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向失望挑战

 英国诗人雪莱以年轻的生命淹没于风暴席卷的海上。当海滩上发现了尸体，他手里还拿着一本索伏克里斯的全集。拜伦等朋友火化雪莱后，在埋葬他心脏的墓碑上镌刻了两个拉丁字：心的心。而朱湘在下决心以投江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时，他带了一本《德国诗选》和他心爱的诗集《草莽》。孙大雨以一首译诗来悼念诗友朱湘，其中有两句是：“让骇人的巨鱼啮我的骸骨，/你们生人想起了得发抖”。朱湘恐怕真的被巨鱼啮了骸骨，但他一生结怨过多，因他死而发抖的人怕是很少的。但他的死，确是对社会、对文学、对朋友和封建婚姻的一种惩罚，虽然是软弱的和消极的惩罚。朱湘一生并不充满轰轰烈烈的“外部事件”，但他有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一位纯粹的诗人，诗人而兼批评家、翻译家。朋友们称他为“可敬的畏友”。他性情孤高，生无媚骨，不见容于斯世。
 朱湘1904年生于湖南省沅陵县，原籍安徽。母亲逝世很早，父亲也在他十一岁时去世。六岁启蒙，先后读过《龙文鞭影》、 《诗经》，八、九岁时已读完《四书》并《左传》一部分，开始学作文。最初是请老师来家里教书，书房在花园里。后来离家去书馆读书，十岁左右结束了蒙馆生活。十一岁考取高小一年级，开始了学校生活。由于大哥在南京，他在南京工业学校预科读过一年书。后因得不到大哥照顾，又去北京，而在京的三哥也成天东奔西跑找工作，很少见面。上高小的朱湘，喜欢乱看些书，最爱看侠义小说，童话也看得上劲。他的第一篇小说创作，写一个鹦鹉在一个人家里的所见所闻。
 1919年秋，朱湘考上清华学校。他的站在新文学一边，是读了《新青年》上刘半农《答王敬轩书》之后。他加入了由梁实秋、闻一多组织的清华文学社。1922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废园》等五首新诗。他的第一本诗集《夏天》，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收诗26首。1923年冬天，他因抵制学校斋务处早餐点名的制度，被开除学籍。这样被开除，在清华还是破天荒头一次，轰动全校，但他却在清华西园孤傲地徘徊，若无其事。他在一封信中说：“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了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揉。”他后来还说，他恨死了清华，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劝他送儿子入清华，这样才害得死人。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朱湘说他的离校是向失望挑战。这种失望是各方面的，精神上的失望越陷越深，所以清华是他必须离开的。可是清华又有许多令他不舍之处。两年时间里朱湘竟完全生活于这两面为难的情绪中。到头幸有离校这事降临，使他生活上起了一阵变化。否则，他不疯狂则堕落。因此，朋友们劝他留校，并得到学校同意，但他终于决定离校。离开清华后，1924年下半年，曾以“天用”的笔名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文学研究会的周刊)上，写了“桌话”七篇，评论了《红烛》、《呐喊》、 《流云》等作品。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朱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1925年3月，朱湘在南京同刘霓君结婚。原来，朱湘的父亲是个翰林，早年做江西学台，但是个清水衙门。他岳父也是个翰林，早年做江西盐道史，衙门有油水。二人交情甚笃，因而指腹为婚。后来朱湘三哥代行父职主持结婚仪式。1925年夏天，朱湘回到北京，在适存中学教书。那时清华“四子”同住在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屋子里，每天作诗、写文章。
 1926年春夏，闻一多、徐志摩等在《晨报·副镌》办了《诗镌》周刊，追溯起来，这就是新月诗派的形成期。朱湘参与闻一多家里的谈诗会，并在《诗镌》上发表作品。但在第三期的发稿问题上，朱湘与闻一多闹翻，转身就在《小说月报》发表《评闻君一多的诗》，把闻一多的诗挑剔得体无完肤，毫不客气。在此之前，他还发表有《评徐君志摩的诗》，对诗集《志摩的诗》加以严格批评。朱湘在一封信中说过，大家都说他脾气不好，其实那是片面之谈，他说他和徐志摩决裂，后又同闻一多不和，并非没有原因。罗皑岚曾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回答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毫无疑义，朱湘与新月有矛盾，但就诗作和诗论的基本倾向看，与新月派还是大体上一致的。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新月诗派，实际上是清华出来的诗人与北大出来的诗人的某种结合。他们都以英美为文学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正因为如此，陈梦家受徐志摩之托编选《新月诗选》时，朱湘的大名赫然在册。
 1925和1926两年，朱湘投身社会，体验真的人生，体验新婚的刺激和婚姻带来的苦恼，体验与朋友的不和、冲突和决裂，体验经济生活的困顿，使得他的创作形成一个最活跃的时期， 《草莽集》就是这时的产物。
 1926年，孙大雨(子潜)替朱湘向曹云祥(清华校长)请求复学，罗念生也代他恳求。曹云祥问：“朱湘果真有天才吗?”罗答：“绝顶聪明。”曹云祥听了点头说：“就让他回来吧。”临到秋季开学前，朱湘又不想回清华了，说要到杭州去教中学，月薪有60元之多。在罗念生的苦劝下，朱湘终于回校复学。他在英文班上将他的得意之作《咬菜根》当堂译成英文，史密斯先生给他最优等加花的成绩，叫他不必再上课，大考时再交一篇作文就行了。楼光来先生也叫他不必上莎士比亚这门功课，大考时来考一下就行了。在清华，朱湘终日沉默寡言，埋头读书写作，有同学称赞他每天用功十一小时。他象着了魔似的，浑身是灵感，口吐玑珠，笔生花朵。他读书译诗从来不用字典。一日三餐，尽啃馍头，偶尔有点好菜，他才吃米饭。他的《咬菜根》写的就是“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家训，以不怕吃苦自勉。他从伙食费中挤出钱来办了一个刊物《新文》，每期赔本十多元，订阅者虽只有二十人，但分布在九个省， 日本也有订户。他指望在五年之内能销售五百份。这个刊物只登他自己的诗文。 《新文》只出了二期，三、四、五、六各期都已经编好，只因“手头拮据，不克如期印行”。1927年8月，朱湘以清华公费，赴美留学，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途程。
 

