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

 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开拓者，是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富有正义感的爱国者，是民主主义的斗士。“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种高风亮节，体现在他一生的多方面。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是迈着艰苦的前进脚步的。吴晗在《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曾引述了朱自清参加最后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似可看作这是他对自己走过道路的深刻总结：
 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之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士大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
 朱自清出身于一个封建小官僚家庭，1898年11月22日诞生在祖父就任承审官的江苏省东海县;他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因举家迁住扬州，同此地结下不解之缘，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故自称“我是扬州人”。幼年时取名自华，号实秋，后考入北京大学本科改名自清，字佩弦，发表文章时通用朱自清，间或也用“佩弦”。因他是这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长子长孙，极受家里宠爱，五岁便由父母启蒙课读，养成沉然好学的习性，后上私塾，终日埋在经籍、古文，诗词中，深受古代文化的薰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十四岁的朱自清正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刻苦攻读，“他在那时喜看说部书，便自命为文学家”，毕业时学校给与“品学兼优状”(李方谟《我记忆中的朱自清》)。可见中学阶段他便喜爱文学作品，并立志做个“文学家”，这为他“五四”新文学发韧期跃上文坛作了一定的准备。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很快地被反动军阀所篡夺，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国家黑暗到了极处，人民痛苦到了极处;然而清朝的最高封建统治者毕竟被推翻了，一些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想靠皇帝做官的美梦也被打破了。朱自清可以说是扬州这个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发展的“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尽管没落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教养，私塾的封建文化教育的陶冶，旧的伦理道德观的浸染，不能不在他心灵上打上难以磨灭的烙印;但是时代的暴风雨总是不断冲刷着中国这个封建王国的断垣残壁，也冲洗着一些向往自由的新知识分子身上的积垢，使其以新的姿态迎接大时代的考验。朱自清这位温雅而坚韧、庄重而矜持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是跟着时代的步伐，于1917年考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本科的哲学系，真正开始了他要争取做一个“比较自由”的“新知识分子”的斗争生涯。但在北洋军阀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北中国比南方更黑暗;加之“他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是相当贫苦的”，“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那几年，冬天晚上睡觉，只有一条破棉被，要用绳子把被子下面束起来”(陈竹隐《忆佩弦》)。因此，他直觉地厌恶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吃人社会，同情广大受压迫受屈辱的人们。由于他只能以沉思的哲学眼光去敏锐地观察和剖析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缺乏以一种冲破“风雨沉沉的夜”的勇气和魄力，在“前面一片荒郊”上去踏出一条路来;而对于靠着新旧军阀生活，与旧势力同流合污他又极端仇视，与人民大众的争自由求解放的革命行动结合他也心有所惧。所以，他只好带着自身性格的深刻矛盾，追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坚韧而踏实地曲折而缓慢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新知识分子”的道路，最终才成为一个有骨气的革命民主斗士。
 

新文学的开拓者

 朱自清曾自谦地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背影>序》)其实，他是一个有才气的“五四”时代的新诗人，虽然他不是最早致力于白话诗创作，但是他的诗作却“远远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 (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风雷激荡的“五四”时代造就了诗人，诗人的诗作又分明地刻下“五四”时代车轮的迹印。朱自清在“五四”新思潮的启迪和冲激下，亲身经历了1919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学生爱国示威运动，这是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彻底的文化革命运动;他“和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陈竹隐《忆佩弦》);并参加了由北大进步教授支持的与“新青年”派并肩战斗的“新潮”社;1922年1月又同叶圣陶、俞平伯等创办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阵地《诗》月刊。“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开了他心灵的门扉，大学四年攻读哲学培养了他敏于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忧国忧民的情感激励他去探索人生的道路，沸腾的生活唤起他创作诗歌的欲望。后来他回忆为什么在五四时期拿起诗笔，“这是时代为之”(《论无话可说》)。因为“那时是解放的时代，解放从思想起头，人人对一切传统都有意见，都爱发议论，作文如此，作诗也如此。他们关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损害的人”(《诗与哲理》)。在这种进步的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指导下，他活跃于“五四”新诗园地，成了新文学阵地的开垦者。这个时期的诗除在他和郑振铎、俞平伯等八人合集《雪朝》中收入的十七首外，其余大都收在《踪迹》里。他的诗以独特的思想色彩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五四新诗创作的实绩。他认为“白话新诗在传统里没有地位”，“这儿需要斗争，需要和只重古近体诗与骈散文的传统斗争。这是工商业发展之下新兴的知识分子跟农业的封建社会的士人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民主的斗争”(《什么是文学》)。可见他在新诗领域致力于新诗创作，不仅自觉地为白话新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取独立地位，而且也把新诗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新兴的知识分子”同封建士大夫阶级进行民主斗争的武器。
