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骚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有一个普通而又闪光的名字。
 他称不上伟大的作家，却为社会和人民创造了颇为可观的精神产品。他是一个文学翻译家，在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进步文学方面，曾经有过独特的贡献。他是一个戏剧作家，他的剧作曾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积极的影响。更主要的，他是一位诗人，他是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重要成员，在同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斗争中，他的诗歌曾经发挥过战斗的作用，即使今天，那些构思精巧、语言优美、韵律和谐的诗篇，仍未失去它们感人的魅力。
 跟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不平坦的，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他有过苦闷、徬徨甚至颓废，但终于为时代的战鼓所惊醒，而奋起，最后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浪涛，用自己的笔为人民歌唱，向社会抗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煞的一页。
 他的名字——杨骚。

从漳州到东京

 1900年1月19日(光绪己亥年十二月十九日) 杨骚诞生于福建漳州市香港路一个工人的家庭。他原名杨古锡， 字维铨，曾用笔名浮石、一骚、北溪、丰山、素等，通用笔名杨骚。
 杨骚的生父杨长生是一个面粉工人， 目不识丁，敦厚老实。两个哥哥一个是煤炭工人，一个是细金工人。由于生活贫困，杨骚还未满周岁，父母便忍痛把他过继给杨鸿盘作养子。
 杨鸿盘是杨长生的堂弟。其父是一个棉纱商人，拥有几十家店铺，家境比较富裕。杨鸿盘以私塾教师为业，在杨骚十岁那年，还科举中选，被朝廷授予广东新会县候补知县。养父学识渊博，态度和蔼，对杨骚的启蒙教育抓得很紧，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寄予了莫大希望。在他的指导下，杨骚学过福建最流行的诗钟，又学写旧诗，从小滋生了爱好诗文的浓厚兴趣。
 慢慢地，杨骚知道了自己生身父母的贫贱地位，这使他感到莫名的害羞。他同情自己的父母兄弟，看到他们憔悴的脸儿，常暗暗地哭红眼睛，而又自惭形秽，因此忧郁寡欢，沉闷少语，有时候又急躁凶暴，爱打小兄弟。这样忧郁的性情，以后多少年一直影响着他。但是养父母对他很好，爱之如己出，尤其是养母，温柔、娴静而多情，对杨骚特别疼爱，使他时时感到家庭的温暖。
 十三岁那年，杨骚于汀漳龙道师范附小毕业，即入师范预科学习，翌年转入省立第八中学。这时的杨骚聪颖大开，作文习字敏捷秀丽，多得师友的称赏。课余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也喜欢阅读英雄神仙的小说， 《说唐》、 《封神演义》、 《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均一一读过。读完以后，还喜欢讲给同学和弟弟听。他爱思索，善联想，遇事常有自己的见解，有时因此受到不了解他的长辈的训斥。
 少年时代的杨骚，很富有正义感。他看不下恃强凌弱之人，与童友相处，每见不平，常拔拳相助。他又率直坦白，嫉恶如仇，遇到不对之处，不管对象场合，多直言不讳。在家里，有时祖父与来客聊天，杨骚总爱插嘴，争辩是非。在学校，对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师，他常挺身而出， 当堂指责。预科时期，一位教师羞怒于杨骚指出了他解题之错，罢教而去，杨骚毫无畏惧，走到黑板跟前挥写了“烧饼未敢火，也敢挑出来卖”十一个大字。中学时代，因为屡屡指责腐败的教育现状，遭到学校当局的忌恨，几被开除者多次，但他的行为深得同学们的支持，学校亦无可奈何。
 1918年，杨骚毕业于福建省立第八中学。这时候，养父杨鸿盘已经病逝，家境已远不如往昔，但深明大义的养母为了让杨骚学业有成，宁肯节省其他开支，也要支持他继续升学。当年，十八岁的杨骚辞别了自己的故乡亲友，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开始了他在东京的留学生活。