二、前期诗风格：秀丽娴雅，恬淡平静

 朱湘的第一本诗集叫《夏天》，其中最早的诗写于1924年9月。他的《自序》说，朱湘优游的生活既终，奋斗的生活开始，乃检两年来所作的诗，选存半数得26首。命名《夏天》，取青春已过，入了成人期的意思。集子里如《小河》那样的诗，语言典丽，想象清新，确是有才情的。
 第二本诗集《草莽》，1927年8月出版，收入长、短诗34首(序诗、尾声在内)，大都是1925、1926两年间的作品(仅《雨景》一首作于1924年11月)。朱湘后来说过，这本诗集用分类法排列各诗，本不如编年法那么妥当。 《草莽》中有一部分诗，如《热情》、 《答梦》、 《少年歌》、 《哭孙中山》等，表现青年朱湘的积极追求，对国事、对社会的关注。 《热情》感情奔放，受有屈原《九歌》的影响。朱湘说他是个嫡生的中国诗人，但外来思想可以融为己有。 《哭孙中山》的“看哪：救主耶稣走出了坟墓，/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辰光!”这里用到耶稣，因为孙中山是耶稣教徒，否则，他决不肯在诗中引入异种材料。
 《草莽》最有特色的作品，是《采莲曲》、 《催妆曲》、《晓朝曲》、 《摇蓝歌》、 《昭君出塞》、 《婚歌》等，都写得美丽轻盈。朱湘曾经说过闻一多的致命伤是他的诗缺乏内在的与意境融合而分不开的节奏，说一直只瞧见闻一多吃力地写，从没有听得他自在唱过。这个话讲得对不对，还可以讨论，但可见出朱湘对于内在节奏的重视。从《采莲曲》等篇，正可以听到朱湘在自在地歌唱。 《采莲曲》唱出了一片宁静迷人的境界，诗里“左行，右撑”，“拍紧，拍轻”等处，便是想以先重后轻的韵表现出采莲舟过路时随波上下的一种感觉。 《婚歌》有富丽堂皇的风格，铺陈一场华贵奢侈的古典式婚礼。诗人在首章起首用“堂”的宽宏韵，结尾用“箫”的幽远韵，就是试图以音韵来表现拜堂时热闹的锣鼓声，撤帐后轻悄的箫声，以及拜堂时情调的紧张，撤帐后情调的温柔。 《昭君出塞》没有任何时代色彩，即使放到古代诗人咏昭君的作品中，也境界不新。朱湘的兴趣之一，是想用同韵的平仄声表现琵琶的抑扬节奏。 《摇蓝歌》是一位安详宁静的高贵少妇的自我吟唱。她没有苦闷抑郁，也没有骄矜躁急。 《晓朝曲》以层次分明的描写，立体地烘托出宫庭早朝的盛况。那是一个皇冠落地的时代，中国最末一位皇帝刚被逐出紫禁城。朱湘在这样的时候写这样一首诗，他的兴趣主要在艺术方面，没有根据说作者留恋皇权。
 《草莽》里那些言志抒怀的作品，被认为是“艺术上最高的作品”。 《有一座坟墓》、 《葬我》、 《雉夜啼》等，情调凄凉，思想消极，但恐怕这正是朱湘的真性情。艺术表现含蓄，一唱三叹，逐层逼进，诗情逐步地渗透弥漫，形成一种有特殊魅力的氛围， 《情歌》这样的作品，感伤苦涩，有一股哀怨。罗念生在评论中说朱湘的情歌多是为别人写的。朱湘看了罗的评论，写信感谢罗，说罗念生的这些话是替刘霓君占身分而说的。朱湘承认，婚姻带给他不少刺激，二人性格不合，初次相见是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下。所以情歌者，乃朱湘的真情。诗序《光明的一生》恬淡平静，尾声《梦》诉说人生如梦的思想，它表明诗人沉醉于各色各样的美梦中。 《草莽》的主要倾向，就是一位年纪很轻的脱离时代的诗人，在革命斗争逐渐高涨的年代所做的生活梦和艺术梦。
 《草莽》中朱湘最珍爱的是长篇叙事诗。他在一封信中说过，他一贯的目的是要用叙事诗(后改用史事诗)体裁称述中华民族的各相，作人性的综合描写。他说《草莽》的几首不过是开辟草莽，种五谷的事还在后面。在写《王娇》之前，本来想写《杜十娘》的，不过觉得题材太好，年纪太轻，决定留着等中年再写。 《王娇》受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圣亚格尼司节之上夕》启发，取材于《今古奇观》的《王娇鸾百年长恨》，全诗长七千五百字。王娇是个有教养的闺秀，她对那位周公子一见钟情，一往情深。可一次也没有主动过，她始终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王娇以镇定从容的死来抗议婚姻中的门第观念，以及那位公子对爱情的背叛。作品真实而丰富地刻画了王娇父亲的心理。老仆孙虎的忠勇，公子的软弱浅薄，以及那个社会环境，都有清晰的描写。这里一切都是古代的，朱湘没有想过要以古喻今。从情节的起落跌宕，铺陈渲染，细节、感觉和心理刻画，都可见出诗人的艺术功底和才情。尽管朱湘同意评论家所说《王娇》的抒情多于叙事，从作品看，仍然感到诗人把情节的交代看得过重，诗的抒情性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王娇》缺乏电闪雷轰的力量。朱湘的风格是渗透性的，徐徐上升，又徐徐下降，从容不迫，余音绕梁。大起大落不是朱湘的风格。
 集子里的长篇叙事诗还有《月游》、《还乡》和《猫诰》。朱湘后来说过，他作诗从来也不是想造一座象牙塔，不过年轻的时候，牵泥带水的免不了要写些绮辞。那是内心发展的一个必由程级，是避免不了的。朱湘还说他有许多诗应该用大鼓方法来唱，如《还乡》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大鼓词得了白话的自然音调，他指望能产生新的大鼓师，唱比旧大鼓师更为繁复、更为高雅的新诗。 《猫诰》的体裁，创作时是采自外国，后来才看到赵翼也有这一类谐诗。《猫诰》恐怕是《草莽》里最好的作品了。“诰”是一种古代散文体裁，记载帝王对臣子的命令。这里“猫诰”是老猫对小猫的训示。一只猫教训孩子而用“诰”，庄谐之间，已经形成幽默谐谑。全诗叙述一次午餐前老猫对小猫的说教，穿插一个老猫捉鼠的示范动作，然后有力刻画午餐场面：这位教训儿子要“克绳祖武”，以武功自炫，主张强权、反对揖让的老猫，最终在毫不作礼的侵犯者面前，“一壁向狗呼，一壁退身”;退出战场，却又还说什么“大勇若怯”。这样，老猫外强中干、凌弱怕强、色厉内荏的形象，就活现出来。 《猫诰》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对人生、历史的嘲讽，风趣但不油滑。这首讽刺长诗写于1925年6月上旬，那个时候上海人民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刚刚过去。朱湘没有一首诗直接暴露那些旧军阀，但老猫却很有些象是在弱者面前横施淫威、在列强面前怯弱退让的旧军阀的写照。 《猫诰》表现出朱湘天才的幽默谐谑才能，既非锋芒外露，剑拔弩张，也非绞尽脑汁，生硬造作。他的幽默讽刺蕴含在场面描写和形象的刻画中，上下古今，纵横驰骋，信手拾来，涉笔成趣。那些层出不穷的幽默来自他的性灵，他的幽默是内在的。 《猫诰》的语言，炉火纯青，节奏、韵脚、词汇，皆惨淡经营，取得很高成就。在讽刺性叙事诗的创作上，在新诗坛上， 《猫诰》的成功堪称独步。
