的也很美好。我早就想我们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真是感谢!祝好!

朱自清谨启

1947年6月21日

其明年，朱师便在北平逝世了。

(1983年)

曹聚仁(1900—1972年)，浙江浦江人。毕业于浙江省立一师，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后主编《太白》、《芒种》等杂志，均获得鲁迅支持。抗战时期，任中央社战地特派员，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1950年移居香港，历任香港《循环日报》、《正午报》主笔。着作约70余种3000万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我与我的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