 来到日本之初，杨骚想学海军，打算将来学成回国，率领舰队打败日本。后来他这样回忆： “那时候我的爱国心非常重，因为在我们的家乡(漳州)常常可以听到台湾被割了后的惨史，……总觉得日本可恶，满清该死，老想当个救国英雄，把台湾讨回来，甚至想把日本全国灭亡了才痛快。及至晓得进海军学校无望，便改了念头想学矿以开矿救国了。” (《我与文学》)由于在国内中学时只注意国文一科，英文、数学、理化各科均未打好基础，只好先入日华、东亚等预备学校。经过两年的补习，还是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后因“家境窘迫，学费不继，起了恐慌，乃于1921年无计划地随便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考入后可领公费)”(杨骚《简略自传》)。
 在杨骚考试失利，心灰意懒，想把一切科学统统放弃的时候，李初梨进入了他的生活。这位后来的创造社闯将，可说是杨骚在文学上的引路人。当时李初梨与杨骚同住在一间下宿舍里，他看到杨骚忧极无聊，沉溺于《红楼梦》中，颇有厌世之念，便向他介绍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随着屠格涅夫的优美的文笔，在杨骚面前展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使他领略了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风味。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读完《猎人日记》，接着读《散文诗》，再读《初恋》、《父与子》、《罗亭》等等，几乎读完了屠格涅夫的所有作品。从此，他的视野大为开阔，不再仅仅留连于中国古典小说、神仙故事，而进一步涉足于西洋文学的胜境。以后进入东京高师，对学校功课总觉得无趣，老是看小说诗歌，有个时期还特别喜欢读剧本。可能由于讨厌日本的偏见，他不愿意读日本作家的作品，却读了大量日译的西洋文学作品。在他接触的西洋作家中，最初顶喜欢的是安特列夫，其次是诗人海涅，后来又迷上了王尔德等唯美派作家。到了离开日本的前后，兴趣转向读剧本，这时候最爱看的是德国著名剧作家霍普特曼的作品，尤其是他从自然主义转成象征主义以后的《沉种》。
 与此同时， “五四”运动裹挟而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也冲击着年轻的杨骚。他自幼生长的家乡漳州， 当时是一个风光宜人的南方小城，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但文化比较落后，思想很不开通，消息非常闭塞。只是到了东京，杨骚才有机会接触到早已风靡全国的《新青年》杂志，感受到急剧动荡的时代脉搏。他手不释卷地读着这些对他完全是陌生的书刊，大口大口地吮吸着新思想的乳汁，初到日本时反日爱国的激情也奔涌而出，一齐在他胸间翻腾。后来当他试学写诗时，这些都在他的笔端倾泻出来了。
 现在所知杨骚最早的诗作，是他以浮石的笔名在1921年1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一个日本女子》。这是一首动人的诗篇，写一个日本女子对战死于异域的丈夫的呼唤，沉痛地揭露了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诗句流利平实，感情深挚，初步显示了杨骚写诗的才能。之后，他又发表了《村女思嫁》、《船公与船婆》等短诗。初试的成功，使他无比兴奋，从此就更爱读诗，更爱写诗，一步步地走上了写诗的道路。
 1923年9月1日， 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引起空前的大火灾。杨骚所居的东京，正在灾区之内，学校一片混乱，无法进行学习。而日本政府则利用震灾期间的混乱局面，纵容宪警和暴徒大肆杀戮革命者和中朝侨民，中国留学生也多有被杀害的，整个东京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中国留学生纷纷逃难回国。杨骚目睹这一切，思想上震动很大，他第一次感到自然的威力非常伟大可怕，人类则非常渺小丑恶，从而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很长时间不能自拔。
