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芦沟桥事变前一个月，周作人在他的《桑下谈》序(见《秉烛后谈》)中说：“乐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贫主。”他认为现世“既无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签发到手的乃是这南瞻郭洲的摩诃至那一块地方”，那么只好苦住下来，反正在中国旅行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可见周作人早在北平沧陷之前就打定了“苦住”的主意。等到北平沦陷，清华、北大相继南迁之后，他就把“苦茶庵”改为“苦住庵”，一心一意准备在敌人的重围之中苦住了。尽管当时有许多朋友，包括他的兄弟周建人，苦言相劝，要他离开北平，但都无济于事。周作人苦住的结果，是他终于一步一步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做了汉奸。有的人为他婉惜，觉得周作人当初如果离开北平南下，也许不会做汉奸。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周作人的终于做了汉奸，绝非偶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研究和分析周作人这个发展的过程，不仅可以了解周作人的全人，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侧面。
 

“人的文学”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旧历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初一)。族人传说他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据说他出生那一天，一个堂叔夜游归来，走进内堂仿佛看见一个白鬚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即逝了。周作人对于这样的浪漫传说颇为喜欢，尤其是进入中年以后，想做隐士，飘飘欲仙的时候，便时常引用这个典故寄托他脱俗、闲适的心境。他曾为人写一条幅：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
 童年时代，周作人和鲁迅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他和鲁迅一起流连忘返于百草园，在那里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又一起到舅父家避难，鲁迅虽然有寄人篱下之感，可是小三岁多的周作人似乎无忧无虑，这段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象倒是“颇愉快”的(《知堂回想录》)。当他们兄弟俩从乡下回到家里后，便先后到“三味书屋”读书，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试帖诗。读来读去，使周作人对于汉学起了反感，“发现在人间便是道学家，往往假多真少”，象宋学，“度量偏窄，性情苛刻，就是真道学也有何可贵，倒还是不去学他好。”(《我的杂学》)因了这样影响，周作人便走一条杂学的路。他离开“三味书屋”以后，大约在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虽然少不了东游西荡，但也“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学会了看书。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我的杂学》)从《聊斋志异》又读到《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又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还有其它的书，诸如《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剡录》等等。随着年岁的增长，周作人读书兴味愈浓，范围愈广，用他的话说是“看闲书代纸烟”。所谓闲书当然是针对新旧各式八股文而言的，世间独尊八股是正经文章，周作人偏爱看闲书：风物地志，年谱日记，家训尺牍，野史笔记，农书本草，乡贤著述，佛经圣教……可谓“杂”了。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社会政治的极端腐败，使得一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纷纷起来，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周作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当然也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关心时局，激发出爱国热情。他在乡间听说义和团打了“洋鬼子”，很是高兴，曾在日记中抒发这种心情。六月六日云：
 “闻近处教堂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
 他还在日记的书眉上用大字题着：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不过，那时周作人仅仅具有“灭洋”的思想，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已，并不排满。况且对于义和团也有不少糊涂观念，他带着轻蔑的态度称他们是“拳匪”和“顽民”。
 尽管满清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的穷途末路，但人们仍旧按照老习惯生活。科举仍被看做是读书人求出路的正道，不论是亲戚朋友家人，还是周作人自己，似乎都感到应去参加科举考试，碰一碰仕途的运气。于是1898年底周作人便去应试，初试，覆试，府试虽然榜上有名，到得院试，却名落孙山，中举美梦从此幻灭。仕途不通，东游西荡，终非长久之计，尤为苦不堪言的是每天要早起上街买菜，穿着长衫挤在短衣班中奇热难当，便向在南京求学的大哥求援，终于在鲁迅的帮助下，于1901年9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他学的是驾驶，分在管轮堂。
 在江南水师，周作人开始接受排满思想，成为民族主义者。他说：“读了《新民丛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元旦试笔》)在这个学校，他第一次读到了《天方夜谭》，因为觉得很好，便用学得的英文，拿《阿里巴巴四十个强盗》做试验，陆续以古文翻译出来，取“萍云”这个女人用的名字，寄给《女子世界》居然分期刊出，1905年又印成单行本，名为《侠女奴》。这是周作人最初翻译的尝试。成功的喜悦鼓起年轻人的勇气，1906年又想写小说，稿子卖给小说林书店居然也出版了。这文言小说名为《孤儿记》，故事叙述一个孤儿，从小贫苦，藏身土穴，乞讨为活。及长，偶盗窃，入狱做苦工，因袒护同盗的犯人，将看守杀死，被处死刑。临死前，将所余一点钱捐了出来，说道：“为彼贫人”。据作者回忆，他原想自己硬做的，但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后，没法再写下去，只好抄袭雨果一个作品的情节作为故事的结尾。小说写得并不高明，但见出早期周作人的进化论思想。他在《孤儿记》的绪言中说：“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盛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人类要进化，就必有竞争，必有弱者的悲哀，因此周作人说雨果曾有言“自由与健全同物”，是过去现在都不能实行的;将来能不能实行不得而知，但“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是可说的。
