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追忆朱自清》

我家世代书香门第，原籍广东，但从高祖起就迁到四川了。我父亲排行第二，名叫陈正新。我母亲生了12个孩子，仅靠父亲教些散馆及在估衣铺工作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是很清苦的。当时四川女孩子念书的很少，而我家比较开明，不仅男孩子能念书，女孩子也都读书识字。我出生于1903年5月，在兄妹中排行最小。我从小是三姐教识字，八岁进私塾。长大一些了，父亲就不让出去念书了。那时，我哥哥们常把买到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带回家，我便也在读书中得到长进了。我16岁时母亲病逝，一百天后，父亲由于忧伤与贫困也去世了。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生好义，肯帮助人，从不趋炎附势，这种洁身自好、清高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父母病逝后，我便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了离开家庭独立学习的生活。在省一女师我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也学习了《左传》、《礼记》、《易经》及古诗词。学校浓厚的学习风气，严格的学习要求，打下了我坚实的学习基础。当时我受新思潮影响，认为女子要独立生活，不要依附男子。于是从一女师毕业后，我便与廖书筠等三个女同学离开成都到青岛去报考电话局女司机(女接线员)。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多，觉得还应该再学习，于是到北京考取了艺术学院。从此我开始了“工笔画”的学习生活。

在艺术学院，我曾受教于齐白石、萧子泉、寿石公等先生。学习了哲学、美术史、古文、昆曲等课程，并接触了进步学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还拜见了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

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我这样一个从小受封建教育，又在时代的洪流中接受新思潮洗礼的女学生，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从艺术学院毕业了。我先在第二救济院工作，强烈的正义感使我憎恨那校长克扣孤儿口粮的卑劣行为，因此，便辞去了这一工作。而后便一边教一个姓沈的太太学画，一边到我的老师浦熙元那儿学习昆曲。

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1931年。那时，因为我常到浦熙元老师那儿去参加“曲会”，老师看到我一天天长大了，北京也没亲人，便很关心我的婚事。他就与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导师叶公超谈起我，并请他帮忙。这一年4月的一天，浦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陪坐的还有两位清华大学教授。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气，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席间我们很少讲话。回到宿合，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当时我却并不以为然。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我逐渐体味到他写文章真是严谨认真呀!一次佩弦拿来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词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我还真读好了句读呢。我心里很得意，佩弦也很高兴。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但都是倾心相待。佩弦话虽不多，却使我感到很诚恳，实实在在地关心我。

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6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我那时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6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是的，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而6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6个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1931年我便与佩弦订婚了。

一个月后，佩弦便到欧洲去游学了，他要去考察欧洲的文学、戏剧、诗歌，以便更好地提倡新文学。在国外，他仍很关心国家的事情，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终日忧心忡忡，在给我的信中一再写到自己焦虑的心情。他听到有人说中国没希望了就很愤慨。他认为中国只是政府不行，只要有好的政府，让有能力的人秉政，中国就会好起来。

1932年7月，佩弦由威尼斯回国，我到上海去接他。那时北京结婚还要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8月4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了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蒂克的浪漫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们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此后，我们共同生活的17年的时间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作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也不听。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深怕耽误时间。时间对他比什么都宝贵，正如他自己所写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他真是抓紧匆匆来去的分分秒秒地读呀，写呀!连每天我们说话的时间都很少。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苦恼，但渐渐看到他对事业的热爱，看到他不断发表作品，想到他对学生、对文学的贡献，常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想我应该支持他，我也要为他事业的成功付出代价，所以我便把家务事都承担起来，让佩弦更好地去研究学问。

婚后，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佩弦对扬州很有感情，那里的一山一水他都热爱，尤其留恋扬州的瘦西湖。他曾带我和孩子们一起去逛瘦西湖、平山堂。那天佩弦很高兴，津津有味地给我们介绍湖山及各处的风景，说得是那么生动，使人觉得真像是在诗画中一样。看到他那么高的兴致，我不禁笑着说：“我看过一篇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章，把那儿写得那么美，其实不过是一湾臭水。真是文人哪，死人都说得活!”佩弦说：“喂!不要当面骂人呀!”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佩弦对扬州的一切都感到亲切。连扬州的饭食都非常喜爱，尤喜扬州的荤菜“狮子头”。在扬州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去扫坟。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烈，他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

返回清华大学后，我们住在北院九号。那时清华大学规定教授太太不能在清华工作，主要是禁止家属参预学校的事，我便想去城里教书。但是当时由于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了，各个学校都发不出薪水。“女子文理学院”倒还发些钱，但我挣的钱连应酬都不够，无奈只好不工作了。

佩弦这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工作很忙，一边担任教学工作，讲授三门课程，一边从事写作。为了探索新文学的道路，使新文学大众化，他还深入到下层老百姓中间，了解大众要求，学习民间语言。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到劈柴胡同的茶社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那天我们听了刘宝全唱的《西厢记》，还买了《刘唐下书》的唱片。佩弦还常常自己去听。他是想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些经验，研究新诗大众化问题。佩弦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为提倡新文学而努力着。

婚后第二年，我们便把两个孩子从扬州接到北京来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便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事先佩弦便与我商量好，对孩子的教育要双方取齐，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要事后再商量。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俭朴。佩弦的收入要寄一半给扬州，我们留用一半。所以每逢给孩子们交学费时，都要借一个月的薪水。佩弦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交信时，如里边有私人信件，都要给当差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没有一点儿教授的架子。所以清华的老工友都说：“朱先生可好啦!”他在家里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后来还是我讲：“让孩子们做事不要这样说，显得都没有父子感情了。”这样他才慢慢改了。

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他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他的学生。1935年冬天，北京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他便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当听说许多学生在城里受伤时，他深感反动政府的残酷，很难过。

后来，佩弦还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回来便对我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要依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佩弦从这位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度过了8年艰苦的抗战生活的。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爱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一生精雕细刻，锲而不舍;他爱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多远都怀念着它;他爱自己的亲人，是那样质朴、挚诚;他爱自己的学生，为他们的安危焦虑不安。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1987年)

(节选自《追忆朱自清》中《婚事·家庭生活》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