 歌颂光明，暴露黑暗，是他诗歌的重要思想特色之一。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曙光的照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平民主义思潮的激荡，点燃了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情。朱自清也和同时代的进步诗人一样地放开歌喉，去赞颂光明。他托物言志，以赞美煤的“赤和热”，来抒发内心对“美丽而光明”(《煤》)的憧憬;在《满月的光》一诗中，他描绘出一个光明的理想世界，并愿意永远浸在这个“光海里”。这是新世纪的春雷给无涯黑暗的古老中国带来的新希望，在诗人心灵上的光辉投影，也是“五四”运动的狂涛冲击着诗人的积郁愤懑的痛楚的心所发出的高亢乐观的音响;不过，他的歌唱光明不单纯表现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对新时代曙光的空泛的呼喊，而且传达了“那蓝褂儿，草鞋儿，赤了脚”的平民们的心声。他认为现代的“文人得做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生活的经验表现，传达出来”(《什么是文学的“生路”》)的文学。提倡平民文学是五四新文坛叫得很响的口号，朱自清这里所说的“平民”，如果联系他的《人间》一诗来具体考察，不是一般地专指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应包括那些挑着“空的箩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黑而干瘦”的劳苦大众;诗人并“接触他纯白的真心”，愿意为”平民”而歌唱，表现他们的苦难，表达他们对时代的热切希望。诗人不只是赞美光明的未来，而且积极去探索以怎样的人生态度来实现对光明的追求。《光明》一诗对此作了形象的回答：光明不是上帝赐给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这既表现了诗人的积极进取、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又分明透露出进步思想在他内心激起的兴奋感。尤其可贵的是，在“五四”运动退潮期，新文学阵营出现了分化，他不仅承受了五四文学的战斗传统参加了标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而且写出了一些带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新诗篇。《赠AS》以炽烈而真挚的感情，以丰富的想象和绚丽的色彩，描绘了革命者邓中夏的英雄形象：
 你的手象火把，/你的眼象波涛，/你的言语如石头，/怎能使我忘记呢?/你飞渡洞庭湖，/你飞渡扬子江;/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地上是荆棘呀，/地上是狐兔呀，/地上是行尸呀，/你将为一把快刀，/披荆斩棘的快刀!/你将为一声狮子吼，/狐兔们披靡奔走!/你将春雷一震，/让行尸们惊醒!/我爱你的骑马，/在尘土里驰骋——/一会儿，不见踪影!/我爱看你的手杖，/那铁的铁的手杖;/它有颜色，有斤两，有铮铮的声响，/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那黄金的王宫!/呜……吹呀!/
 气势磅礴，感情激越，意境宏伟，形象飞动。不仅将个人真挚友情的抒发同对无产阶级革命壮丽事业的由衷歌颂结合起来，并且把推翻旧世界的“黄金王宫”的革命豪情同建立共产主义的“红色天国”的崇高理想结合起来，这不只是赞美革命者邓中夏个人，似应看作是对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歌颂。这虽然只是朱自清的朴素的初步觉醒，但他明显地超越了“五四”运动低潮期那些患有时代忧郁症的知识分子探索“爱”与“美”的所谓理想天国的思想境界;并通过与革命者光辉形象的比照，严格批判“在灰泥里辗转”的自己，这是他一生文学生涯中的良好的起步。《送韩伯画往俄国》越加酣畅热情地歌颂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作者把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喻为光照大地的“火一般的红云”，并透过对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真诚地表露诗人的政治理想，即希望他“将在红云里偷着宇宙的密意，放在你的画里，可知我们都等着哩”;这是要求他从苏联这个红色的国度偷点光明，以照亮祖国死寂沉沉的暗夜。
 歌颂光明必然要诅咒黑暗，向往新世界必然要暴露旧世界。朱自清是一位直面人生、关切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更重视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往往把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交织在一起。他曾说：“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是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底文学”(《<蕙的风>序》)。大学生时代写的《羊群》，通过对恶狼吞吃羊羔的描写，借喻弱肉强食的吃人的罪恶社会，当然也流露出人道主义的怜悯情绪，哀叹人间的不平和被血玷污。诗人于1920年5月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即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并支持冯雪峰、潘漠华等四人组织的“湖畔诗社”及赵平复、魏金枝等组成的“晨光文学社”;此后又辗转于温州、宁波等各地中学执教，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中下层，对黑暗现实和苦难人生的看法比学生时代显得更深沉了。不仅《赠AS》在歌颂光明的同时，把笔锋刺向行尸走肉的黑暗现实，而且回南后写的《小舱中的现代》，通过对可怜的小贩和求乞者为生存而进行搏斗的残酷场景的描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现代社会的抨击更深沉更强烈了。《转眼》、《冷眼》、《侮辱》、《人间》等诗，透过人情世态的描写，揭露了血泪的现实人生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冷酷和隔膜的。
 抒写徘徊悲哀情绪，表现挣扎向前精神，是朱自清“五四”前后诗歌创作的又一重要思想特色。他的诗歌并不都是体现了时代的最强音，而有相当多的诗篇则流露出一种徬徨苦闷的哀调悲音。这主要因为：一是“五四”高潮过后他的“希望”在残酷的现实中逐步破灭了，发现自己当初对光明的追求、对红云的歌颂只是“范畴而已”，对革命“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论无话可说》)，因此当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实中被击碎后，就不能不犹豫、苦闷、徘徊，如《秋》、《心悸》等诗真实地抒写出自我内心的孤寂沉郁情绪;二是作者世界观的反映。他自我解剖说“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那里走》) ;而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中和主义”(《残信》)。这种带有中庸色彩的人生哲学不能不影响他政治的进步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转眼》一诗，表现了诗人在五四运动低潮期的“理不清的现在，摸不着的将来”，“待顺流而下罢，空辜负了无生的我，待逆流而上啊，又惭愧无力的”他的痛苦矛盾心情。然而诗人又非是悲观主义者，他具有面对现实在挣扎中前进的精神。1922年底写的长诗《毁灭》则表现了他直面现实探索人生的积极进取态度，这是他世界观极为可贵的因素。《毁灭》是诗人“被家庭社会两重的压迫以后所发出的声音，还是这样的不屈不挠，可见他底本性绝非荏弱易折的” (俞平伯《读〈毁灭〉》)。这首长诗既是诗人思想斗争的自白又是实际行动的誓言，它“决不是一面空大鼓敲着来吓唬人们”，而“是呻吟，也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叫声”，表现了诗人以“专崇实际”的精神勇于在纷繁的纠葛中挣扎着探索人生道路的毅力和决心，自誓“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正是作者朴实无华、执着现实的韧性品格的生动写照。“《毁灭》在新诗坛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们可以说，这诗底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论它风格底宛转缠绵，意境底沉郁深厚，音调的柔美凄怆，只有屈原底《离骚》差可仿佛”(俞平伯《读〈毁灭〉》)。