 朱湘的同代人对《草莽集》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评论。沈从文认为，朱湘的生活焦躁，而诗则平静到使人吃惊。生活使作者性情乖僻，他的作品却并不显示纷乱。沈从文认为朱湘的诗文学成就很高，但缺少一种时代所要求的忧郁与犷悍，不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所注意，因此， 《草莽》的影响还不及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和焦菊隐的《夜哭》。苏雪林称赞《草莽》是一本不平常的诗集。她说朱湘的艺术不但远胜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就是比之负有盛名的《女神》，亦无多让。苏雪林说朱湘虽没有徐志摩那样横恣的天才，也没有闻一多那样深沉的风格，但技巧熟练，表现细腻，丰神秀丽，气韵娴雅。梅庄对朱湘诗持有保留态度。梅庄认为朱湘的诗正如朱湘的为人。朱湘对生活的领略和接近，不够充实、丰富和深刻，缺少一种活泼的、挣扎不倦的生命。他认为朱湘的人和朱湘的诗都在努力于学习英美绅士派的风度。朱湘的诗所追求的，是在旧世界中立脚。他的生活限制了他的眼界和胸怀。这些写于三十年代早期的评论，都有助于公正地评价《草莽》的特点和得失。从《草莽》看，朱湘的生活与他作品的内容、风格之间距离较大，由作品推测作者或由作者推测作品，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奇怪的状况，与朱湘的文学观很有关系。朱湘在谈到英国新浪漫主义作家史蒂文生时说过，好的文学确是痛苦的结晶品，史氏身受人生痛苦而不容许丑恶的痛苦侵入他的文字之中，实在不愧为一个伟大客观的艺术家。那“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句话，史氏确是可以当之无愧。朱湘经常责备和自责“人类囿于自我的根性”。他说观察人生要用镇静的态度，而且要全盘地观察;感伤便不能镇静，囿于自我便不是全盘。因此，从朱湘的诗里，不大容易看出痛苦和感伤，正与他的生活相反。
 

三、诗人都不免有一样吃亏的地方

 朱湘于1927年9年8日抵达美国，到1929年9月11日从美国乘船回国，只留学美国两年。他先后就读于罗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阿大学。关于他在美国的生活，这里主要参照朱湘的两本书信集作些叙述。同时，将对神秘古怪、让人迷惑不解的朱湘，作性格的面面观。朱湘很有个性，尤其在对朋友，对妻子，对人生、爱情问题上。对于他的内在与外在，他的高傲与结怨，他的狂气与严肃，天才与庸俗，他的理想，等等，都值得作一番叙述与透视。
 朱湘在美读书两年，换了三个学校。第一次因法文教科书里把中国人叫做“猴子”，他的民族尊严使他离开了罗伦斯大学。第二次因为教授居然疑心他不曾归还借书，他愤然离开芝加哥。最后，彭基相写信告诉朱湘，说闻一多要他回武昌去教书，他就不考硕士了。他在芝加哥时间最长，但他说那是一场恶梦。在那里，朱湘有一些轶事，也有卢梭式的丑事，还有因对女房东的私生活好奇而受到妻子写信怀疑的故事。面对妻子无端的纠缠，朱湘复信说：“空人者，无有别解，吃空醋人是也。”还写有诗：“劝君莫要有疑心，免得无端疾病临”。
 朱湘是个刻板式的家居者，但又追求热烈、变换的人生，他说：“我生活上并不苦，只是隔绝人生，不能提笔作文，这是我的两大痛苦。”“此间生活虽是无忧的，但也是无味的。”有关文人轶事的书都说朱湘没有朋友，可是，朱湘曾说过：“朋友、性、文章，这是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其中文章一项，又靠了另两项。只看我诗文作得最起劲的时候，正是头次尝到性与朋友甜头的时候。”朱湘是个诗人，可是他不知道爱情中的诗意为何物。他只说是“性”，从不说“性爱”或爱情。朱湘说爱这个东西并无神圣可言，它不过是人生的必需，正如吃饭一样。恋爱神圣是十九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的特产。他们在艺术之宫中闭着眼讲恋爱神圣，他们的士兵却是世界上的强盗野兽。朱湘甚至说出卖肉体和卖力、卖智没有分别。朱湘一方面把古代文人的狎妓看作潜在的榜样，一方面又把一些真正的爱情看成游戏。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朱湘的这些看法是让人吃惊的。这些看法与闻一多、徐志摩对爱情的看法，也相距太大，了解这些观点，对理解朱湘的诗，很有益处。形成这些看法的原因，第一，他的指腹为婚的封建包办婚姻，使他永远也不会懂得鲁迅、许广平那种真正的爱情。他对封建婚姻的憎恶，以及婚姻带来的失望(他曾说牵头式的婚姻是非人的，即使手握圈套的人是善意的，甚至是爱你的。朱湘说他便是已入圈内的牺牲)，转化成对美好爱情的虚无主义。第二，弗洛依德的学说，美国的性开放、商品广告的性暗示，这些对性格内向的朱湘的诱惑和气质性影响。