 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了五年。1906年乘鲁迅回国再返东京的机会，与鲁迅一起去日本求学。因为近视，改习土木工程，结果却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那时，他和鲁迅住在一起，鲁迅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周作人。同时，他们又与在东京的革命志士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过从甚密，想借助文艺来进行革命的宣传正是极自然的事。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1906年出狱后，即被同盟会接到东京主持《民报》的编辑工作，他的许多具有鼓动性的革命诗文很为青年推崇，周作人和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人一起，每星期到《民报》馆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他的庄谐杂出的讲演，深深激起周作人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情和向往，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序》)因为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民族，便留心弱小民族的文学，“各种作品，如芬兰、犹太、波兰、印度等国的，有些是描写国内的腐败的情形，有些是描写亡国的惨痛的，当时读起来很受到许多影响，因而也很高兴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因为这样，便想到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这些文学，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关于鲁迅之二》)后来，不仅对这些弱小国家的发生兴趣，对于强大国家的作品，也很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慢慢就将范围扩大开来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周作人与鲁迅一起筹办《新生》杂志，《新生》流产后，又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了东北欧国家的作品。《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集，因问津者寥寥而作罢，周作人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寂莫。不过，《域外小说集》在中国近代翻译界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周氏兄弟介绍外国文艺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忠实于原著的“直译”方法，比起当时流行的“林译小说”来不知高出多少，正如后来胡适所说：“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后，周作人又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文学。这些翻译作品有英国哈葛德·安度朗著《红星佚史》、匈牙利育珂摩耳著《匈奴奇士录》、波兰显克微支著《炭画》以及现代各国短篇小说集《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等等，连同未出版的俄国托尔斯泰的《劲草》在内，结集共有十五种之多，介绍了十五个国家，大约有四十五位作家的作品。大部分译作都是在1927年以前进行的，这以后，他就译得比较少了。
 1911年8月，周作人偕妻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时而闲居在家，时而在教育界任职。其间曾往杭州任省教育司视学三个月，1913年4月后在绍兴第五中学担任教员并兼任县教育会长有三年之久。这一段时间兄弟俩虽不在一处，但在文学事业上的亲密合作仍如从前。1914年继《孤儿记》之后，周作人又用文言写了一篇小说名《江村夜话》刊登于《中华小说界》。小说通过秋夜江村闲谈的渔父和农夫的口，描述了豪门地主怎样使他的佃农一家家破人亡，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的一角，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穷苦劳动者的同情以及对于豪门的鞭挞。
 这几年，中国社会处在极度动荡的风云变幻之中。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一幕在人们眼前拉开，说不清是喜是悲。辛亥革命，周作人躲在家里，没有出去看过，对于终究实现了“民国”似乎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但因为没有切身感受，总是隔一层;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使他真正地感到沉重，觉得时代的黑暗叫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张勋复辟，是他1917年4月到北京以后亲眼所见，亲身所感，震动更大。他后来回忆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所以感到思想革命的必要，实在是与经历这次事变有关，“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知堂回想录》)
 1917年7月周作人开始担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当时的北大，蔡元培担任校长，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方面让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在讲台上讲西洋文学，让复古派黄侃、刘师培主持中国文学教学;一方面又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请胡适、刘半农等具有新思想的人担任教授。北大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为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正是这样，周作人和李大钊因北大同事关系建立了不寻常的友谊。1919年前后，周作人在红楼上课，李大钊的办公室就在红楼内，“他又勤快，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因此周作人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知堂回想录》)不过，李大钊加入共产党以后就渐渐忙起来，图书馆主任室里也不能经常找到他了，闲谈的机会自然也少起来。