 在杨骚自东京逃难回国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子A妹。她的美丽和温柔，使杨骚一见倾心。他的心为之而颤动，他沉浸于初恋的激动和幸福中了。可是，当他们抵达上海后，他发现A妹早有恋人，脑袋便轰然欲炸。他愤怒，哀怨，想自杀。后来，杨骚曾在以这段生活为素材的诗剧《迷雏》里，描摹过自己当时极度颓丧的心情。返回东京后，他对学业兴趣愈为淡薄，更加耽溺于课外的文艺作品中。这时候，他学会了并开始无节制地喝酒，酿成他绵延几十年的胃病之源。
 正当他初恋失败、痛不欲生之际，朋友们向他介绍了白薇。白薇原名黄彰，字素如，湖南资兴人。她是一个刚强而多才多艺的女子，因反抗包办婚姻逃离封建家庭，这时也在东京留学。虽然年龄比杨骚大六、七岁，却爱好诗文，共同语言颇多。白薇由于经历坎坷，很需要得到男性的抚慰。这样，没过多久，两颗寂寞的心便融合在一起了。
 他们频繁地通信，热烈地交谈，生活充溢着欢乐和希望，一切是多么地美好!但杨骚并没有向白薇敞开自己的心，他还怀恋着过去的恋人A妹，并且继续同她保持着往来。杨骚这种爱情不专一的态度，不仅给白薇带来彻骨刺心的痛苦，也使自己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完成于1924年10月的诗剧《心曲》，就是他这一时期傍徨苦闷心理的集中暴露。
 剧中写一个旅人在“黑深深幽亮亮的森林”里迷了路，“俯仰徘徊，不知所之”。当他在草丛中进入幻境时， “清丽袅娜”的森姬翩然而至，把旅人弄醒，要给他披上自己用“白云织就的外衣”，为的是怕他“受着风寒”。她为旅人而歌唱，昵称旅人为“可爱的流星”，使旅人大受感动，由冷淡而热情，最后抱着森姬热吻不已。但在旅人的内心，另一个“大眼睛明象黑玛”的美女却始终占据着主要位置。美女“远远和她爱人歌且舞”，又“依依”望着旅人“笑而哭”，使旅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好象飞落的败絮，飘摇摇，零丁丁”，“低低诉愁莫时休”，只好“跳下泪泉中沐浴浮泳”。后来，森姬在黎明前离去，但不知何处来了个细妹子，她的歌声是那么“熟识”，那眼眸子就象“黑玛似的”。啊，她就是铭刻在旅人心中的美少女!于是旅人就迎着“黎明的五彩”向森林外奔去，大路发现了。
 透过作者布施的虚幻的象征主义的迷雾，可以看到， 《心曲》实际上是杨骚爱情生活的自我写照。旅人就是杨骚自己，森姬就是白薇，这从他们的情书中互称“月下的森姬”和“亲亲的弟弟流星”，也可以得到佐证。至于那眼睛象黑玛似的美少女，则是A妹。杨骚对她始终不能忘怀， 《心曲》的结尾，旅人不顾一切去追细妹子的处理，就反映了杨骚对A妹的刻骨镂心的眷恋。
 两年后，白薇读到《心曲》，便一眼看穿杨骚的心思，她伤心地说： “森姬这个奇怪的女子，自然有她特殊的哀感。……她的牢骚你真能懂得? ? ?懂得，你只有流泪哩。你还忍心伤她吗? ? ?” “《心曲》你那娇儿，听你如何作得美，总伤我的心!” (《昨夜·白薇之部》)

梦幻般的南洋生活

 1925年2月，杨骚离开东京回国，先后在杭州和漳州住了一段，当年夏季应在新加坡道南小学校当校长的同乡周某之邀，又去了南洋。
 在驶往南洋的海轮上，杨骚凭舷远眺，心里也象眼前的海涛翻滚不已，和白薇相恋时曾对她倾诉过的豪语又回响在他的耳边——
 　　我将为你更努力，我将成为世界的音乐家画家兼文学家!我自信，我想这样做就要做到的。我要到法国，意大利，欧洲各国去留学，起先成个提琴家，再做画家，然后，以诗歌戏曲，成为世界的文学家。
 　　(我要去)发几百万的财来，不但我自己要去欧洲各国留学，就是我喜欢的几个朋友，也都叫他们到欧洲留学，我帮助他们学费。学成归国后，我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艺术的魔宫，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两次我所接近的文学家，一年半载召集一次全国的艺术家，在里面讨论研究。里面辟一个全国艺术品的展览场，给爱好艺术的人去游览。
 　　　　　　　　　　　　　　　　　　　　　　(白薇《悲剧生涯》)
 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绚丽的前程!现在就要为此去奋斗了!想到这里，杨骚不禁热血奔涌，有点急不可待了。
 可是，踏上新加坡的大地，扑面而来的是失业和饥饿。在殖民主义者和垄断资本家统治下的新加坡，同国内一样，也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到处行路易，马道宽，而吃饭难，猪牢窄!”(杨骚《十日糊记》)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学生，要想在此发迹，真是谈何容易!