 从《海外寄霓君》即朱湘在美两年间给妻子百封以上的信看，朱湘的家庭生活充满深刻的不可排解的烦恼。 《海外寄霓君》与《朱湘书信集》(即与友人的通信)形成鲜明对照。 《书信集》里是另一个朱湘，是朱湘的另一种人生。那里面谈了很多对于文学、人生、朋友的见解，内容相当丰富。而《寄霓君》里的朱湘，显得那么琐碎，唠叨，俗气，太缺乏男子气，甚至肉麻。所谈都是汇款、稿费、衣服、做饭、肉体的温存，或者就是对刘霓君那些无端的干扰作无穷尽的解释，真是没意思极了，也见出朱湘苦闷之深。当然，也难怪，因朱湘与霓君看来是没有共同语言。朱湘对于硕士、博士之类学位没有兴趣，他认为，为了学位而读书等于为别人读书。他说博士是任何人只要努力都是可以得到的，而他那样的诗，则是别人很难写出的。他的出国留学是出于迫不得已，他说只要在国内活得了命，又何至于抛妻别子去美国受活牢罪。朱湘由于气质性的敏感、纤细、不会敷衍，不会妥协，常与学校教师闹意气，退课的事情多次发生，直至转学。朱湘往往为很小的事烦恼，把小事闹成大事。他经常处于经济困顿的状况，加之美国学生的歧视凌辱，生活没有乐趣，功课很忙，缺乏创作的空气，在留学生中很少朋友，他的苦恼实在是很深的。但这一切刘霓君并不理解，也没有想去理解。刘霓君能干、聪明，能吃苦，生活节俭，长于持家，在物质生活上尚能对朱湘有所关心，但是却任性、多疑、不懂得朱湘的苦处，反而没完没了地寻找朱湘的过失并自寻烦恼。应该说，她也生活得很苦。这两条生命在精神上完全不能互相理解，他们之间谈不上感情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刘霓君并不懂得朱湘的诗文。朱湘对于她来说只是男人、丈夫和孩子的父亲。造成这种大不幸的根源，是罪恶的旧社会，封建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窒息人的社会习惯势力。徐志摩与陆小曼的通信集《爱眉小札》，尽管是公子小姐之间的情话，但总是美的，性灵的，有诗意。而《寄霓君》里似乎没有感情的升华。霓君似乎总是在哭、生气、埋怨、怀疑，而朱湘则不断地宽慰、妥协、道歉、解释。在婚姻的困境面前朱湘茫然无措，他说或许是前世冤家，她今生注定了要同他扯皮的。现实生活、感情生活既无幸福可言，朱湘愈益转而去书本里追求。于是，朱湘的艺术追求、美学理想就愈加与生活脱节。生活中的朱湘是可怜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俗气的，实际的，而作为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朱湘是才华横溢和有创造性的。朱湘的生活是悲剧，然而悲剧转化成了艺术。这个悲剧导致朱湘最终自杀，他的自杀为人们增添了谈论浪漫奇事的资料。
 罗念生在《朱湘书信集》序言里说朱湘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他率直，狂妄，但狂妄得严肃。朱湘看重友谊，他说过只要得到友谊作后盾，在国内就是受点闲气，也吞得下去。他对真朋友怀有赤子之心，他认为要作就作好朋友，不要只作点头交。为了这个，他甚至把私生活向朋友详谈。他与徐志摩闹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徐志摩对不起诗友刘梦苇和杨子惠，在他们死后没有好好纪念。在交往中，他有时显得过于敏感，过于自尊，有时多疑，太计较小事。柳无忌曾经与朱湘是留美的同窗，他称朱湘为“我最尊敬的畏友”。柳与朱同赴美国，一起在威斯康星州罗伦斯大学读书，同寓一室，朝夕相处。朱湘到芝加哥后，柳无忌上芝加哥大学读暑假学校，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朱湘。据芝加哥友人说，朱湘在那里行踪奇特，只是一个人来来去去，不同认识的人打招呼。他住的地方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去过。柳无忌终于在一间幽暗简陋的房子里找到他。以后他们多次聚晤，每次都是柳无忌去找他。但是，在柳无忌离开芝加哥之前，已有阴影渐渐遮蔽他们的交情。这隔膜的起始与原因柳无忌从不知道。他们的交情就此因为二人同样固执的脾气而断绝了。尽管这样，柳无忌仍然客观地评价朱湘：“不懂得子沅的人时常奚落他，认为他是怪，是孤傲;熟识子沅的人，方始知道子沅的人是这样的清高，这样的直爽，他待友人的心情是这样的忠厚。但是诗人都不免有一样吃亏的地方，太易感触，太多猜疑了。诗人对于情绪和外界的事物特别易受刺激，对于一点不如意的事故，也容易生出不快的情感，这种诗人的特质也许就是子沅不能做成事业的一个致命伤吧。”这是朋友们对诗人的观感;诗人又怎么看社会呢?他说：“满中国不是我的仇人，就是翻醋缸的。要是我能成功，那生活就不愁了。生活不愁之时，便尽可向社会挑战。不，简直不必挑战，那时候社会自己就会来向你摇尾了。”朱湘后来说过，他以前吃亏在眼睛太高，对人太不客气。他说他的家族就是吃亏在性子太犟，一家人作事都太认真。朱湘曾经愤慨地谈到，西方人看中国为落伍、野蛮的国家，其态度不是轻蔑，便是怜悯。从这里也许可以窥见朱湘处理人际关系的潜在因素：他太敏感，受不了轻蔑，因而孤傲、清高，与人不和甚至决裂。罗念生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热情似火。天性孤傲，脾气急躁，他的神经过敏得很厉害。他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别人，太诗人化了，所以他处处上当。朱湘承认这些评价很中肯，可就改不了。有时他喜欢稍稍凌驾于别人之上，以居高临下的老大哥的口吻讲话。可是他的地位和这种态度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朱湘自称是一个口齿极钝的人，连普通的应酬都不能应付，他常常是沉默寡言的。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有些隔膜是很深的，很难越过去，太容易误解了。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说话的艺术”。他说他天生得不善辞令，常常失言，引起误会。他又只会说直话，不会绕弯子，不会虚伪。这里既有牢骚，也有真情，朱湘性格是很内向的。
 文学之外，朱湘在生活中以什么为目标呢?早在出国之前，他已决定卖文为生。到美国后，愈益明确了一个目标：找几个朋友集资开“作者书店”，方案拟的十分仔细。他多次说要在美国好好混个名声回去，好让家人脸上光荣。有时又说要考博士，让夫人成为博士太太。有时说大丈夫要作一番事业，光耀门庭，荫妻福子。有时对霓君说，他一定要想出许多办法来让霓君高兴高兴，有时说挣出名声后，与夫人一起回故乡去热闹一番。朱湘一生为生活挣扎着，没有可能领会人生的情趣，浓厚的封建意识对他束缚很深，因此，他人生的这些方面显得相当庸俗。
 

四、文学的比较批评

