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佩弦的死讯》

本月10日接到北平航空信，清华大学的信封，署个“朱”字，笔迹不是佩弦的，我心中就有了预感。拆开来一看，果然不是佩弦的信，是他的儿子乔森写的。说他爸爸在6日早上4点钟突然胃部剧痛，10点钟在北大医院已经不能动弹。下午两点在医院开刀，经过情形还好，可是三四天间是危险期。又说与我合编的国文教本最近大概不能编了，请我原谅。我就发个电报给北平的一位朋友，请他代往医院探望，并将所见电告。11日《大公报》有一条电讯，说开割历5小时之久，又有肾脏炎的毛病，情形很严重。12日下午，北平的朋友来了回电，说是未脱危险。看《新民晚报》，登载着一条电讯也说严重。到今天早上，预料而又怕看的一条消息果然在报上刊出了，佩弦已于昨日上午11时后去世。

佩弦的胃病是老病，我说不大准确，拖了15年左右。他的病时发时止，最近七八年间发得较频繁，而且每发必凶。实在是十二指肠溃疡，这是早已知道了的。有人劝他开割，他也想去开割，但是听医生说不开割也可以，就拖下来了。近两月间又发了几次，曾经写信来说拟停止合编教本的工作。我劝他且从事休养，编书的事将来再说。后来他身体似见好转，很高兴的写信来说愿意继续合作。不料就在20天之后他去世了，使我再没有与他合作的机会了。

他在昆明的几年太苦了。兼课，饮食不好，每天跑很远的路。暑假中回到成都算是舒服些。然而他责任心重，不肯请假，赶在开学以前就急急忙忙动身回校。回到北平以后也从未闲过，教课之余，写文字，编刊物，编《闻一多全集》，只有病发时候才躺下来。如果他能有好好的休养，如果他早几年开割，到今天也许还是健康精壮的人。事务跟经济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好好的休养，使他直到体力消耗将尽的时候才去开割，于是他只能享有51岁的生命。

佩弦是个好人，凡是认识他跟他有交谊的人都承认。他可不是“烂好人”，不是无可无不可，随俗依违的那一流。只要看他几年来对于一些看不顺眼的大事都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做，我确切的知道，不是讨好什么人，不存什么企图，只是行其心之所安。目前由于多所顾虑，有所见到而不愿宣露出来的人似乎很多，这就是不能行其心之所安，结果弄到经常的不安。经常的不安才有所谓“烦闷彷徨”，随时行其心之所安，又有什么“烦闷彷徨”呢?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在几次来信中曾经提到。我想他未必如屈原所说的“恐修名之不立” (如果把“名”字作通常的“名誉”讲)，却是恐怕自己的成绩太少，对于人群的贡献太不够的缘故。加上他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就只盼望成绩多一点儿好一点儿，能够工作就尽量工作。他实践他的意愿，不停的工作，直到本月6日最后一次发病为止。我想人生不可解而可解，不可究诘而可究诘。离开了人的观点，或从天文学的观点，或从生物学的观点，人生只是宇宙大化中的一粒微尘而已。但是取了人的观点，就有了个范围，定了个趋向。既讲人，不能不求其进步，不能不求其好——物质方面跟精神方面都好，而且必须大家好，不能单让一部分人好，其他的人不好。这就产生了为大众服务，努力将自己的成绩贡献于大众的想头。个人的名利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惟有实实在在的成绩足以贡献给大众，在大众的海洋里加增一点一滴的，才是生命的真意义，才算没有虚度短短的几十年的寿命。我虽然没有跟佩弦谈过这一套近乎玄虚的话，可是我确知他带着病辛辛苦苦的工作着，是含有这个意思的。我说的也许太浅薄，但是决不会牛头不对马嘴。

现在时髦的词儿中有一个叫“学习”。我想佩弦是时时在那里学习的，他对什么都虚心的问，都细心的研究，对方不论是谁，告诉他他都认认真真的听。举新诗研究为例。他是早期的新诗作者。新诗在20几年间变得很多，大部分早期作者都掉头不顾了。独有佩弦，他一直留意新诗的发展，探询各方面的意见，揣摩各方面的意见，揣摩各种派别的作品，而且写了不少解析和介绍的文字。有一些一般人不认为诗的诗，他很平心的承认这也是诗，不过不是某些传统里所认为诗的诗。他肯定的说新诗有前途，那前途在于现代人有了新的生活。说起生活，他也是经常在学习的。本月5日出版的《中建》北平版有《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记录，他老老实实的说：“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这其间绝无虚矫之气，却表明他愿意接受学生的“教育”，将习惯慢慢地变过来。向学生受教育，在权威主义的先生们看来是岂有此理的事。可是我确切相信，在生活实践方面，现代的青年实在比中年人老年人进步了不少(糊里糊涂的青年人当然不在此例)。中年人老年人要自己好，就得从青年人学习。

写实在写不出什么，平时的友情，今天的悲感，化为几句话都只是迹象而已，这有什么意义?编辑先生要我当天交稿，只能杂乱的写一些，不能表现出佩弦的若干分之一，很对不起他。

(194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