 没有办法，只好在小学校里混。开始，杨骚只做做校丁的工作，上下课摇摇铃，课中给孩子们讲讲故事，后来也兼任各种课程。白薇在《悲剧生涯》里记述了杨骚在新加坡的情况：“他没有欢喜，没有快乐，每天从小孩的课堂里走出来，就是冲凉，喝酒，睡觉。” “和朋友在酒肆喝酒，及早晚在海滨散步，是他最乐的消遣。” “现在是住在阴暗破旧的小房子里，伴着一张虫蛀又极脏的桌子和破旧的小床，夜夜天天做着奔走成线的臭虫的主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杨骚的皮肤给热带的太阳晒黑了，脸孔被四面的海风吹憔悴了，身上的白帆布衣服变得灰黑，赤脚穿的皮鞋也已破旧不堪。但他追求的理想呢?
 严峻的现实挫折了杨骚的雄心。他不无感伤地认识到：
 　　我这叶落黄不知终要飘落何地?但可以必的，以自己的情性，就在这个于别人是黄金的国土内得到一片树荫，也不过是一时的歇脚地罢了，想要吃树上的果子么，做梦!……名誉?美人?艺术?……一切都是些幻影，我们只好且旅行着挣扎着做着好梦，追着幻影过一生罢!
 　　　　　　　　　　　　　　　　　　　　　　　　(杨骚《十日糊记》)

“挣扎着做着好梦，追着幻影过一生”，这就是杨骚在南洋时期的生活历程。他写于这一时期的诗集《受难者的短曲》，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思想和生活。
 在南洋，他曾竭诚追求过光明。当“美梦的夜星沉没，幻想的初阳被云遮住”(《受难者的短曲》)，他曾“踏过碧绿的汪洋”，去寻觅那“朦胧的梦”。但是光明何在?前途渺茫!自己只觉得象一片落叶“零丁扑朔飘落在海外”，只看到自己“足迹印着的土地，那里我们的泪痕印着”。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呼唤： “哦! Piju，你今何在?”(《怀Piju》)
 他曾狂热地追求过爱情，但爱情并不给他以青睐。 “送给她情热的花环和闪耀的珠泪，天天下去了，暗淡、 枯萎。”(《诗的苏生》)《痴男歌》写一个男子被他痴等了四年之久的女子抛弃的故事，反映了杨骚在恋爱上的失败以及痛苦。写于1927年9月1日夜半的《四年前后》，更是一首哀怨的恋歌，咏叹了失恋于A妹后的惆怅与辛酸。
 接连不断的失败，使诗人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流浪，我浪流，我心悠悠;我不知所之，我不知所留。”(《流浪儿》)当音乐家的宏愿早已烟消云散， “朽腐的手指已弹不出完美的心”，夜深人静时抱着提琴哀吟，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头发与提琴》)。他经常出入于酒店，“拼命地狂饮”，什么希望、忧愁， “一切尽在此杯中”(《酒杯中的幻影》)，或者便“投在妓女身上”，作为“做梦的摇篮”(《投在妓女身上》)。这时候杨骚的颓废心情几乎臻于极点。
 杨骚生活在远离祖国的星洲，身受异族的压迫，面对社会的冷酷，满心希望化为泡影。他找不到光明之路，又不甘于沉沦，曾想过抱着提琴跳河自尽，也曾想自缢于桃树枝上，以此辞别“荒废”的“人间”，但“自然与人生如此美丽”，草率地了此一生未免可惜，更何况他还企盼着“自由唱歌”的欢乐呢(《自杀未遂犯》)。终于，他咀咒起自己的沉沦生活了：“哦，这样，我咀咒此生”，并鼓起勇气唱道： “云雀坠，将再飞起!我将高唱，限我生有力;虽终以无常的彩霞作寝台，我将飞，坠，坠，飞起!” (《站在船头看月》)
 飞向何处?诗人已不愿再在海外飘流，他怀恋起自己的家园和亲人，决心返回祖国。《归途》一诗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
 　　哦!弟弟，娘，我将回家去，/与乡姑里妇们亲近;/我将帮她们起火烟，在日黄昏，/我将同她们上田岸，在天黎明。
 　　哦!弟弟，娘，我将回家去，/收拾我以前弃了的小屋，/耕作我以前不要了的田园，/哦!我将做个顺从的乡少年!