 朱湘的文学批评，一般都写得有才气，有独到见解，但有时与意气、偏见、存心挑剔搅在一起。他的评论所涉及的作家不少，其中有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丁玲、闻一多、徐志摩、刘梦苇、康白情、杨晦、汪静之、施蛰存、戴望舒、邵冠华、曹葆华等，有时是他们的创作互相比较。 《评徐君志摩的诗》写得较早，文章也较长，说理比较充分，积累较多。这篇发表于1926年初的文章，集中评论了《志摩的诗》。朱湘的总评价是：徐志摩是一个词人，有古代词人那种细腻的想象、和婉的音节。他认为徐的情诗本色当行，有五色陆离、五音繁会的景象，哲理诗是枯寂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程很短，土白诗是由大街岔入陌生的胡同。在具体阐述时，朱湘认为诗中的理智成分与哲学中的理智成分，是两种东西;英国诗人们的理智用来创造精警的句子，记录锐利的观察，而且同滑稽讽刺结合在一起。而徐志摩的哲理诗，受泰戈尔和胡适的双重影响。泰戈尔的哲理诗只能叫宗教诗，徐志摩的哲理诗有泰氏的浅而无泰氏的幽，这是因为徐志摩生性从根本上不近宗教。 《哀曼殊斐儿》曾传诵一时，但朱湘说它因用韵不讲究而给人紊乱的感觉，全诗段落衔接不自然，不活泼，不明顺，有些僵硬、勉强。朱湘断言散文诗在中国文字里顶多不过能升到一种附庸的地位，它的命运将同骈体文一样。他认为骈俪是中国散文诗的最高潮，也是它的致命伤。创自法国波德莱尔、英国王尔德和美国惠特曼的散文诗，谢绝音韵的帮助，专靠节奏和想象来传达出一种诗境。而英、法文字富于节奏，文法复杂，我国文字是单音节，双声叠韵、字句段落排比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朱湘后来评论徐志摩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时，态度就很不客气了，几乎只肯定了与书同名的那一首诗。他说《罪与罚》学勃朗宁而学得肉麻，丢了勃朗宁细密观察的长处，却有勃朗宁杂碎罗嗦的短处。末了，朱湘说，“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一多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这个结论当然是极端主观的了。
 《评闻君一多的诗》写在与闻一多闹了矛盾之后。朱湘对徐志摩严加评判时，说是对徐“期望太殷，希望太大”。这篇文章将对闻一多严厉挑剔，他说是想避去标榜，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朱湘一开始即指明闻一多诗三个缺点：用韵时有不对、不妥、不顺，用字时有太文、太累、太晦、太怪，缺乏音乐性。朱湘说闻一多有独创性，然而是一条不长的小径。他说闻一多有时用字眼力求拥挤，重床叠屋，并且，闻诗晦涩。字眼上的曲折完全是无谓而徒费精力的，这正是旧诗的一大毛病。朱湘提出闻一多诗有一个“假紧张”的问题，他认为闻一多天生不宜作郭沫若那种紧张的诗，闻一多擅长写幽暗潮湿之景。朱湘还说闻一多的诗是“无音乐性的诗”。他认为只有《太阳吟》一篇比较有音节，其余一概谈不上。 《渔阳曲》只是一种有趣的字音试验，谈不上音节，音节是指内在的与意境融合而分不开的节奏而言的。朱湘说闻诗缺乏音乐性，才一直只瞧见他吃力地写，没有听得他自在地唱过。朱湘说这是闻一多的致命伤，这比他那好怪的倾向严重得多了。朱湘这个意见也是致命的，因为闻一多刚刚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节奏和音乐的美正是闻一多大力提倡并且正在呕心沥血试验。关于这篇评论，朱湘后来在一封信中说： “这里面实在一点未曾多说，不过他们这些人里还算他最好就是。”大概由于朱湘对于“外面”都说闻一多是新诗格律倡导者严重不满，他写了《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说事情的真相是，刘梦苇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急先锋。朱湘后来对闻一多的态度有所改变。朱湘在美国临回祖国时，闻一多曾通过彭基相介绍朱湘在武大任教，后来朱湘辞去安大教职，有段时间客居清华园，也受到闻一多关照。闻一多虽然一方面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邀朱湘住自己家里，同时又主动为朱湘付食宿费。这期间，朱湘写成《闻一多与<死水>》一文。朱湘称赞《死水》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读者一定会在文学之外，认识一个高超的诗人。这篇文章对《死水》的艺术和闻一多的品格，作了很好的评价。文章写成后，由顾一樵面交闻一多过目。闻一多看后说，这是不可以发表的，除非在他死后。朱湘也在场，他一向沉默寡言，此时无言可对。这时顾一樵接过手稿说，三人中假设他最后死，手稿由他保存。顾一樵的话正好言中。这篇文稿于1947年7月，闻一多死难一周年时，顾一樵把它发表了。
 朱湘先后写过两篇评论郭沫若诗的文章。在《郭君沫若的诗》中，朱湘认为单色的想象，单调的结构，对于一切“大”的崇拜，构成了郭诗紧张的特质。他认为反抗是一种浪漫精神，求新的精神。郭沫若的这种精神，表现于从现代文明取材。郭沫若虽没有发现新的感觉，但从超经验界的星空寻找题材。通常时候，郭沫若对于艺术是很忽略的，诚然免不了“粗”字之讥。但有时候他在诗的形式上，音节上都极其完善，如《厌世者之夜歌》、 《炉中煤》等。后来当朱湘读过惠特曼之后，他说：“郭沫若我从前称赞他有单调的想象，近来翻看惠特曼，发现了他是模仿这美国人，不觉敬意全消。”《再论郭君沫若的诗》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的单调句法是学自惠特曼， 郭诗中常用外国字，虽不如卖弄那样俗气逼人，但郭沫若当时实在是惠特曼迷了。Rhythmical的《Bacchus的神》终是《女神》的话柄。惠特曼好用外国字，久为批评界所讥。
 朱湘的眼光是很高的，很有些狂气，但又狂妄得严肃。他说郭沫若的《星空》失败了，其中只有四行可读。他把胡适的《尝试集》归结为八个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闻一多《屠龙集》中的好诗只有四例。他说俞平伯《冬夜》以重叠状词和扭捏的句子为两大特色。他几次说《阿Q正传》不如《故乡》;《阿Q正传》关于名学的考究和结构都是学了《唐吉诃德》。他认为在反抗精神和字句单调方面，郭沫若多少受有康白情的影响。这些看起来有些偏的意见，对人是有启发的。