 周作人来到北大后不多久，就开始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发表文章，并和鲁迅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偶而也参加《每周评论》的编辑会议。他发表在《新青年》上最早的一篇文章是《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1918、1)接着就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 (1918年12月)和《思想革命》 (1919年4月)这两篇文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起五四文学革命，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胡适，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知识分子的代表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运动，此后仍不断发表文学主张，对于文学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胡适在文学革命初期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语言文字的改革，他的“八不主义”所涉及的也大都是形式问题。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他鉴于中国封建势力的浓重，深深感到革命的艰难，因而提出了思想革命。他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指出：“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是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呢?……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所以他说“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这思想革命的内容早在几个月前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已经系统提出。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这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从这个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周作人批判了一切从儒教演绎出来的色情狂、迷信、神仙鬼怪以及所有蹂躏人格，践踏人性的“非人”的文学，而肯定了主张男女两本位的平等，描写恋爱结婚，亲子之爱的“人”的文学。从这个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周作人企图建立一个以“爱”为中心的乌托邦生活。这种生活，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幻想过，德国费尔巴哈幻想过，周作人又在日本的“新村”里找到了。
 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是日本向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创办的，实行泛劳动主义，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情况有点类似欧文的“新协和”组织和傅立叶的“法朗吉”组织，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周作人曾于1919年7月特地访问了日向的新村，前后写了好几篇文章介绍新村主义。认为新村既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周作人还搞了一个新村北京支部，打算在中国推广新村主义。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文学主张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奉为旗帜。傅斯年就曾表示对于《人的文学》这篇文章“真佩服到极点了”(《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胡适也认为《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无论怎么说，“人的文学”的主张对于冲破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束缚，唤起对人的重视，使人的个性能得到正常而合理的发展，都是起了巨大的冲激作用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军，周作人的文学主张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
 五四时期，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写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散文，针砭时弊，对于封建文化进行了勇猛的批判。象《蔼理斯的话》、《生活之艺术》、《狗抓地毯》、《净观》、《与友人论性道德书》、《妇女运动与常识》、《论做鸡蛋糕》、《北沟沿通信》等等文章，周作人特别呼吁重视妇女的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他反对节烈观念，反对残酷的殉葬制度，批判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认为“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祖先崇拜》)认为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个性的解放”(《北沟沿通信》)。对于儿童教育，周作人更是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关注，他强调亲子之爱，主张“儿童本位论”，反对那种将子女牛马一般养育的父权观念。他慨叹中国家庭旧教育的弊病在于不理解儿童，把儿童训练得“少年老成”，成为“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读<各省童谣集>》)他既反对将儿童“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也反对将儿童“当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而认为：“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恰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儿童的文学》)周作人还介绍推荐和翻译了许多儿童读物，使安徒生和格林等人的作品得以和中国的儿童见面。他收集和编选儿歌童谣，做了一些开拓的工作。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提倡禁欲主义，中国的儒教也大谈“男女之大防”，宋元以后，道学家尤其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周作人的不少散文是批判这种道学家的。他赞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因为它们有一种非礼法主义显现于艺术之中”(《净观》)，反对宗教种种禁锢。他欣赏英国十九世纪中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主张，认为人应当有正常的性生活。当汪静之的《蕙的风》和郁达夫的《沈沦》等描写爱情的文学受到封建卫道者们攻击，认为是“猥亵”“不道德”的作品的时候，周作人公开地站出来为他们辨护。他在《沈沦》与《情诗》两篇文章中态度鲜明地肯定《沈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的价值在于写出了一个青年“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批判和抗争;他认为《蕙的风》能够“放情地唱”，“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这段时期(1919—1927)，他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虎集》、《谈龙集》等等。