 总之，诗集《受难者的短曲》是杨骚在南洋的梦幻生活的艺术投影。正如蒲风指出的，它“表示了追求光明的失败，因而流浪南洋，好象成为披发行吟的歌者，有一种李白式的浪漫的豪情，但，结果时代潮流又使他发现了错误，就了归途，在后来多少有了转变。” (《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
 在艺术上， 《受难者的短曲》受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影响颇重。诗人用了大量的隐喻手法，精心描绘梦幻的主观世界，刻意追求虚无飘渺的意境，这与他所抒写的哀伤忧郁的情感和孤寂凄苦的形象颇相吻合。诗人长于自由体诗，而又吸取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民歌民谣的某些优点，因而形式精巧活泼，语言轻盈华美，音韵和谐动听，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1927年10月，杨骚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好不容易拼凑了一点钱，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伏见丸”。
 临上船前，一位朝鲜朋友交给杨骚一封介绍信。他是朝鲜的老革命家，曾多次从日本人的手里越狱逃生。这次杨骚回国，他想把杨骚介绍给在上海海关办事的朋友，以帮助杨骚振奋起来走向革命。而杨骚这时的思想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阶段，对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什么认识。在他看来， “赤化目今好象很不利市似的。赤党不是被砍头，便是被油烧呀!……危险， 危!” 因此他不准备去找那位朋友(《十日糊记》)。这说明，杨骚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虽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和革命相距甚远，他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逐步向革命靠拢， 向人民靠拢。
 在“伏见丸”上，杨骚强烈地思念着白薇。两年多的南洋生活，他经受了苦痛的折磨，开始认识到白薇的真诚。在多少个无寐的夜晚，他想起白薇就深感内疚。 “真的我曾热狂地做过桃花梦;但桃花已随流水流逝，我看的就是一片绿，看的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她了”(《十日糊记》)。谁知道白薇现在情况如何?她会不会原谅自己呢?

前进中的曲曲折折

 1927年10月19日， “伏见丸”抵达上海。杨骚先在老靶子路福生路怀仁里找了个小房间住下，几天后，便到北四川路崇福里第十三弄去找白薇。
 当杨骚见到白薇时，他的心不禁颤抖了。他看到，在白薇小小的房间里，除了一张行军床，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以外，全都是自己的东西：墙上挂的是自己绘的画，桌上放的是自己的镜子和像片。啊!白薇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即使自己给她以感情上的重创，她还是那么痴情地爱着他，等着他。杨骚深深地觉得对不起白薇。在《跪在她面前》一诗中，杨骚表达了自己当时忏悔的心情：
 　　我跪在她面前受洗礼，/从她震颤肃厉的声中，/我承住赎罪的泪水滴滴。
 生活的挫折，消蚀了杨骚往昔的自负和盛气，他低声地向白薇倾诉着自己的经历和悔恨，恳求白薇的大度宽恕。昔日的爱毕竟太深了，尽管白薇愤慨于杨骚的用情不专，曾想割断情丝分道扬镳，但终于还是原谅了他。
 不久，他们就搬进安吉里的一座楼房，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一段的生活，他们都很高兴。两人共同买菜、烧饭，生活虽不富裕，每天只吃两毛钱的小菜，却都觉得非常舒服。杨骚很喜欢唱歌，进来出去都唱，烧饭时也唱，愉快的歌声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杨骚还时常拉白薇出去散步，到茶馆喝茶。白天夜晚，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读书、写作，饭后茶余，就聚在一起切磋、砥砺。幸福的生活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后来在《北新》、《语丝》、《奔流》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的大量作品，不少都是在这段时间构思或写成的。
 从1927年12月至1928年2月，杨骚连续写出《yellow!》、《来客》、《记忆之都》、《新街》、《他的天使》等五个独幕话剧。这短短的三个月，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可说是个丰产期，特别是前三个作品思想充实、格调明快，显示了他在创作上的明显转变。