 朱湘文艺批评的标准从何而来?他从读古典作品开始文学生涯，后来广泛涉猎西方文学，有较好的纯文学根底，自己也积累了创作经验。他把这些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知识构成。他读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柯勒律吕较多。从文学流派看，他尤爱司各特和史蒂文森。朱湘虽没有从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角度谈过他们，但他接触的是他们的文学流派的特征。赴美留学以后，他热衷于比较文学。从朱湘死后刘霓君卖掉的全部英文书目来看，他读书以诗歌、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为多。这个情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朱湘的知识结构和他对文学批评的思考方向。朱湘的文学批评有好些偏颇，囿于见闻，又太自信，缺乏历史和全局的眼光使得他很难从社会效果、政治倾向分析作品。但是，在朱湘的时有偏颇和失之苛刻的批评中，毕竟不乏独创的见解，足以启发后来者，不能不说是一份珍贵的纯文学批评遗产。
 朱湘在游学美国之前，就对纯文学和比较方法有了兴趣。他说纯文学的眼光是很难养成的，研究西方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辅助养成纯文学的眼光，为此，需要到西方去接交热忱而眼光远大的从事文学者。他所应用的比较的方法不是以排列名次为目的，如古人治李白、杜甫那样。比较只是想求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各人精神汇聚之所在(题材)以及各人的艺术(解释及体裁)。到美国之后，朱湘所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关于他的纯文学理论和比较方法， 《文学闲谈》一书阐述较充分，而且集中。这本他临死前陆续写成发表的书，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使用中外比较、古今联系的方法，有不少独到见解，其中：为什么要读文学，文学与消遣，古典与浪漫，文以载道，贵族与平民，文化大观等章节，都就新文学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比较深入而有特色地阐述了看法。这本书应当引起史家的注意。
 

五、后期诗风格：庄肃严峻，凄苦幽愤

 《石门集》是《草莽集》以后诗歌的结集，主要收入朱湘后期的作品。由赵景深编辑，出版于诗人去世之后。这个时期，朱湘的诗风有了变化。 《石门集》按诗体编排，分成五编。第一编收诗三十三首。 《死之胜利》悼念死于贫病的诗友杨子惠，朱湘对他的诗才非常婉惜。诗的境界恐怖，调子凄怆。子惠死后不久，另一诗友刘梦苇因失恋病死。朱湘有散文《梦苇的死》记其惨况，以及二人间的深厚友情。但朱湘认为因失恋而死乃是一种荒谬学说的牺牲，说把结婚的事看得太重大了，是旧思想在作怪。朱湘所悲的，是梦苇的诗才。他说梦苇是一只孤鸟，哀音受自苍天，啼过幽谷，叫在云边。以沉郁的描绘，点出了梦苇诗的风格。 《夜歌》写漂泊的凄伤， 《春歌》是对春天的恋歌，两首都有很好的让人难忘的节奏。 《哭城》、 《招魂辞》、 《祷日》和《愚蒙》几首都涉及朱湘的社会政治思想。当此时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防危急。“招魂”痛悼爱国之士， 《祷日》有所期待，但也流露失望。这一编里有几首诗类乎象征派， 《雨》和《柳浪闻莺》可能是朱湘的绝笔。这时候朱湘与戴望舒、杜衡、施蛰存来往较多，他们在一起谈法国象征派、美国意象派，都很向往。 朱湘就在这种气氛里写了象征诗。 《雨》试图表现对古城的印象。《柳浪闻莺》由一组意象连结而成，犹如一组电影蒙太奇镜头。朱湘以嘲弄的口吻来刻画古老的贞洁观念与现代生活的对比。如果朱湘能再活些岁月，也许会在这个路子上作进一步探索。 《洋》写大海的广阔和神秘：“你吞下天下之半而无声;紫浪雍容的涵养十万里。”朱湘自己说他从前一直是主张中文不宜于作无韵体的，《洋》一诗(1927年秋天作)是他在无韵体上的第一次正式试验，因为当时的情感觉得非如此不足以表达，作完之后，颇觉满意。以前虽有《雨景》 (1924年冬作)一诗也是无韵体，但那是不自觉的。
 第二编收入讽刺性叙事长诗《收魂》。瘸了腿的太白金星从天而降，为一条老驴收魂。针对太白金星的冷眼詈骂，老驴诉说了不平和怨怒。因驴体太重，太白金星因此使用计策，使得自己不至于象通常收魂那样，把驴体放到口袋里背回去，而是骑在驴子的背上，返回天庭。这诗风趣机智，对社会人生曲尽讽刺，描绘民间疾苦，笔调严正。朱湘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现官府对人民的没完没了的压迫奴役。
 第三编是西洋诗体的摹拟，其中有两行、四行、三迭令、迴环调、巴俚曲、圝兜儿，十四行英体和意体，一共有九十六首之多。很难设想朱湘为写这些诗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这一编是《石门集》中最有特色的诗。 《草莽》的格调还大致是中国的，古典的，而《石门》则大体上是西洋格调，诗人试图广泛吸收西诗格律，来建立我国新诗的格律。从内容看， 《石门》里说理成分明显增加，作者好象是在用诗思考社会人生的种种问题。四行体所表现的，是关于人与环境、今日与将来、人性等问题的思考。圝兜儿十四首，写爱情、理想，分析人生的真和伪。其中一首说，上了戏台，人就该忘掉自我。凭了恰当的真，自然的造作，才能“主有戏台。”这是朱湘对社会的观感。另一首说一个人是会同时具有长处和弱点的，正如蜂窠既有馋人的蜜，又浑身是孔。“要接受除非是全盘的”，“全好的人，如其有，未免腻烦。”这种体会当然幼稚，但也相当深刻，意味隽久，仿佛是他在对别人的指责进行沉思和辩护。 《旧信》一首，体验很深，艺术性高：“颐和园的长廊闪映大池;/有一片钥匙/敲得开那廊尽头的宫殿。”这样来比喻旧信开启了往日的记忆，意味深长，含义丰富，意象新颖，对颐和园的描写本身自成优美深邃的艺术境界。
 在新诗人中，严守十四行格律而创作量最多的，恐怕要算朱湘。这里保存了英体十七首，意体五十四首。英体十四行的内容有：昔日疆场的荒芜，世事的复杂因果关系，人类孱弱的本性，真实与虚伪，春天的希望与快乐，古老悠远的幻想。他说世上所喜欢的人是儿童、丑角与英雄，可这三种人都没有自我。他甚至认为无所谓真伪善恶，只能说有美丑。他向伟人致敬，因为他们为追求理想而牺牲了生趣性命，但所要铲除的障碍却愈铲除愈多。他追怀屈原，感慨自身，“在你诞生的地方，呱呱我堕地。/我是一片红叶，一条少舵的船。/随了秋水、秋风的意向，我漫游。”他呼唤“给我一个浪漫事”，“只要一个浪漫事，给我，好阻挡/这现实，戕害生机的;我好宣畅/这勇气，这感情的块垒，这纠纷!”