 早期的周作人和鲁迅都热心于介绍俄国及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们从同一地方出发，但旨归却大不相同。鲁迅从这些作品里，看到了那里人民的灵魂，人民的挣扎;同时也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周作人只看到人道主义。他不仅感到他所接触的外国各种流派的作品都可以用人道主义思想来概括，“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而且以为这人道主义可以成为促进社会改造的重要枢纽。这个观点全部鲜明地表现在他写于1920年的外国短篇小说译集《点滴》旧序中，他说：“我们平常专凭理性，议论各种高上的主义，觉得十分彻底了，但感情不曾改变，便永远只是空言空想，没有实现的时候。真正的文学能够传染人的感情，他固然能将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给我们，也能够将我们的主见思想，从理性移到感情这方面，在我们的心的上面，刻下一个深的印文，为从思想转到事实的枢纽，这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最大的期望与信托。”这可以作为早期周作人翻译、创作和理论上人道主义主张的一个总结。
 人道主义也决定了周作人同情革命的政治立场。周作人曾声称不能和共产主义同道，但他关切被压迫者的命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对于革命者的屠杀。他兼任过女师大教员，1925年女师大事件时，他列名于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站在学生一边，反对杨荫榆的寡妇主义统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文章，并特地翻译了武者小路的小话剧《婴儿屠杀中的一件小事》借以表示对杀人者的抗议和被杀者的悼念。当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他表示了极深的哀痛。在险恶的环境下，他和沈尹默等人设法保护了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周作人让李葆华在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然后送他到日本学习，逃出敌人的魔掌。
 周作人是《语丝》周报(创刊于1924年11月)的主编，这个杂志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语丝同人虽无明确的纲领，却有着显著的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周作人的许多尖锐泼辣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都是发表在《语丝》上的。他的一系列批判日本浪人主办的《顺天时报》的文章，尤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7年《语丝》终于被张作霖查封。不过，作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周作人，他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他一方面同情革命，反对军阀，同时又主张妥协、宽容，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他一方面用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传统势力，同时又惧怕社会革命，想用新村组织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前进的路在哪里，周作人已面临危机。
 

开拓“自己的园地”

 在文学革命中，周作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提出“思想革命”，宣告了自己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但这并不意味他不重视形式，也就是语言文字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就是抵抗着复古派的诅咒，勇敢地用白话写新诗的实践者之一。那个时候，新诗作者用白话诗抒发自己的情感意愿，无拘无束，自由活泼，从内容到形式都冲破了旧诗词凝固僵化的格局。周作人反对“文以载道”，主张“诗言志”，他用白话写诗就是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束缚的结果。他最早的两首诗《两个扫雪的人》和《小河》写于1919年1月，后来又陆续写了许多，1930年结集出版，共收入34首诗，最后的一首诗写于1923年7月，以小诗《过去的生命》作为诗集的名字。《过去的生命》真实地记录了周作人从1919年到1923年生活的踪迹，他对事物的赞美和憎恨，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幻灭，以及在前进道路中的徬徨和苦闷。
 《小河》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首诗，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要求;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流露了对于社会革命的忧惧心理。这一点，他晚年所写《知堂回想录》曾直言不讳。周作人自谓生在东南水乡，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深知水的厉害。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种忧惧的心理，《小河》和新村主义是互相呼应的。一条小河稳稳地流着，经过的地方，开满了花草和果实。忽然农夫跑来筑堰，河水被隔断了，可是水要保它的生命总须流动。水在堰前乱转，一个劲儿地乱转。田里的稻和田边的桑都发出叹息和担心，他们需要水的滋润，又怕那冲破堰的阻挡的水流太大，使他们遭殃。田里的稻、田边的桑叙述着他们的心事;田里的草和蝦蟆，也都叹气，各有自己的心事。《小河》中覆舟之忧正是新村主义中惧怕将来社会革命的心理状态。《小河》所以在当时获得好评，更多地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周作人自己也这样看：“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说，摆脱了诗词歌赋的规律，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这是一种新表现……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自己最为欣赏的还是那首作为诗集的题名的《过去的生命》，写于1921年4月他在西山养病期间。诗中有这样几句：
 这过去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我亲自听见他沈沈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周作人说：“这诗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总是根据真情实感，写了下来的，所以似乎还说得过去;当时说给鲁迅听了，他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还是宛然如在目前。”(《知堂回想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于小品散文的提倡。