 作为新文学阵地的开拓者，朱自清不仅在诗歌内容的革新方面作出了极积的贡献，而且在诗歌艺术方面也作了谨慎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自己诗作的明快而朴实、深沉而柔美的艺术风格。他主张写诗应表现人生的“血与泪”，要抒发时代的声音，要富有真情实感，厌弃那种“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的唯美主义诗风;而且在艺术上要求“精粹”，坚持“极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去写诗，反对那种“仓卒的粗制品”(《短诗与长诗》)。他的诗歌创作真正实践了他既注重真实性又崇尚美感的新诗主张以及严肃的创作态度。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中赞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作的”。因此，他的新诗在艺术上显示出新的特色：一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巧妙地采取多种表现手法，创造诗味浓郁的意境。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或因情生景或望景生情，或融情入景或物我交融，或对比烘托或象征暗示，造出一个个生动深幽的艺术境界;特别是那些风格隽永凝炼的小诗，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内核”作为意境的“眼”，令人深思寻味。二是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根据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采取了自由灵活的丰采多姿的诗体格式。既有一时感兴的小诗又有节奏明快的短诗，既有繁音复节的长诗又有表现哲理思索的散文诗。这多种诗体形式的尝试有助于自由体新诗的发展。三是清新朴实、自然形象的新诗语言，这在当时的诗坛上也是可贵的。虽然致力新诗创作的人，都强调以白话语言作为新诗的“利器”，但在实际创作上大多脱不尽文言的痕迹或欧化的句法;而朱自清非常注重以现代口语入诗，并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一些极为生动、通俗、自然、准确的比喻，给人以新颖的形象感，显示出诗人非凡地驾驭语言的能力。
 总的来看，朱自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尽管他的诗歌主张或创作并非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为我国新诗创作的奠基铺路所留下的辛勤探索的脚印，所尽到的新文学开拓者的职能，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放射出不灭的光彩。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以后，曾引起各个阶级的动荡和分化，出现各色各样的人，走着各种不同的道路。从1920年到1925年暑假，朱自清正在山水秀丽的江浙一带从事中学教学和新文学活动;同时也是他生活波动不宁，思想斗争激烈，探索人生道路的时期。1922年11月7日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讨论人生哲学和对生活的态度。他说：“弟虽潦倒，但现在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我自今夏与兄等作湖上之游后，极感到诱惑底力量，颓丧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但是“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使生活底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信三通》)。于是，“先生自觉而肯定地要走上一条平凡、踏实、及时认真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道路。在本分的文化教育战线上，特别在新文学阵地上，作一名尖兵，不断地努力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为开辟、发展新文学的道路，作出自己的业绩，因而成为新文学运动早期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但先生决不是‘象牙之塔’里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也决不是那些徘徊十字街头无所适从的苦闷或闲散的文人，而首先是一个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有深厚真挚感情的爱国主义者”(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在新文学阵地上，如果说朱自清“五四”前后着重以新诗创作显示了新文学的威力，那么“五卅”以后他主要以独具风采的散文创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他是个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认为“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是真实，是第一等”(《文艺的真实性》)，而散文比诗歌更能够“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各方面”(《<背影>序》)。于是他停下了诗笔，操起更适宜于酣畅淋漓地缜密细腻地描绘人生和抒诉情怀的散文彩笔。随着他在江南各地观察社会底层的深入、生活视野的拓宽，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以主要精力付诸散文创作。“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如此”(《<背影>序》)。朱自清是根据自己的美学观、独特的感受、精湛的艺术造诣，认真严肃地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新散文。1923年他“擎了新文艺的火炬到温州，使那里的新文学运动，顿放光明”(朱维之《佩弦先生在温州》) ;是年4月创作了《笑的历史》，10月创作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4年2月创作了《绿》，三月作《白水漈》，四月作《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一篇篇优秀散文陆续问世，真是一发而不可收，是年底出版的诗文合集《踪迹》收散文7篇;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血歌》和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愤怒地斥责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种族歧视。与此同时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他和俞平伯、叶圣陶等合编的诗与散文专集《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接连出版，并到宁波四中师范部讲演《我们对文学的态度》。
 朱自清是在曲折的道路上随着时代前进的。1925年暑假后，他自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来北平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正值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除了致力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现代文学评论外，在文学创作上主要从事散文写作，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1925年10月作的《背影》、1927年7月作的《荷塘月色》等优秀的文艺散文外，写的更多的是一些带有杂文性质的散文、游记散文以及描写家庭题材的散文小品等。作者仍然按照自己选定的道路更加广阔更加踏实更加坚定地走下去，他没有完全离开现实无视现实，也没有离开爱国主义立场，并把散文写作同自己的思想倾向和特定的心境紧密联系起来。1926年“三一八”事件爆发，他随清华大学队伍参加游行示威，写作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和《哀韦杰三君》，愤怒控诉反动军阀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佩弦当时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四顾茫然，‘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他又在苦闷中彷徨了”，“便觉得‘还是暂时超然的好”(陈竹隐《忆佩弦》 )，《荷塘月色》便微妙地表现了他当时“心里颇不宁静”的思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朱自清时在英国游学，“阅报知东省事日急”，“时时想到国家的事”，使他的思想开始转变; 1932年9月返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同月闻一多自青岛大学来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这是闻朱同事论学的开始;1935年12月9日和16日，北平大中学生为反对冀东汉奸伪政权，两次举行爱国示威运动，朱自清曾随清华学生进城游行示威，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表示愤慨，并多次掩护进步学生逃脱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这个时期，作者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如《儿女》 (1929)、《择偶记》 (1930)、《给亡妇》 (1932)、《冬天》 (1933)都是写家庭题材的佳作，还有些取材于欧洲各国的具有域外风土人情特色的游记散文，等等。