 这些西洋格律体有一个突出而贯穿的内容，是关于诗和诗人的思考。朱湘说他还是一个沙滩上盖楼房的孩子，“不能建国福来兹，只知道堆砌文章。”但显然他很爱诗这个“沙器”。他抒写作为诗人不被理解的苦恼，感情平庸的人总说诗人离奇、癫狂、造次。朱湘说他只垂涎好诗，别的什么都不顾;对自己的目标太专注，太执着，认真得令人怀疑。诗人讲自己的痛苦，灵囚在肉里，带镣铐枷锁，永远也培养不了纯粹的自我。感情对于理性，正如放虫在花朵——好花、硕果的希望会因此落空。在一首艺术性很高的诗《樱桃在玄武湖上》里，他以凄凉的心情把自己的诗喻为微小酸涩的樱桃，感慨它的不准进献宗庙，但是，“祖宗并不知道，献者却难当”，“那惭愧与那罪名落在头上”。尽管如此，诗人仍执着不改：“这一树鲜红你要好生培养。”朱湘说他献给诗神的三炷香是芬芳、热烈、婀娜，两盏灯是光明与恬静。恐怕可以说这是朱湘所追求的诗的风格。朱湘认为严肃的艺术是客观的和超然的，是无伤害的游戏，是“凭了假事件发抒真情感，/让它脱离了渣滓，化成白汽。”他说“不凝滞于物的爱，世间少有”，“纯洁的爱只有艺术，只有酒”，“在一切的热里唯有酒最好：一醉，你便涤清了肮脏、痛苦”，“用不着坟墓，只须一只酒坛，封起我的灰，连了我的诗卷。”谁都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是很深的。他无法排除，只有消极逃避。这样，他只好去追求那种超越功利的艺术，并陶醉其中。他理想的诗生活是：“象仁子蹲在果核的中央，/让我来躲避外界的强暴;/让我来领悟这生之大道，/脱胎换骨，变成松子清香。”最后，“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在这紧急的关头，/你却没有冷，反而更亲热些，/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
 第四编有散文诗三首，特点是以精炼美丽的散文来表现抽象的东西。第一首写作者对“进化”的理解，意境恐怖，思想消极，笼罩着一派死气。但也表现了作者善于想象的才气。第二首写“伟大”，第三首写诗的灵感。由于朱湘很浅的尝试已经使他感到拿中国文字写散文诗很困难，他就不再下功夫了。
 第五编是诗剧《阴差阳错》。这个诗剧里蕴藏有朱湘经过长时间思考的一些思想。阴差阳错本是阴阳家的语言，常用来比喻因偶然因素形成的差错。诗剧写一位男画家在死后三天又复活了。可是复活后的魂魄却是本地一位因抗拒包办婚姻而自杀的女子的。阴差阳错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体魄之内兼有男女两性素质的理想情形。作品有一定的社会内容，有一些人生世相的披露。阴差阳错本身就是对失职官府的讽刺，因为那位女性的寿期本来还没有到，阴曹地府就错收了她的魂魄，而在归还魂魄的时候，又一再出差错，把她的魂魄送到画家体内去了。造成这种魂错附体的状况，是极端不负责任，是极大的失职。但诗剧的含义主要不在这里。诗剧说：“伟大的梦在纤细里蕴藏”，单纯的女性柔弱纤细，单纯的男性梦想太多，女性纤细的魂魄投入男性画家的体内，就可望织成“神祗的女性”——理想的艺术品，即神品。理想的艺术品应兼有刚与柔的风格因素，理想的艺术家应兼有男与女的才情，恐怕这就是诗剧的象征意义。何其芳晚年的诗有这样的名句：“应有高才兼两美，胸吞山态水容研”。山态，是男性美;水容，是女性美。高才应该是兼有两美的。有一本《性格心理学》讲，男性带些女性气质，女性带些男性气质，比较容易有成就，比较能体验更丰富的东西。总之，就朱湘的长篇作品来看，如果说《王娇》是人性的综合描写， 《猫诰》是人生，历史的嘲讽，而《阴差阳错》是艺术理想、美学理想的象征。
 朱湘的好友赵景深认为，朱湘后期的诗与前期的诗，有很大区别。 《草莽集》是一些轻倩婉妙的作品，写的是采莲的少女，待嫁的新娘，风格淡雅。 《石门集》则对虚伪的社会有很深的憎恶，诗中说理较多。 《草莽》值得喜欢诗的人们眷爱，但从中很难看到诗人的灵魂和人间苦难，而《石门》把诗人的一切感喟都吐露出来了。前期的朱湘象王维，后期象杜甫，又象“行乞诗人”苔微斯。顾凤城认为，朱湘的诗对于现实没有过深刻不满的叫喊。柳无忌说朱湘诗的特色是：重格律形式，诗句锻炼有力，铿锵可诵，不苟且，不草率，尤不喜堆砌。他的作品庄肃严峻，富于人生哲学观念，字少意远，蕴藏甚深，与时下流行的吟风月、道情窦的歌调，截然不同。解放后的文学史家王瑶说朱湘的作风“恬淡平静”，所指应当是《草莽集》，唐弢说朱湘诗风格为“凄苦与幽愤”，所指当是《石门集》。
 

六、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

 朱湘于1929年秋结束留美生涯，回到祖国，在安徽大学教书。起初一段时间，生活很优裕，每月薪金三百元，还有闲钱买古董。他和霓君时常争吵，两人把房里的东西砸毁，次日和好了，又去购买一套新的。朱湘当时任外文系主任，谢文炳和饶孟侃任教授。除谢、饶二位外，朱湘很少和同事们来往。他教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任教不久，朱湘对安大所在的安庆就厌恶了。他在信中说，安庆没有地方走动，真是闷坏了。于是开手译哈代的小说，从中寻找乐趣。在后来的信中又说安庆地方无聊之至，电影院都没有，有一个大戏班子，坏透了。他说人生这出戏他不喜欢看，没有音乐，没有图画，没有任何什么，只是猴子在那里变把戏。朱湘境况看来很糟，心绪很坏，失望至极。1931年暑假，他曾到上海约罗念生去安大教书。1932年5月，他又到上海约赵景深、戴望舒和方光焘去安大教书，但校方不愿另聘多人。1932年暑假，安徽大学改组，朱湘没有接到聘书，从此南北奔波，一直没有找到职业。