 文学革命初期，由于战斗的需要，议论文特别发展，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另一类叙事抒情性散文，又称小品散文的样式繁荣起来，这些散文写得缜密漂亮，不同风格争奇斗妍，琳瑯满目，鲁迅曾有评价，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类散文的丰收与周作人的提倡和推动是分不开的。早在1921年5月，周作人便作文提倡大家都来写这种“美文”。他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做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迪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美文》)这类散文的特性，日本厨川白村曾做过具体的描述，好友几人，随随便便，啜香茗，促膝而谈，国家大事，市井琐闻，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把这谈话记录在纸上即成。这类短小精悍而具兴味的随笔，在中国古代散文中早已有之，但新文学的园地里却是新事物，一经周作人等提倡，便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涌现了许多有造诣的散文家，朱自清的委婉细腻，谢冰心的清丽典雅，徐志摩的雕琢艳丽，郁达夫的清新飘逸，在这些不同个性的作家中，周作人的平和冲淡的风格影响最大，形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 (钱杏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当时，俞平伯、废名和钟敬文等人都深受周作人的影响。钟敬文曾这样说：“我的文章，很与周作人先生相象，几位朋友都是这样说过。……我承认，我喜欢周先生的文章，并且，我所写的，确也有些和他相象。”(《荔枝小品》)这些“美文”的丰收，以不可辨驳的事实说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周作人的散文写得朴素自然，好象与友人促膝谈心，舒徐自在，无雕琢做作之感。在平淡的叙述中流露出对人生的关切和诚挚的真情。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有机智的谈吐，有丰富的知识，可以开扩眼界，领略生活的情趣。文章能写到象说话一样，无耳提面命的架子，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需要一定的修养和造诣。周作人有一些写得极好的散文是能够使你感受到这种艺术的境界的。就拿《乌蓬船》来说吧，这篇散文写于1926年1月，是作者自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曾说过，一个集子中有三、两篇稍好一点象《乌蓬船》那样，“那就很满足了”(《周作人书信·序信》)。《乌蓬船》是一篇通信，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绍兴去，他便在信里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怎样走路，怎样游玩……叙述平平淡淡，但于平淡中见真情。有些描写简直使你神往，如身临其境之感。请看：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
 不错，冲淡的生活情趣正是周作人的散文所着意追求的一种境界，他曾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北京的茶食》)平和冲淡，并不脱离现实生活，况且在“语丝派”时期，对于打破那种复古混浊的空气，别有一番标新立异之感。到了三十年代，把这种冲淡和闲适、趣味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倾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娓娓细语，平静舒展，力避采用色彩浓厚，音响强烈的词汇，常用反语，略带幽默和轻松，是周作人散文给我们另一个鲜明的印象。写于1924年的《北京的茶食》通过平静的叙述，透露了一点心曲，作者很婉惜古老的北京没有精美的茶食。对于现代生活的粗劣，蹩脚的模仿洋货，作者是不满意的，然而只用几句俏皮话表达出来：
 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合上已放著花露水与日光皂了。
 对于周作人的散文，较早给予充分地肯定的是胡适，他在1922年所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继胡适之后，较详细地评价周作人散文的要算郁达夫了，他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隐士与帮闲

 五四运动退潮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产生了分化，周作人也和许多人一样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经历着激烈的斗争。
 还在1921年周作人就感到自己走上了歧路。在那年4月所写诗歌《歧路》中有这样几句：
 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二个月后，他在给孙伏园的信中更进一步表述了自己思想的苦闷，认为自己的思想处在动摇与混乱当中，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象开杂货店一样堆在头脑中，不能调和起来，形成一条可行的大路。周作人当然不满足于做杂货店的老板，他还想寻路，写于1923年1月的《寻路的人》便是自我的表白。但他没有寻到路，只知道“路的终点是死”。这说明他对于这人生世道已经有所彻悟，“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谈虎集·后记》)真的猛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奋然前行的，但周作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者，他早已声明“未必有殉道的决心。”(《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现在既然已知道“路的终点是死”，当然是向后转了。那时他一面主办《语丝》，提倡任意而谈，自由思想，发表了不少尖锐泼辣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一方面已准备撤退到艺术之塔里去了。写于1925年2月的《十字街头的塔》一文说得极为明白。周作人说，厨川白村有两本论文集，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十字街头》意思是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周作人模仿厨川白村的说法，自认是身在十字街头的塔里。周作人说自己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自以为引车卖浆之徒，但是，“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别人离了象牙之塔走往十字街头，周作人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正是他退隐的开始，不过，艺术之塔造在十字街头倒也十分别致，这正反映周作人思想上的矛盾以及他与时代的矛盾。
 促使周作人思想的大转变的是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写于1928年11月的《闭户读书论》说得倒也坦率。他感到历史已进入到一个危险时期，“‘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还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因为，“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除掉它呢，“没有好法子”。“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或者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周作人想了一天总算想出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