这些散文大都收集在《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你我》、《杂文遗集》等书中。这些散文大都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尚未直接地充分地反映出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的革命风貌，但也从侧面透露出那个时代的革命消息，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人生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特别作者能以娴熟的艺术技巧，清新洗炼的口语，委婉细腻、朴实凝练的风格，描述他所接触的各种生活，或叙事或写景，或状物或抒情，无不娓娓动人。这些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瑰宝，是中国散文艺术中的明珠，又一次证明了朱自清是新文学战线上的能工巧匠。
 统观他的散文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其一，朱自清虽然在主观上不想过问政治，然而却写出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散文，这表明他作为一个正直不阿的爱国主义者面对着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不能不仗义执言，不能不以自己写实的笔触揭开黑暗社会的帷幕予以暴露之，这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生活的本质。《执政府大屠杀记》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尖锐的针对性，它怒不可遏地揭露了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并直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头子段祺瑞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由于作者目睹了这场惨案，深深刺痛了他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因此他痛心疾首地喊道：“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的矛头则是直接刺向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它透过对一个凶恶骄横的小西洋人的刻画，揭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作者所说的“许多次袭击”，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所说的“一部中国的外交史”，是喻指一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屈辱投降的卖国史。这篇散文以小见大，表现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极度憎恶，捍卫了炎黄子孙的民族尊严。正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使吃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更加黑暗。《生命的价格——七毛钱》通过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仅仅以七枚小钱的区区价格在生命市场上拍卖的惨象描写，揭开了一幕幕怵目惊心的惨剧，无情地抨击了那个吃人的罪恶世界，最后作者发出了质问：“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他只能向“钱世界里的生命市场”倾泻满腔愤怒，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还不能认清造成这种惨痛悲剧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更找不到解决这种悲剧的答案;不过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站在被压迫者被奴役者的一边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灾难，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触及到“改造这人生”的社会课题。《阿河》、《航船中的文明》等也属于写人生悲剧一类的散文。这在朱自清的散文中是思想价值、社会意义最高的一部分，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最明显的一部分。
 其二，朱自清的散文不仅直接揭示人生的悲苦，而且更多是透过写自己、写家庭这个特定的角度，从侧面影射人生的苦难和黑暗。所以他有相当多的自叙传色彩很浓的散文，这也是他散文的重要思想特色。作者曾在《文艺节纪念》一文追忆“五四”文学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觉醒了个人，认清了自我”。朱自清是带着破落的士大夫阶级家庭的烙印和旧礼教的阴影走进了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后来又背着沉重的家庭经济包袱和亡妻丧女的痛苦心情在人生道路上踽行，因此他写的自叙传性的散文，是自己思想斗争的真实剖析，是内心感情的真挚表露，是自己家庭生活的生动写照，充溢着浓郁的人情味和反封建的民主精神。《笑的历史》，通过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妇的如泣如诉的自述，反映出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如同监狱一般，扼杀了青年女性的天真的个性; 《择偶记》，通过抒写自己旧式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从而揭示了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下男女青年的爱情自由被扼杀的难以明言的辛酸; 《背影》透过描述自己家庭衰落的凄凉困窘以及父慈子孝的真情实爱，从侧面影射出阴冷灰暗的世态; 《给亡妻》虽然抒写自己对亡妻的无限深挚的悼念之情，但是通过对辛勤操持家务、“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致至劳累成疾而死的亡妻一生命运的真实描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人生的凄凉和冷漠，虽然作者并不是要揭露造成这种家庭惨剧的社会根源，但在客观上却能使读者从这种脍炙人口的散文中得到如何解决人生苦难的启示; 《儿女》既写自己儿女成群如同“蜗牛背了壳”的切身痛苦，又自责“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特别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和“抹煞孩子们的权利”更是不能宽恕，表现出一种反对封建家长统治的民主精神。尤其对朱自清直抒胸臆、坦率地解剖自己的散文，更应该予以历史的评价。如1928年2月写的《那里走》和1931年3月作的《无话可说》，都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低气压下处在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解剖自己宣泄苦闷的真实的自供状，主要写自我内心郁积的时代忧愤，表现出一种严于责己而又无法自解的矛盾痛苦心情：“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这是命运规定的吧。”象朱自清这种痛苦的矛盾心理状态，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能够象他这样无情地谴责自己，大胆真诚地敝开内心的秘密，并暴露于众目之下，如同一面镜子照映大家，这是不多见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因此对这类散文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可否定。