 《yellow!》是杨骚回国后所写的第一个剧本。作品取材于他在南洋的见闻，描写了白种人警长大狗为霸占黑姑娘，肆无忌惮地枪毙了黄种人工头的故事。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对于女人的争夺，而是把它放在现实环境中，揭示出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严重问题，从而使这一场尖锐的冲突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记忆之都》的内容，是写一个人因厌恶“地上肮脏”，不愿在人间“受难”，向往于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神秘园林”，而被天上的姐星带上天界。但“天上也非干净土”，妹星只因为偷了三个仙桃，被玉帝处罚，要在那株桃树下哭上三年，用泪水灌溉桃树以为赎罪。这一事实撼醒了那人的“美的天国梦”，他愤慨地说： “这比人间还要残酷些!” “这种天国于我何用!”于是，在地界炮声的震响下，他决定离开天堂，返回人间。该剧的主题是一目了然的。它启示人们不必躲避惨淡的现实，也不必寻求梦幻的天堂，只有回到现实的大地，才有真正的出路。作品脱稿于杨骚的南洋之梦破灭后不久，无疑地折射出他的新的认识。
 如果说《记忆之都》是以神话故事反映杨骚决心告别如梦的过去，那末，《来客》则是用现实的题材披露了作者对新生活的追求。剧本写一个曾经沉缅于三角恋爱的青年文，在革命的教育下，认识到“沉醉的时代已经过了”，应当从“象牙塔中的梦”清醒过来，走向现实斗争。在赴俄国留学前夕，他专程赶到山区，向过去的恋人春和朋友泉辞别。他鼓励春、泉等人跳出世外桃源，到“秽恶”的人间去“布好种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美的世界”。由于文的影响，写过《春的沉醉》的泉开始厌倦昔日的生活，而想出去旅行，呼吸新鲜空气，而春则从厌恶“荼毒万恶的人间”，进一步想“到更着实的……更新的土地上去”。当然，限于作者的认识，剧中人物对于新生活的理解还是比较空泛的。
 总起来看，这几个剧作透露出杨骚创作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不再仅仅咀嚼个人的寂寞、郁闷和感伤，而力图面向社会，反映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和新的感情。尽管其中不无幼稚肤浅之处，某些处理也有明显的缺陷，但毕竟是作者迈出的新的有力的一步，而这一步的迈出是经过了痛苦的摸索的。
 杨骚返国之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反动政府大肆屠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革命暂处于低潮。严酷的社会现实，击碎了杨骚个人主义的幻梦，也唤醒了他当年的爱国心。他开始关心正在逐步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且在此影响下，决意抛弃旧的思想，携笔走向革命斗争的前列。
 在给白薇的信中，杨骚写道： “我近来很想写作一点东西，但我晓得写作出来的一定还是那么一套：自己表现，身边琐事。因此，总踟蹰不敢下笔。素，你是比我前进多了，你努力在追赶，眼睛早就注意在时代的前面，总想要抓住时代的核心。”(《昨夜·杨骚之部》)
 由此可见，杨骚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进步，亦得益于白薇的影响和帮助。这几个剧本完成于与白薇同住的时期，决不是偶然的。
 1928年初，在杨骚生活中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结识了鲁迅先生。打那以后，他就经常去拜访鲁迅，向鲁迅讨教生活和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在繁忙的写作之余，总是热心接待杨骚，有时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来给他复信，跟他交谈，陪他去看画展，把他介绍给其他作家。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从1928年1月至1929年12月，杨骚与鲁迅的交往达六十九次之多，这在同时期跟鲁迅往来的青年中，次数是较多的，可见杨骚与鲁迅关系之密切。
 杨骚不仅在思想上得到鲁迅的指点，而且生活上也多次得到鲁迅的资助。在《鲁迅日记》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1928年8月15日 寄杨维铨信并泉五十。
 　　1928年10月17日 下午维铨来，假以泉百。
 　　1928年10月26日 下午杨维铨来，假以泉百。

鲁迅自己也倚文为生，经济并不宽裕，但为了帮助青年作家度过生活难关，不惜苛刻自己慷慨解囊。此情此谊，使杨骚大受感动，深铭于心，多少年来一直鼓舞着他前进。