 “五四”以后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鲁迅逐步地扬弃了进化论和个性解放思想，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是迎着时代的风浪，向天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的。但周作人却被时代的风浪吓坏了。自此以后，兄弟俩是真正地分道扬镳了。其实他们兄弟俩走着不同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早期，他们进行着共同的文学事业，有着亲密的合作，但各人的出发点已经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拉开了他们各自世界观和文艺观的距离。但1923年的兄弟失和却还有直接的原因：在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处理家庭事务的不当。
 鲁迅买下北京八道湾十一号新居后，全家老少住一处，由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当家。鲁迅每月三百元的薪水全部交出，周作人在北大教课外，还不断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燕京大学，女师大，孔德学校等的课程，每月薪水也有三百元。但由于羽太信子任意挥霍，摆阔气，讲排场，月月不够用。光男女佣工一大帮就是一笔惊人的开销，据周建人回忆：“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鲁迅和周作人》)家人有病，那怕是小病，一律请外国医生，汽车进，汽车出。这种情况下，鲁迅就得经常外出借钱，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起此事： “有时借到手速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许广平忆鲁迅》)
 而对于羽太信子的挥霍，周作人听之任之，处处迁就。鲁迅看不下去，规劝几句，要他们用钱要有计划，当然遭来不满。周作人曾要把羽太信子的父母从东京接到中国来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鲁迅的正确意见当然又遭来了不满。类似这样的事双方不断产生磨擦，矛盾终于不可调和。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自室吃饭。8月，鲁迅终于搬到砖塔胡同，以后又买下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把母亲接出来，八道湾让给了周作人一家。兄弟俩失和后，鲁迅再也不能对周作人有什么积极的影响，虽然他还时时惦念着他的兄弟，又有何用。周作人在背离革命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了。
 在《闭户读书论》发表后，周作人就决心做隐士了。1929年，周作人写了《三礼赞》。《三礼赞》当然不是真的去赞美娼妓之类，而出于对造成娼妓的社会制度，对令人缄口的阶级压迫的不满。面对这种混乱的现实，周作人所采取的态度是：“明哲保身”。他说：“吾家金人三缄其口，二千五百年来为世楷模”，“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所以他礼赞哑吧，礼赞麻醉。到了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更是飘飘欲仙了：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很想把自己的态度说成是叛徒与隐士的结合，他援引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的话来自比，“我希望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泽泻集·序》)。但这时，周作人早已不是叛徒，他也不可能将叛徒与隐士集于一身，倒是在隐士的招牌下贩卖起老古董来了。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用人道主义去批判过封建道德，反对过儒家思想。现在，他又否定了这种叛逆性的批判，象浪子回头似的，回到了儒教的怀抱。他说：“我的道德观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都掺和在内，外面又加了些现代科学知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么一点在我较为重要。”(《自己的文章》)
 那么，周作人从儒家思想中取得了什么样的处世哲学呢?儒家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的精神，他没有取，却只提取了一个“忍”字，他转引《官箴》中的话说是“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以清谨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苦茶随笔·小引》)他还特地选了杜牧的一句诗： “忍过事堪喜”，于1934年花了二十钱把它烧制在小花瓶上，搁在书房的南窗下，朝夕相处。
 政治思想，人生哲学的变化，带来了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的变化。周作人本来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时，认为文学不应该作为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而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但现在他已经在提倡文学无用论了。他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提到，“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他又拣起了被他否定的游戏说或消遣说，提倡性灵，趣味和闲适了。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散文本来就有平和冲淡的特点，但那是和旧文学抗争，为了反对旧文学的刻意求工，矫揉造作，特别写得朴素自然，因而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为新文学争得应有的历史地位。那时他的散文平和冲淡，却并不讲求趣味闲适，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表达了对于封建束缚的反抗。但现在，他不仅一心追求这种平和冲淡的格调，而且把它和趣味闲适结合起来。写于1926年的《乌蓬船》虽行文中有优游闲适的味道，但也有水乡的风趣，有作者对于人生的关切;到了1930年写金鱼、虱子、苋菜梗、案山子等草木虫鱼的名物小品时，就钻到牛角尖里去了。草木虫鱼之二《虱子》一文讲述了许多有关虱子的趣闻，虱子的地位，毙虱的方法。讲到虱子的地位，罗素《结婚与道德》中记载，中古时代赞美肮脏不洁，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在中国虱子的地位也不低，晋朝王猛的名声之所以大，一半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一半靠他的捉虱子。直到清代，梁任公办《新民丛报》时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员，名字叫扪虱谈虎客，可见这个还很时髦，无论他身上是否真有虱子。至于毙虱的方法，一本美国人著《我们是文明么》记载：
 “两个好友互捉头上的虱以为消遣，而且随复庄重地将他们送到所有者的嘴里去。在野蛮世界，这种交互的服务实在是很有趣的游戏。黑龙江边的民族不知道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可以表示夫妇的爱情与朋友的交谊。在亚尔泰山及南西伯利亚的突厥人也同样的爱好这个玩艺儿。他们的皮衣里满生著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远在那里搜查这些生物，捉到了的时候，咂一咂嘴儿把他们都吃下去。”