 其三，朱自清是一位散文领域里的高等的风景画家，最擅长以重彩工笔描山画水，因此他写的一部分融景入情、融情入景的散文，举世称誉为“美文”，或赞为现代文艺散文的代表作，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绿》、《春》等都是众口传诵的名篇。这些散文的独特价值，不只是它们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祖国秀丽山河、绮丽景色之美，再现了“人化的自然”的神韵，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更重要的是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遵循为人生而艺术这条现实主义脉线去描山画水，“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以抒怀抱”(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或者寄托政治忧愤，或象征对光明未来的追求，或深蕴个人忧国忧民的情思，总之无论写春花、记秦淮、状瀑布、绘荷塘，都注入了作者的独特感受和内心的情愫，决不是士大夫式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的发抒，它们总是同现实人生的苦乐忧喜联系在一起。这又是朱自清散文的思想特色之一。此外，作者写于三十年代的《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中的游记散文，颇有异国风味，独具特色。有详细描述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等名胜古迹的，有用诗的语言描写古代文化名城威尼斯、佛罗伦司故城和罗马废墟的，有以细致的笔触描画瑞士与莱茵河沿岸秀丽风光的，有介绍西欧社会的风土人情的，特别对伦敦市各式各样文化乞丐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病态。朱自清散文的思想内容虽然缺乏强烈的革命气息和威力逼人的战斗激情，但是它们毕竟流灌着或强或弱的时代精神，基本上是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一脉相承的。
 李广田在《<朱自清选集>序》里对朱自清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说明在“五四”以后的散文作家中，朱自清能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这不只是标志着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也是对旧文学的示威，在散文创作方面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在当时文坛上，有人认为“白话”不能创作“美文”，惟有“文言”才可以写出“美文”。朱自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充分地证明了白话不但能够创作“美文”，且能创造出胜过文言散文的白话散文。他散文的“美”主要表现在：
 浓烈的诗意美。朱自清的散文具有诗的素质，它把抒情、叙事、描写、议论巧妙地揉合起来，创造出多姿的贮满了诗意美的艺术境界。一是在抒情与叙事相揉合创造的意境中，洋溢着一种真挚的美。如那些偏重写儿女情长的散文——《背影》、《给亡妇》、《儿女》等，作者把自己的纯正挚朴的真情实感熔铸在所叙述的事件中，使叙事与抒情交织为一体，流露出一种深沉的真挚的人情美。二是在抒情与描写相结合创造的意境中，显示出一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朱自清善于用重彩画笔描绘各种风景画、风俗画，做到了“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创造出一个个诗意浓郁的意境。不论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还是《荷塘月色》、《绿》等自然风景的描写，都融注了作者的感情，带上强烈的“个人”色彩，使这一幅幅风景画的描写，完全“情意化”了，达到了“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三是在抒情与议论互相渗透所形成的意境中，蕴含着一种“理趣”的美。朱自清那些偏重于“融情入理”的散文里，在叙事中有理论的美，在理论中有抒情的美。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执政府大屠杀记》等，都是“理智的结晶”，它们将叙事与议论结合起来，而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又灌注在叙事与议论之中，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旧制度旧风俗，而且对准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于幽然诙谐中显示着批判的威力，在娓娓叙事中“情理俱美”，闪耀着“理智”的光彩。
 朱自清的白话散文不仅具有浓烈的诗意美，而且还富有结构形式美和语言美。
 结构作为形式美的因素是为创造散文意境服务的。《背影》的结构具有整体的美，它以“背影”为意境的“聚光点”，并由此出发对各种材料进行了繁简得当的剪裁和布局，该详则详，该略则略，由远及近，步步开拓，完整地创造了“文中有诗，文中有画”的意境。为了有层次地开拓意境，朱自清擅长在散文中运用艺术线索，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各种材料缝合起来，或用叙述线索或取思想感情线索，使散文结构显得紧凑严密。如《冬天》以对亡妇的悼念之情为内在线索，将三个冬天的生活片断贯穿在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显得布局匀称妥贴; 《春》以盼春、迎春、颂春的欢快激情作为内线，串起六幅画面，使结构具有整体美; 《背影》的感情线索更突出。作者是在“泪如泉涌”的感情冲击下写成此文，所抒发的不是一般的思父之情，而是一种刻骨的思父深情;它犹如一股细流奔泻于字里行间，父亲的“背影”作为艺术抒情的“泉口”，字字句句融注了思念父亲的感情和无以孝敬的痛惜之感。作品开头破题：“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这似乎想从“背影”这个抒情的喷泉口，一下子把思父之情推向感情的波峰;然而作者破题之后却没有顺势将这种激情“扬”上去，而是以“我”的“冷漠”态度来追叙父亲的爱子之心，以“我”的“冷”来衬托父亲的“热”，形成了父子之间感情上的不谐调，造成了文章的跌宕。如：奔丧毕，父亲送我回京读书，我无动于衷;父亲同脚夫讲行李的搬运价钱，我嫌他“说话不漂亮”;父亲再三叮嘱我途中注意事项，我却心里“暗笑他的迂”。至此，作者把“我”对父亲的冷漠感“抑”到了波谷;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作者把笔锋陡然一转，推出了父亲过铁路爬月台为“我”买桔子的最动人的特写镜头，“我”望着父亲的“背影”，敬爱痛惜之情油然进发，泪水夺眶而出，感情的波澜由波谷一下“扬”到了波峰;紧接写父亲买桔回来的情景，“我的眼泪又来了”，再一次把感情的潮水“扬”起大波;最后收笔扣到“信”上，又想起送别的“背影”，泪如泉涌，悲痛交集，这样便把“我”的思父之情再次推到顶峰，使作品产生了撼人心灵的感染力量。作者就是紧紧抓住这条波动起伏的内在感情线索，贯串起一系列的典型生活细节，把真情实感与娓娓叙事结合起来，使文中的不事粉饰、不着意渲染的生活细节变成了感人的“艺术细节”，产生了动人的抒情魅力。朱自清的散文结构不仅富有整体美，而且也富有变化美，即结构不平板，不单调，参差变化，千姿百态。
 艺术语言具有朴素美。朱自清的散文语言是精美纯朴的白话语言，非常重视吸取口语词汇，采用口语句法，具有“谈话”的作风;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口语的节调，构成“谈话风”语言的音乐旋律。如《春》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象火，粉的象霞，白的象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以整齐而又有变化的短句、较有规律的停顿和抑扬有致的句调，构成一种自然错落的抒情节奏，有力地烘托出作者对春天的赞美之情。
 总之，朱自清的散文不论是内容或是形式或是语言，都具有美感力。它是地道的白话“美文”，具有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尽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职能。
 

辛勤耕耘的学者