 在创作上，杨骚也得到鲁迅的大力扶植，1928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创办了《奔流》月刊，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杨骚的诗六篇《赠……》。尔后的十四期刊物上，杨骚一人就发表了诗歌《错乱》、《夜的上海》、《飘落》、 《过江》、《最后的心》，剧本《空舞台》、《蚊市》，小说《蠢》，译文《熊》等九篇作品，差不多每期都可以看到杨骚的名字。当时白薇也在《奔流》上撰文。鲁迅对他俩的作品，总是编排在一起，这期杨骚在前白薇在后，下期就白薇在前杨骚在后。这样连续地集中地发表他们的作品，使得这对年轻的夫妇作家名声大噪，一跃登上现代中国文坛。鲁迅为他们提供园地，在思想上、方向上给予切实的指导，却从不随便改动他们的作品。鲁迅认为：每个作者都“别有风格”， “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悲剧生涯》)。在杨骚前进的脚印里，凝聚着鲁迅洒下的点点心血。
 杨骚不负厚望，在这段时期创作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作品。
 发表在《春潮》月刊的《饿鬼之��》，是一篇构思奇特的小说。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通过饿鬼们的种种议论，揭露了在反动政府的压榨下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人人相食、饿殍遍野的凄惨现实，从而发出必须“重新创造一个新天地”的呼声。饿鬼们虽然骨瘦如柴、肤干如滓，但决心努力拯救将要被饿死的父老兄弟，他们众口一词： “我们团结罢。你的枯骨和我的枯骨，我的干肉和你的干肉，大家的血和大家的血，揉成一团，结成一块，紧紧地团结，那么，我们的力量要比任何大炮的子弹都大的罢!”作品暗示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摧毁这个人吃人的魍魉世界。
 独幕剧《蛟市》着重抨击了知识分子群中的丑恶现象。剧名系由鲁迅代拟， “比剧中人物为蚊子之意也”(《昨夜·杨骚之部》)，这一命题，具有画龙点睛之妙。剧中书铺老板章盛昌和某大学白教授对青年寡妇珊君的一万元存款都心怀叵测、百般算计，而对穷苦的小说家汤化时的榨取更是毫不留情，他们雇他写作，给价却低廉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的这种作为，真与吸血蚊子何其相似。作者鞭辟入里地揭露了金钱社会的世态炎凉，愤怒地挞伐了章、白等人的冷酷的心肠，讽刺意味颇为浓厚。《蚊市》的人物塑造，比之前一时期的《yellow!》等剧，已有长足的进步，作者努力洗刷形象身上的概念意味，而赋予其鲜明的个性，揭示其内心的感情，因而显得比较丰满、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骚在这个时期还写了不少诗歌，其中能够反映他思想进步的，主要有《黎明之前》和《把梦拂开》两首。前者以“太阳的舌头刚伸出，何方来的盗云窃雾，把天地的窗门关住，偷劫了光辉的明眸”的诗句，比喻大革命失败后的现实社会，含蓄地谴责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热烈期待着“天地”的“新生”。后者写得尤为出色，不仅表达了作者“把梦拂开”，彻底改造自己的坚定决心，而且展示了大革命时代雄壮的斗争场面：
 　　莫睬，一切莫睬，/坐我们的飞艇追以太，/投我们的爆弹毁古寨!/扑上来，扑上来，/时与空与我们将换个新的世界，/时与空与我们将换个美的世界!

这首诗清新流畅，豪迈动人，一扫感伤的气息，毫无印象主义的阴影，而且颇有点时代进行曲的味道，可与同时代的革命诗人殷夫之作相媲美。
 可惜的是，这样的诗歌在杨骚本时期创作中，只是凤毛麟角，其它大部分诗作，还主要是伤感的哀歌。它们或者咏叹“何时归来，我的心爱”，或者吟唱“黄昏雨”、“残夜曲”、“迷儿歌”，或者捕捉“赤裸裸的疯妇眼前过”， “两个头颅三眼睛”等怪诞的形象，流露出他内心未能解脱的“错乱”。这些诗歌基本上都收在他的诗集《春的感伤》里。
 革命的前进的战歌和哀怨的伤感的悲歌同时发自于杨骚的歌喉，并不奇怪。这是因为杨骚虽有告别过去、献身革命的愿望和决心，但要象凤凰涅槃那样获得新生，毕竟不太容易。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世界观尚未得到彻底改造、在其尚未与工农群众真正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
 对于杨骚，其所以如此，还有一层原因，即他总是陷于三角恋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杨骚与白薇愉快地同住一楼的日子，只有几个月。不久，杨骚故态复萌，又与亦在上海的A妹发生联系。于是，家中矛盾便连连发生。开始，两人常以小事相争执，后来索性冷脸相向。同住的生活已不能维持，两人就分开了。
 但感情是个奇怪的东西。在以后的几年中，两人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曾几次搬在一起。1929年初，两人还决定正式结婚，并且“约了一些朋友在一个饭店举行婚礼”，后因杨骚不到席而未成功。事后才知道，原来杨骚已经恋上了另一个女人Miss黄。不久，杨骚便以探家为理由，携着Miss黄回故乡漳州去了。
 杨骚纠缠于三角恋爱的苦闷，不时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有时他向白薇献诗： “你的情大，你的气高，你的心儿洁净”(《最后的心》);有时他又为别人歌唱： “你的迷人的皓齿娇声，可使曲高的云雀投降”(《迷惘》)。他不想放弃任何一方： “我爱受难的小鸟，又爱忧愁的紫堇”，企图“同时可吮你的唇吻她的眼睛”，可是“一蕊花怎两个心”，于是乎只得“泪涔涔，我哭到天明”(《迷惘》)。
