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我们的老校长》

“我们的老校长”，凡是南开同学，听到了这个称谓，都会知道这就是“张伯苓”三字的同义词。
南开校史的第一页，是以“严家私塾”字样来写的。校长、教员、管理员，都是张伯苓一个人担任。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芦苇杂草都不愿在这儿生长，它是一块地地道道的弃地，倒是蚊子和蠓虫滋生的王国。
张伯苓得到这块弃地，才到处捐款，逐步发展了后来的南开中学。再后来又创办了南开大学，以及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有趣的是，天津地方话，是把洼地叫作“开洼”的，“南开”也和“西开”一样，是指南边和西边一带无名洼地的当地叫法。南开中学在南边开洼地方建校以后，都是一直向南开发，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成为一座耸立在东方的世界知名的学校。她是在自力更生中出现的，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军阀混战，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们用开拓者的形象来表现“南开精神”的实质，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
不错，南开的校史，正是一部从无到有的教育发展史，是一座开拓精神的胜利丰碑。
我们的老校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很值得专门研究。我国有句俗语，对一个人来说，须要盖棺，才能论定。我们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却说过，盖棺也不能论定。我很信服这句话。
教育家可比种树人，一棵树的种子，有的是成心播种的，有的是被风带走的，有的被鸟儿啄食之后，落到更远的地方……
树人要比种树更复杂，也更艰苦。张伯苓在腐败的清朝末叶，选择了这条艰苦的路，揭开南开创业史的第一页，这个起点就是可贵的。
天津是北方初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镇，这也是南开创业的土壤，因而，也必然在张伯苓校长的头脑上打下了烙印。
对于我们的老校长，作全面的评价，我是无能为力的。我现在乘老同学约稿之际，提供有关张伯苓二、三事。因为是我切身经过的，别人很少知道的，也许有助于了解张伯苓校长，也未可知。
大概是我在高一那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校长办公室的信封和信笺。开头称我为“京平弟”，下款具属“张伯苓”，我那时，才十七、八岁，我认为称我为“同学”就可以了。信中约我在约定时间到校长室来谈谈，没有别的事。
到时候，我按时而去，屋里没有别人，校长顺便问我的籍贯和学习情况，他更注意的是问我课外读什么书。我告诉他，我读老舍作的《老张的哲学》，他点着头，脸上露出笑容，并且夸说他写得好。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大提到文学似的，所以，没想到他也看这部小说。接着他又问我，最近蔡元培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青年问题的文章，问我看过吗?我告他发表在《中学生》上，我已看过了。他便问我文章的要点是什么?我说，蔡先生要求青年要有骆驼般的韧性，蜜蜂般的辛勤，第三条我现在忘记了。那时，我把三条都说对了，老校长非常高兴。他还问我看过蔡先生别的什么文章，我告诉他，我读过《以美育代宗教说》、《劳工神圣》等篇，他听了频频点头。
老校长说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主张“科学和民主”，言外之意，是对蔡元培表示佩服和尊敬。那时，我已觉察到张伯苓很注意“经济”，后来，他在大学设立了“经济研究所”，但我没有提这个，便告辞出去了。
张伯苓是个实干家，在教育理论上他没有着书立说，至少我未见到过;他又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他的演说集是否有，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可以从这一段经历中体会得到。所以，我才把它写出来。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南京“晓庄师范”被封闭，校长陶行知被通缉时，陶行知被迫出国，他便写一信给张伯苓，希望他的儿子陶宏能到南开来读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校方法，是和南开不同的。陶行知公开反对培养“双料少爷”，但是张伯苓却发给了黎绍基毕业文凭。其实，他并没有入学，只因为他是黎元洪的儿子的缘故。当然，这和南开是私立的，老校长在旧社会奔走中外，栖栖皇皇募集基金是分不开的。
可贵的是，陶行知决定把儿子寄托给张伯苓，而张伯苓并不管南京通缉陶行知这个问题，欣然答应，并使陶宏免费入学，也不害怕陶宏把晓庄师范的思想带到南开来。这可以是近代我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另外一件事，就更使人感动了。
在1935年我去上海，开始了专业写作时，十九路军在上海打响了，上海人民热烈拥军，我在兴奋之余，有时到高楼顶上，有时在外滩去观战。
有一天，我和巫一舟、杨体烈三人，在外滩观战，恰巧遇到最有名的战役，我们的机群出动轰炸日本“出云舰”。这个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刻，刚好被我们赶上。中国飞机不顾日本的高射炮火，组成的火网连续向“出云舰”投弹。不多时候，只见日本引为骄傲的“旗舰”就被炸毁了。
后来，我听到南开老同学告诉我，老校长的“老四”张锡祜是空军，就在这次轰炸“出云舰”时牺牲了。这事使我沉思了很久。张锡祜和我同班，他是老校长的小儿子，尤其是张师母最心爱的一个，老校长居然让他参军抗日去。
我们的老校长他的一生，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说他是个“教育救国”的信徒，很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总是在我脑海，随日俱新。这就是对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每当老校长提到他时，总是用“恩来”两个字。他的亲切的声音，表现出，他以周总理曾经受业于南开，引以为荣。尤其是在白色恐怖时代，他也是这样称呼的。这是使我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以，我认为“教育救国”四个字，还不足以概括我们老校长呢!
老校长创造了“南开精神”。听到“南开精神”这个词儿，至少也有半个世纪了。五十多年前，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在学校的集会上，或者是在校庆的时候，便听到校长张伯苓用“南开精神”这个词儿来勉励大家。后来，听到他和他弟弟张彭春，对这个词儿作过解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开精神”是“开拓精神”的同义字!
在美国，历史家把开发西部的人，叫作Pioneer，也就是“开拓者”的意思。
当时，张伯苓校长就是用“pioneering”(开拓)这个词儿来概括所谓“南开精神”。这个印象对我是很深刻的。因为，联系到南开校史，就会知道，使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南开精神，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对南开同学来说，是有鼓舞力的。对每个新老校友来说，这个词儿也是能道出他们是充满活力的。不错，南开校友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不但没有忘记他们的传统，而且，他们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南开精神”仍然当成他们的座右铭。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甚至作到了刷新这个传统精神，赋予它新的内容。
“南开精神”是张伯苓校长留给南开、留给每一个南开人的宝贵财富。
我写到这里，窗外的曙光已经透进室内，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深深吸了一口窗外的新鲜空气，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南开“拉拉队”的吼声，正在号召人们前进，加油，干!干!干!
“南开!南开! Ra! Ra! Ra!”
“南开!南开! Ra! Ra! Ra!”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