 1925年8月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后，不仅他在新文学的散文园地结下累累硕果，而且他的学者生涯也真正从此开始，使他在学术领域成为一个辛勤的耕耘者。他之所以要敲开浩如瀚海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的大门：一是教学的需要。他总是把学术研究同教学结合起来，为了教好学，广泛地开展对古代文化的研究，自汉字、汉语语法、经史子集、诗文评、小说歌谣之类，以及外国文学，无所不博览，无所不涉猎研究。由于他学问渊博，研究精深，故教学既能旁证博引又能深入扎实。据季镇淮回忆，他讲宋诗时先举唐朝刘长卿的七律《送李录事兄归襄阳》和宋朝苏轼的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两首诗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归结唐宋诗的异同，即这两首诗虽内容相同，都讲离别，但意味不同，前者抒发感情，后者说明道理，故唐诗主抒情，宋诗主说理，唐诗以“风诗”为正宗，宋诗则以文为诗，即所谓“散文化”;所用的教材是他从《宋诗钞》里精选的，白文，无标点注释，他逐句讲解，根究用词用事的来历，并随处指点在风格上宋诗与唐诗的不同。这种富有启发性的讲解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诗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以在他的学术论著里不少篇目是以诗歌的研究为题的。二是思想苦闷的寄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正处在大动荡的苦闷时代，朱自清同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虽然头脑还清醒，认识到自己彷徨于中路，但是又缺乏勇气以实际行动参加艰苦的革命斗争，因此内心极度苦闷。他在《那里走》中痛苦地说“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由于“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大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即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故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象小儿的学步”。他这种不甘消沉堕落，虚度一生，想尽已所能有点作为，而把探究学术作为排忧自慰的寄托的设想，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动摇性的表现，但是从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来看，他的选择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况且在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代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离开现实斗争而去搞纯学术研究。
 朱自清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极其广泛，虽然他没有写过系统的史的专著，但从他进行的个别专题研究中，即可发现他对汉语言、文字、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涉及到，而重点又集中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两个方面。他在教学之余，辛勤探究学术所留下的丰富成果，不仅是学术宝库的值得珍视的理论财富，而且它们为推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应该特别重视：
 试图以朴素的唯物史观去考察和研究古代文学。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古代，必须“客观的认识古代”;所谓“客观的认识古代”，就是“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的人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比如闻一多“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力和生活力的表现”，“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记录”(《中国学术的大损失》)。这就是现代的“我们”对古代文学遗产的客观认识。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不仅不能迷恋“化了石的古代”，应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而且还要以阶级对立的观点对一些传统文学概念作出历史的评价。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这显然是以朦胧的阶级对立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儒雅风流”的文学批评标准作了考究。他的重要论文《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古文学的欣赏》、《现代人眼中的古代》等，都是以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学遗产的态度写成的，颇有一些独到的识见。
 穷根溯源，一丝不苟，这是朱自清研究学问的一贯精神。比如他对古代以来批评史上若干传统说法，象“诗言志”、“赋比兴”、“沉思”、“翰藻”等等，无不加以严格的分析和考辨，研究它们的来源和演变，写成单篇论文。他曾说：“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象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朱先生这样研究文学批评史，就精神和方法说，都是科学的。先生自谦为从‘小处’下手，实际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功夫。有了这个基础，然后才便于建造批评的大厦。朱先生读书研究非常细心，确实是一个字也不放松，注意到人们轻易忽略的地方。有时发现问题，而且也已有了看法，但他不写，启发我们研究，写出笔记或文章”(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朱自清多年致力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他搜集得很多，每一个历史的意念和用词，都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它的演变和确切的涵义。《诗言志辨》只是写成的关于这些材料的极小的部分，但已经廓清了多少错误的观念。这书收着《诗言志》、《诗比兴》、《诗教》和《诗正变》四篇论文，都是多少年来研究的结晶”(王瑶《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以谨严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诗言志”、“诗教“、“比兴”和“正变”四条传统的文学诗论作了穷本溯源的考察，以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相结合，阐明了它们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演变的流程。
 或论述文学现象或评价作家作品，注重其与时代与社会的联系，且以公平的眼光加以考察，这是朱自清在学术研究中试图坚持的原则。他称赞闻一多评价大诗人屈原时，“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象，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只有联系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才能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作出公正的评价。不仅闻一多坚持这样做，朱自清也试以这样做。他认为杜甫之所以被人们所敬重，主要“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他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诗第十二》); 《西厢记》这部戏剧和《水浒传》这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这是因为： 《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论雅俗共赏》)。这都试图从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上，考察它们的社会功利，并对这些作家作品的价值做出比较切实的评价。