 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叙述各国的民俗，各地的民情，充满趣味性，实际是想借以避世。因为这时他已感到世间“无一可言”了。“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也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笔祸。”所以他“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因为“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草木虫鱼小引》)
 周作人为了提倡闲适，特别推崇晚明小品，尤其是公安、竟陵派的作品，认为这是揭了反叛的旗帜，一扫复古的风气。1928年周作人为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和《燕知草》作跋，1932年在辅仁大学演讲中，都赞赏公安竟陵派的性灵说，并把这一派的作品看做是近代新散文的源头，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也象那样是言志派代替了载道派。而现在提倡独抒性灵的闲适小品，正是历史的必然。现代的新散文和明末诸人的风致实在一致，只不过加了点西洋的影响而已。现在中国的情形又似乎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逃避到艺术世界里去。对于周作人这样的看法，林语堂极口称赞，他专门于1934年创办《人间世》杂志，发表独抒性灵、表现闲适的小品散文，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包括五十自寿诗就是在《人间世》上面发表的。在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提倡之下，一时这类散文大为兴盛，沈启无编选了晚明小品文集《冰雪小品选》，施蛰存编印了《晚明二十家小品》，周作人为之写序，题签。刘大杰标点了《袁中郎全集》，煞是热闹。鲁迅称独抒性灵的闲适小品是“帮闲文学”，认为“《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小品文的危机》
 周作人提倡闲适是为了逃避现实，但实际上他还未能忘情于人世，因为他的艺术之塔毕竟是造在十字街头的。所以他对于现实还是有所不满的。在《药味集》序中他就说过：“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1933年周作人自己动手编选明末清初笑话成《苦茶庵笑话集》，编笑话似乎是很闲适了，其实他同时有忧郁苦闷的一面在，周作人在序言中表达了这个意思：“中国现在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钱店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庇股为戏仿佛相似，实际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笑话集里有些笑话很有意思，象《割股》，这则笑话大意是说儿子割了别人的股去行孝，被割者惊起喊疼，他反而说：“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周作人认为这则笑话虽然是过去朝代的事，何尝不是今天社会的写真。可见周作人不仅还关心着世事，忍不住还要发点议论。
 在这一段时间，他还写了许多有关民俗学的散文，介绍有价值的中外民俗学著作，看去与世事似乎相隔甚远，毫不相干;但又不缺少与世事有关的部分，有时他对于现实的不满还相当激烈。周作人认为民俗学有些记录着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的生活历史，可以看出生物生活的本原，做人生问题的参考。比如人类生活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的。周作人在介绍《蠕范》^①这部清代民俗学著作时，就从人生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颇能发人深思。他说：“万物之灵是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鹿和羚羊遇见老虎，跑得快时保住性命，跑不脱便乾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实的饱吃一顿而去，决没有什么膺惩以及破邪显正的费话。在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但他们决不藉口无后为大而聚麀，更不会衔了一块肉骨头去买母狗的笑，……我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拏了这样文明人的行为去和禽兽比较，那是多么可惭愧呀!”这个时期象这样明白直言的毕竟不多，大多是飘飘欲仙之作，作者自欺欺人，看上去很闲适，又时时透露着讽世之意和“消遣世虑”的哀音，包括那首五十自寿诗。鲁迅在兄弟失和十年后仍然以公正的态度评价这首诗，说它是有讽世之意和微辞的，不过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这是周作人的悲剧。
 

从“苦住庵”里苦住到落水做汉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失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举国上下奋起抗战。周作人在敌人的重围中“苦住”在北平。
 最初的两年里，周作人履行着他的诺言，要对得起朋友，绝不做背叛的事，特地通过当时燕大国文系主任郭绍虞的关系，担任燕大的客座教授，每星期四到六时的课程。因为当时燕大和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日本人是管不着的。他除了教书，便躲在“苦住庵”里闭门读书。1937年9月8日所做《俞理初的诙谐》中曾谈到：“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可见埋头读书的情况。
 他一面翻阅清人笔记，一面写些有关民俗学的闲适小品。这些散文当然再也没有“讽世之意”的微辞以及“消遣世虑”的哀音了。所写内容大体很琐屑，与现世隔绝，与世事无关，尽管谈及桑下故乡的情景时，不禁流露许多真情，沉醉在往昔的回忆之中，但总体说来，情趣卑琐，文词隐晦曲折，与五四时期明白晓畅的文体判若两人。这说明作者此刻精神的空虚和苦闷。1937年8月前后所写的《谈劝酒》、《谈混堂》、《谈搔痒》都是这一类的文章。
 但随着敌人的胁迫，特别是1939年刺客的枪声，致使周作人一步步下水，担任伪职，终于做了汉奸。1939年元旦上午九时，燕大学生沈启无来贺新年，客人刚坐下，便听工役来报天津中日学院李姓求见，周作人对于来访者从不拒见，说声“请!”之后，便见一个人进来，只问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周作人此时只觉左腹有点疼痛，并未跌倒。那时，沈启无站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正在七手八脚要捉住刺客时，不料刺客的助手冲进来接应，刺客终于逃脱，捉刺客的人倒有几个受伤，一人死亡。沈启无弹中左肩，周作人经过医生严密检查，无论如何总找不着子弹，检查伤口，发现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走黑色，只是皮面擦破而已，至于为什么子弹没有打进去，谁也说不清。第二天起来穿衣服，扣釦子才省悟到是子弹打在钮釦上才未受伤。当日警察检查现场，在地上拾得一颗子弹，系铝质的已经扁了，上面印有花纹，就是那毛线衣的钮釦上的。想不到一颗化学钮釦能起预防子弹的作用。刺客事件以后，周作人很害怕，他以为这是日本宪兵队对他不愿意为皇军办事的惩罚。为了保命，只好听任别人摆布，开始出任伪职。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说：“但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时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接着，不到两年的功夫，他又接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