 1933年春，朱湘忽然跑到上海北新书局去找赵景深，一身破棉袍，形容憔悴不堪。他附着赵的耳朵说：“轮船上的茶房跟我来的，我还没有买船票，行李还押在那里呢!唉，这一次所受的侮辱，可谓至矣尽矣，我简直不好意思写成文章。”(后来他隐约地写了一篇《徒步旅行者》、和一首诗)。赵景深连忙替他付了钱，朱湘第二天又去向赵景深借钱买棉衣，第三天才换了一身新棉袍并带一篇《文学闲读》给赵景深。这段时间，赵景深介绍他投稿给《自由谈》、《读书杂志》、《新中华》等刊，但大都要文章刊出后付稿费，远水不救近火，他经济仍很困难。他不大愿意找人，又不愿拿稿费单去取稿费。这样，他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他的性格很高傲，不大愿意做他不高兴做的事情。当时在光华书局当编辑的顾凤城曾约朱湘写理论文章和编辑英文教科书，他都没有兴趣。不久，朱湘到杭州，又到北平。1933年《青年界》上发表的许多诗文，几乎都是那年春夏之间写成的。柳无忌在天津南开教书，陆续接到朱湘从北平、长沙、上海发出的信。1933年6月，朱湘从清华园给柳无忌写信说：“下学年也没有一定计划。只不过有一层是决定了的，那便是作文章已经是作得不感觉兴趣了。”暑假过后，业已开学，朱湘再次去信柳无忌，托柳谋事：“在这各大学已经都开学，上课了许多的时候，才来托你，不用你说，我还有不知道是太迟了之理么?不过，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也没去理会;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总帐”，“现在才来托你，自然是嫌迟;我不过是对于我自己尽一分的人事罢了。”“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便可以问心无愧了。无故的，忽然向你说出这一些感伤的话，未免太煞风景;你也是一个文人，想来不会嫌我饶舌。”朱湘的信自然没有结果。
 朱湘南北奔波，霓君跟踪追逐。朱湘去青岛，她赶去青岛;朱湘到北平，她赶去北平;她赶到北平，朱湘又到杭州去了。好象走马灯，彼此不碰头。刘霓君结婚时的金项链，当了三百元，就在追逐期间用掉了。后来久别重逢，朱湘与霓君同住上海北四川路俭德公寓。这一次相吵少了。一天晚上朱湘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流泪：“恐怕我要去在你的前面了!”有时他半夜醒来，忽然对霓君说：“你要替我抚养我们的小沅和小东呵!”一年半的追逐，朱湘说要死而没有死，刘霓君也不在意。后来死讯传来，霓君才知道他早已萌了自杀的念头。朱湘性情孤高，生无媚骨，怀才不遇，家庭失和，生活的压迫加紧，对于人生失望到了极端。对于朱湘的深沉的、无法解脱的痛苦，刘霓君一点儿也不理解，然而她的追逐也是焦急和痛苦的。这就是他们真正的悲剧，但看起来是一场闹剧。
 1933年10月6日，朱湘去南开看望久别五年的柳无忌。朱湘形容憔悴，脸色灰白，苍老神秘，精神萎顿。他的强笑和沉思，都有些异样，嘴里不断地吸着香烟。朱湘吸白金龙香烟，一天五十枚，他说不吸就写不出文章。一写文章，就要血压升高。朱湘应邀在南大英文学会演讲，讲了一些中国新诗的派别、趋向、成就，诵读了好几首自己的诗，答复了同学的问题。柳无忌与李仲婴为他凑集一些车费送别。临别前朱湘嘱柳无忌去信罗念生、罗皑岚，劝他们不要专写文章，他很坚信而感慨地说：做文章误了他的一生!然而朱湘最自傲的，也是文人的称号。
 他举身赴清流时，虚岁三十，然而著译颇多。除了诗和文学批评，还写有《三百篇中的私情诗》、 《笠翁十种曲》等几篇有见解的古典诗歌和戏曲的论文，其中有的还应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他写有独幕剧《木兰从军》，把《木兰辞》的情节作了改动，可以看出他对原诗故事真实性的怀疑，这个独幕剧表现了他那纤细的想象。朱湘个性执滞，一点也不活动，而作小说必得个性活动的，因此，性格上的缺点使他作不了小说。他也知道，他天生的不耐烦顾及小节目，不适宜写小说。他只写了一些短篇性质的小品文或者散文诗性质的短篇小说(周启明所译《点滴》里面的作品)。朱湘的《想入非非》就是这样的短篇小说。作品写贾宝玉在出家一年以后，在心魔的诱惑下，去寻找绰约若处子的藐姑射山的仙人。朱湘根据弗洛依德学说和自己的体验，写了贾宝玉一段心灵历程，心理分析是有特色的。朱湘的散文《北海纪游》、 《咬菜根》，文学性杂文《徒步旅行者》、 《画虎》和杂感文《说说话》，以及自传体散文《我的童年》、 《投考》等等，都可以称为佳作。此外还有大量的译诗和翻译小说。
 1933年12月1日，朱湘向二嫂薛琪英借得二十元旅费，4日由上海买三等船票乘吉和轮赴南京。次日清晨，船过采石矶时，他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取出酒来喝，倚着船舷，读海涅的诗，然后纵身跳入长江。船工急投救生圈捞救，已无踪影。薛琪英在上海万园公墓购买一块墓地，为朱湘修建衣冠塚。
 朱湘说过，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一个笑话。朱湘的朋友说他的诗、他的为人，皆孤高不与众合，品格卓绝。他的不能见容于那个世界，同他没有去理会生活里各种复杂的变化，他的字汇中没有“敷衍”二字有关。后来者应当从朱湘的生活经历吸取教训，从他独特的文学遗产吸取教益。
 

1984年夏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