 朱自清主张“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的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因此他在探究学术中往往把古代文学的研究同现代新文学的创造有机的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精神。比如他考察中国传统文学标准的演变，从古代先秦两汉文学开始一直研究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新文学标准，把古代文学的变迁同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标准发展到“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划出了一个新时代”，“大家拥戴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社会已经不是士民的对立，而是封建的军阀官僚和人民的对立”，因而“这时候的文学是语体文学，开始似乎是应用着‘人情物理’‘通俗’那两个尺度以及‘自然’那个标准”，然而“‘人情物理’变了质成为‘打倒礼教’”，“‘通俗’和‘自然’也让步给那‘欧化’的新尺度”;“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很显然，他试图以新的观点通过对文学与社会斗争关系的探究，来阐明文学传统标准演变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应该以反帝反封建作为新文学的标准和尺度。朱自清对中国古代诗歌欣赏或语言等研究，也常常同现代文学的诗歌创作和“大众语”运动相联系。他把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一个完整链条来考察，并从而揭示出每个历史阶段文学的继承性和异变性。
 朱自清的学术性的研究文章如同他的散文一样具有独特风格。文字精练，笔法活泼，深入浅出，融会古今，识见独到，特别在词语的运用上颇下锤炼功夫。季镇淮曾回忆说：“记得先生看了我写的一些不象样的文章，无论已发表或尚未发表，没有漠不关心的，每次都要表示意见，多数是在文字上有所鼓励。朱先生看文章总要注意文字这种态度，对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应当学习朱先生无论写什么文章都要注意文字把文章尽量写好的努力。”(《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这是一种优良的文风，也是朱自清学术研究的一种特色。
 朱自清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不是迷恋故纸堆，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在丰富驳杂的古代文学遗产中推陈出新，所以对他留给我们的学术成果应本着不苛求于前辈的态度，进行认真的全面的研究。
 

有骨气的民主斗士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烽火进一步点燃了朱自清的爱国心。他走出了安居治学执教的清华园，随清华大学南下，辗转万里，由天津而青岛，由济南而徐州，由长沙而昆明，又在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任教。这是他生活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思想的新起点。由于他离开了宁静的学者生活，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受难的人民，经受了颠沛流离生活的磨炼和硝烟烽火的熏灼，因而使他的眼睛更亮了，活动更积极了。他于1938年3月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努力从事抗战文艺运动;而且踊跃地参加抗战爱国活动，出席“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大会，热烈歌颂抗战，欢呼中国在抗日烽火中新生。他在短文《这一天》中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火光中成长了。”表现了炽烈的爱国热情和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但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越来越黑暗，并没有给奋起抗战的人们带来更大的希望，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作为有骨气的学者作家朱自清当然也受到穷困的威胁和熬煎。据陈竹隐回忆：“我们家里上有垂老的双亲，下有八个子女，生活愈益艰难，为生活所迫，我带着几个孩子去成都，那里物价比较便宜些。佩弦一个人在昆明，穷困得连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1942年，昆明遇到了十年来最冷的冬天，佩弦只有一件旧皮袍，钮扣都掉了，破烂得不象样子。做不起棉袍，又没有大衣，便在街上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披着从乡下进城去上课。”贫困并没有消磨他的抗战热情，也没有使他向国民党当局折腰;他“忍受着这一切痛苦，他认为抗战第一，个人生活苦一些不要紧，从未发牢骚、有怨言”(《忆佩弦》)，表现了一个忠贞爱国知识分子的骨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黑暗统治，朱自清更加关心现实人生课题，再不象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回避政治风雨，而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在成都看到饥民吃大户抢米仓，写了《论吃饭》，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根本无视“民以食为天”的天经地义的大道理，充分肯定饥民这种“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去也打不散的”，表明他对群众的集体力量有了清醒的认识。1942年初西南联大学生举行倒孔(孔祥熙)游行，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民主运动的第一声，朱自清不仅同情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而且称赞学生这次“游行秩序良好，人数众”，显示了民主力量的声威。“事实在教育着他，他的高度的正义感也促使他认识事实的真象，重新考虑问题。1945年暑假，他从昆明回到成都，曾对我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这不是容易的简单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青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快走。’”(陈竹隐《忆佩弦》)这是朱自清自觉地在政治上抛弃中间路线，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真正开始。特别1945年8月15日，他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兴奋地和老百姓在一起狂欢了一夜;但是在胜利声中他仍然带着深沉的忧虑：“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表明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面目认识得愈来愈清楚了。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昆明的什么“司令”或“要人”要拜访他，收买拉拢他，尽管他当时生活极端困难，却断然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引诱，表现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与群魔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和硬朗的骨气。1945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屠杀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大中学生，造成了震动大西南的“一二一”惨案，朱自清悲愤不已，并亲临死难烈士的灵前致敬;1946年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刺杀了李公朴，又公然于15日白天刺杀了闻一多，更加激怒了朱自清。他悲愤到了极点，痛斥“此实惨绝人寰之事”，“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他决然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并疾书《挽一多先生》新诗一首，热烈赞颂闻一多“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朱自清冒着白色恐怖毅然出席大会，作闻一多生平报告，正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表现了正义凛然的气慨。
