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

1944年左右，正值抗战时期，我们住在重庆郊外沙坪坝南开中学。那时候我在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我的太太在南开中学教英文，我们的女儿在南开小学读书。有一天，女儿放学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大校长来我们学校参观了!”

张伯苓之为大校长，名副其实。首先，他的体格高大。1932年秋，我初去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杨石先带我去拜望校长。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简朴的校长办公室内。我记不起来他那时是否已戴上黑眼镜，倘使是的，他在威仪中又呈现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姿态。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岁，校长的年龄要比我大一倍以上，更况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一位大人物。此后，我与张校长相处十载，在天津5年(1932—1937)，重庆5年(1941—1946)，我对他的认识较深，渐渐地对他的“敬”多于“畏”，最后完全是尊敬与仰慕，因为我已看见了在他那黑眼镜后面露出来的是慈祥的目光……他对于南开全校师生的关怀。对我个人来说，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天津时，有一天他独自光临舍间(百树新村32号)，使我们大吃一惊。他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巡视校园时在我们那里歇脚一下，看看他的教员的生活情况。临走前，他对我的太太大加夸奖，因为在客厅内他摸摸在沙发旁的电灯罩子，发现上面并没有丝毫灰尘。

比他体格更高大的是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这二者可以一同论述。张校长创办南开的功绩，在中国教育史(也许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无前例的。从他以私人力量，惨淡经营，从最初在严范孙私宅创设的敬业中学(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到创立南开中学，小学，女中，大学，以至化工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的全套南开学校的经遇，史实昭垂，不必在此重述。但有一点我知道而拟特别提出的，是张伯苓抗战前夕在重庆筹备南渝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高瞻远瞩。当时国难严重，八里台南开大学临近海光寺日本本营，在忧患中我们听到了校长要在大后方开设南开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线光明闪耀在乌云中间，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扩大，我们的情绪也就此稳定起来了。在设计、筹款、建筑的过程中……校长积有三十余年经验——他的魄力与毅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远大的眼光，正确的判断力，与为百年树人所作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

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在于他能就地取才，有引用与培养人才的创造力。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导引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这一点我在进南开不久就看出来了。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好像有五大金刚之称)：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抗战时喻传鉴主持重庆南开中学，黄钰生代表南开与张校长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而另一位杰出的教授杨石先也就被推为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有人说，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这几位校务人员的协助，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南开对于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会这样广大而久远的。

从前在天津或重庆参加学校集会，现今在美国的校友聚餐，当唱校歌时我往往神驰于“巍巍乎吾南开精神”这一句。那种大公无私的南开精神，是张伯苓留给南开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幸运地，此后在杨石先——一位纯真的学者，正直的君子——苦心孤诣的维护下，南开精神得以持续发扬，以至今日。石先在前年逝世，我未撰文追悼。作为南开大家庭的成员，在纪念张伯苓时，我愿意趁此机会，对于张校长的后继者杨校长，为南开所做的贡献，致以同样的敬意。

(1986年)

柳无忌(1907年—)，江苏苏州人。柳亚子长子。清华大学毕业。1927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1928年获英国文学博士。1931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古版晚清小说戏曲。1932年回国，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并在天津《益世报》主编文艺副刊。抗战时期，曾在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再赴美国任耶鲁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清华大学《清华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着有《中国文学概论》、《苏曼殊评传》、《西洋文学研究》、《全唐诗精华》、《古稀话旧集》、《休而未朽集》、《古稀人话青少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