 周作人早期是个民族主义者，现在他成了汉奸，这实在是一个讽刺。担任伪职以后，周作人就不得不打破多年来读书静坐的习惯，出席日本人的酒会，参加许多在日本人安排下的活动。日本侵略者用了周作人这块招牌收买人心，进行奴化主义的宣传。周作人彻底地由国民党的帮闲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忙者。1942年11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思想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把儒家的仁恕之道与日寇共荣共存联系起来，说两者都是圣人之用心，顺应物理人情。他说：“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为仁的根苗，为人类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发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进于求永生以至无生，……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他的这番话，不禁使人们想起十五年前的情景，当时周作人是如何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地批判《顺天时报》啊，《顺天时报》鼓吹日支共荣共存，周作人说：“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荣共存’，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猪肉被吃了在别人的身体里存着，这就是共荣共存。”曾几何时，他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历史多会作弄人呵。
 周作人曾兴致勃勃地幻想中日所谓文化亲善。1944年1月他作《怠工之辨》说：“我觉得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的披露胸襟的机会，中国固然极需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样的也有知道中国人之必要。……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这种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实倒很容易办，既然深切的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诚实坦白，消极的条件只须不失国际的礼仪，那么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谈或是谈不通的。”周作人还说他这个梦想太好了，如果中国要发刊这梦想的杂志，他自己愿意贡献出去，继续努力。
 周作人还提倡宽容与仁恕。众所共知，1945年是抗战处于决战，中国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阶段。周作人却大谈起宽容与仁恕来。这年1月他写了《关于宽容》的文章，举张良和韩信的故事，说明人生处世的要义在于宽容。韩信受胯下之辱;张良为老者拾履，长跪为其穿鞋，都是宽容大度的典型。他们能够如此宽容大度，概在深谋远虑，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周作人这种忍让的思想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不过那时用来律己，现在却要把它推广出去，作为应付动乱的一种办法了。
 随着政治态度的变化，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当然也跟着变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时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三十年代做隐士时，主张文学无用论;现在，他又在那里反对纯文学了。1944年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总之我是不会做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就在申明他写文章是有所为的同时，他曾以顾亭林来自比，顾亭林谈到自己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年岁渐长，才对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周作人虽然声称对于顾亭林的学识未敢妄攀，但却认为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可见他当时非常“入世”，一改飘飘欲仙的情状，而《中国的思想问题》和《关于宽容》等文章也绝非消遣时光的戏作，而是有所为了。这个时期，他的“帮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起劲的。
 当然，他仍旧很闲适，照旧写作冲淡闲适的小品。正表现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在人民的痛苦，国家存亡面前的麻木不仁。这些小品的题材越发狭小，情趣愈加卑琐，实在无聊之极的时候，就把他的藏书一本本的翻过，抄录某些段落，随便地发些议论，1944年5月出版的《书房一角》就是这一类的书，谈送灶，测字，蚯蚓 ……专谈一个地名、鞋名、食品名的来源。现摘引《二四·翁鞋》如下：
 鲍鉁著《稗勺》中有《翁鞋》一则云： “北人冬月履纳绵絮，臃肿麄坌，谓之翁鞋。李崆峒集中用之。当是老人所著，故名。”案北京今俗名老头儿乐，更有风趣。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云： “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卖，有旱金坠青皮脆羊角蜜哈蜜酥倭瓜瓤老头儿乐各种。”然则瓜中亦有此名，大约即是南边所谓冷饭头瓜又名呃杀瓜者乎。假风雅人轻视民间物名，不能领取其鲜活的谐味，往往喜改为古语，此正是作木乃伊的手段也。翁鞋今未闻此名，如非崆峒所改作，则幸甚矣。
 这个时候，周作人的文章多用文言，以此来掩盖他的阴暗的心理。
 不过，周作人的心境似乎也不那么宁静、闲适，时时有寂寞、懊恼袭上心头。他写于1944年8月的《灯下读书论》就从字里行间透露这种苦味。最近曾有熟悉周作人情况的同志谈起，即使周作人担任伪职时，我们的地下党员(包括他的学生)并没有和他断绝往来，他们不能不对周作人有影响。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说明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还能从他和李大钊的友情出发，帮助李星华姐弟从北平到延安去。“一九四○年，星华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事前与周作人先生说明她要到延安去。临行前，经周作人先生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到了制裁，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9年出狱后，由南京转上海回北京，仍住八道湾旧居。解放后，党和人民对他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有可能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五十年代先后写出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以后又陆续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象《浮世澡堂》、《伊索寓言》、《古事记》等等。1967年，周作人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