 1946年10月朱自清随着所谓“教员”，又回到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这时的北平“物价象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象在潮水里晃荡着” (《回来杂记》); 回北平不到几天他就见到宪兵警察殴打三轮车工人，愤怒地上前同警察讲理，进一步表明他和人民站在一起了。他不仅在行动上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而且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中也尽力体现人民的立场。1947年2月他痛恨反动派迫害人民，在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上签名，虽然国民党发动各家报纸诽谤他，并把他列为国民党的黑名单的第一名，但他不怕坐牢，在反动派面前坚定地站起来了。同年3月他参加北大文艺社和清华文艺社的联欢会，不仅同意大家的文艺应当密切和现实联系起来的主张，而且号召大家的“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杨汇《一个聚会》);是年4月应清华通识社邀请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批判了封建时代气与节的标准，他对“气节”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而“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同年5月20日北平大中学生三万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在呼吁和平书上签名; 8月作《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一文，精辟地论述了闻一多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做出的杰出贡献，强调指出“闻一多先生是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如果以这个论断来概括朱自清的一生，不是也相当确切吗?特别在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还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诗反其意而用之：“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表现出对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的热切期待，并激励自己更勇敢地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在许多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者的宣言上签名，尤为重要的是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上签了名，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家属，“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至此，一个坚韧不屈的民主斗士的雄姿屹立在我们面前了。
 朱自清后期在投身民主斗争的同时，勤奋不息地致力于研究和写作，硕果累累。从1946年到1948年连续出版了《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语文零拾》、《论雅俗共赏》等论文集，其中大部分是探讨古代文学遗产的学术著作，也有一部分投枪匕首式的杂文，还有一些现代文学评论的文章。
 这里，特别应提及一下，朱自清对中国新文学作出的不朽贡献不仅表现在诗歌和散文的劳绩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文学评论上。自“五四”文学革命步上新文坛起，他始终以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以独到的审美眼力，巡视着新文学的各个领域，写出了不少篇有识见有影响的现代文学评论文章(或专论或短评或序跋)。如二、三十年代写的《叶圣陶的短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子夜》、《白采的诗》、《读〈湖畔〉诗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新诗的进步》等;特别抗战爆发以来写的现代文学评论更具有新的思想特色：一是认识到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到了抗战以后的新历史时期已发生质的变化。“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受教育的越来越多，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的”(《文学的标准与尺度》)。由于着眼于以社会的政治的标准和尺度来审视和评论新文学，这必然给他的文学评价带来鲜明的战斗色彩。二是与第一点联系的，非常强调新文学的时代性和功利性。他认为“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是载道的东西”，必须“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而要真正使文艺“为新时代服务”，首先文艺工作者应“愿意做新人”，“去撞自己的丧钟”，来一番自我改造。如果说“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作者早就在写农村，写官僚”，那只是“站在知识阶级自己的立场上尽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任务”，那么“现在这时代进一步要求他们自己站到平民立场上来说话”(《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只有这样，新文学才能真正为新时代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服务。正是从这种革命的功利观出发，他认为艾青抗战时期写的《向太阳》、《火把》，老舍的《剑北篇》，臧克家的《东线归来》、《淮上吟》等诗，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了“全民族的情绪”，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点燃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特别他对鲁迅、冯雪峰等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尤为推崇：强调鲁迅的杂文“主要的是他在用了这‘匕首’和‘投枪’战斗着”，充分发挥了“尖利的批判的武器”(《鲁迅先生的杂感》)的作用;并指出冯雪峰的杂文“教人们将种种历史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启示人们“走上自觉的战斗的路”(《历史在战斗中》)。他后期的文学评论之所以具有这样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战斗性，是同他的革命民主斗士的立场是一致的，正是他的“斗士”风格在文学评论中的体现。
 最后让我们以冯雪峰对朱自清一生的评价作为结语吧：
 “朱先生是在一步一步向着革命的阶级思想走去的，这就是他在前进了，只不过他是走得非常地艰苦，脚步很慢。……因为历史的前进运动，完成于人民及其先觉和英雄们的猛进，但也同样要完成于一切负着种种包袱而辛苦跋涉的人们向着目的地的最后到达。在这意义上，对于多数知识分子的转变和前进，朱先生就给了一个不同的鼓励，展示了一种同样很深刻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个新文学的开垦者，推广者，以及传授给青年和培植青年的教育者，朱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坚毅和很勤恳的工作者，并且对于新文学和青年，他实在是一个可敬佩的、吴晗先生所说的褓母。他确实好象用了母性的爱在保护新文学和指导青年的。但是他缺少思想上的革命的开路和火炬似的照明的气魄。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朱先生是守着时代前进和文艺的进步性的原则，很少‘门户之见’地作广泛的批评与解释，对读者和作者都负责的。但朱先生还只是从时代推移的表面征候去说明文艺的现象，而没有从社会和社会思想与阶级对立的根源去分析文艺派别和文艺现象的根本意义;他只从一般的所谓时代思潮的顺流的趋势，或文艺思想的表面的发展顺序，去解释文艺发展的趋势，但不是从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思想斗争，理出文艺发展的根本线索。
 “朱先生的文学遗著固然是新文学的产业，但我以为我们将更着重他在思想发展上最后的艰苦的精神。”(《悼朱自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