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怀念叶公超老师》

陈子善先生约我写一篇回忆叶公超老师的小文，我太高兴了。但是从哪里谈起呢?

我是193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外国文研所当研究生的。在此以前，不是不知道叶公超先生是何许人。我在燕京当学生时曾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充当女扮男装的罗莎林，那时候听说过叶公超老师也来看了，并且有人指出：“呶，那就是他!”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好朋友;因为和梦家的关系，我也和闻先生熟起来。闻先生创办《学文》这个短命的杂志时让我翻译外国的文艺理论，自然就知道有个才华出众的叶公超先生，外国文学专家。不过当他的学生则是1932年以后的事。

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而他那时还没有结婚，我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他的屋里的书架遮满墙壁，直碰到天花板。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他在这方面信息灵通，总能买到最新的好书，买多了没处放就处理一批，新的源源不断而来。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

我没有跟他学当代文学，后来戴望舒先生约我翻译艾略特的《荒原》。那时已是我当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的“译者注”得益于美籍教授温德先生。

然而很可能叶老师的体会要深得多，这在后来他为我的译文写序中可见一斑。温德教授只是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像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这个判断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

我在请他写序时他说：“要不要提你几句?”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现在想起来够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

后来他结婚了，夫人是我在燕京时的一个比我班次高的同学。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着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丝毫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后来就是日本大举入侵的战争年代了。清华大学和别的大学一起从长沙到南岳，到昆明，到蒙自，又回到昆明。我已记不大清了，似乎夫人和女儿没有跟着老师到昆明。至少他几乎没有什么家可供人们串门的了。相反，叶老师有时到我家来，因为我那时已和梦家结婚。那还是南下以前的事。他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是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磁瓶，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

1944年我们取道印度乘运兵船去美国，从此就没有再见到叶老师，只和居住在美国的夫人通过几封信。1981年我重访美国，于年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那里听到叶公超老师逝世的噩耗。我于1980年重新详细修订了《荒原》，并在多处发表，但却从来没有同时发表过叶老师写的那篇十分精彩的“序”。现在这篇序已经收在陈、秦两位先生合编的《叶公超散文二集》中，那就太好了。

1989年

赵萝蕤(女，1912—1998年)，浙江杭州人。诗人、文字学家，陈梦家之夫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194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并任燕京学院英语系名誉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为美国惠特曼出生地协会会员、中国艾略特—庞德研究会顾问。近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建校百年首次颁发的“专业成就奖”(1991年)、中美文学交流奖(1994年)、彩虹翻译奖(1994年)。着有《欧洲文学史》(与杨周翰等合着)、《我的读书生涯》等。译有惠特曼《草叶集》、艾略特《荒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