 1933年8月，他们在南强书局出版了情书集《昨夜》。两人友好地握手言别，并向昨夜的“恶梦”言别(《昨夜·杨骚序》)。从此，两人各奔东西，虽然依旧保持一定的联系，也象朋友那样互相关心，但再也没有走到一起。

左联时期的战斗风姿

 从南洋回国后，杨骚一面从事创作，一面翻译了大量日本和苏联的文学作品，计有小山内熏等人的戏剧集《洗衣老板与诗人》、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痴人之爱》、守田有秋的《世界革命妇女列传》、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歌女》和柯仑泰夫人的中篇小说《赤恋》等等。
 偌多的译品产生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成绩相当可观。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贫寒的生活所迫。杨骚抵沪后，一直没有工作，全凭写作维持生计。在国民党反动派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的迫害下，杨骚的生活毫无保障，时有断炊之忧，而严重的胃病还不断在袭扰着他。杨骚在给白薇的信中，曾以“活的打字机”自喻，形象地道出了他拚命译作以谋生的苦辛。
 不过，作为一个正直的、努力前进的作家，杨骚从事翻译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从不迎合某些书商的需要去翻译乌七八糟或无病呻吟的东西，而把目光投向反映异国的社会矛盾或革命斗争的作品。杨骚在《世界革命妇女列传》一书《译者的几句话》中明确指出： “当此革命神受难，小百姓遭殃，而有产阶级横行，丘八老爷跋扈的时候”，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要“给与读者一点什么刺激或暗示”。可见译者的良苦用心。
 1930年，杨骚在南强书局先后出版了译著《十月》和《铁流》。前者是一部描写十月革命时期莫斯科起义的中篇，后者描写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在和外国侵略者斗争中成长的故事。在当时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上海，杨骚竟然翻译了这样两部革命性极强的苏联作品，显然是杨骚从早年的迷惘、傍徨毅然走向革命的一个坚实步伐，充分流露出他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热爱与向往，也显示了他积极投身革命的热忱。把这两部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杨骚是第一人。虽然后来出现了更完美的译本，但先行之功不可没，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学翻译家，杨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1930年前后，杨骚的思想已有了质的飞跃。由于革命潮流的推动，他已经从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行吟者，迈进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行列。他认识到过去某些作品的不足，在与朋友交往中不是有意回避，便多摇头苦笑。在《我与文学》中更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 “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更加无意义，尽是些呀呀哟哟，恋爱故事和痰迷或发小牢骚之类，无足道者。”他决心走出书斋，融汇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用文学的武器向黑暗势力开火，为光明的中国辟道。于是，当1930年2月，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杨骚便成为积极的参加者之一。
 在左联，杨骚是诗歌组和小说组的成员，并参加过作讲演、发传单、贴标语、游行示威等各项活动。他曾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上海的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和中国著作者协会，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还作为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参加上海各界慰劳团，到闸北一带前线慰劳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
 左联成立时，杨骚已届而立之年，在当时的文艺青年中，岁数是较大的。很多青年读过他在《语丝》、《奔流》上发表的诗歌戏剧，对他十分尊重。而杨骚却谦虚为怀，诚恳待人，热忱帮助和引导后学青年。他多次主动地为素不相识的青年介绍诗稿、修改文章，关心他们的成长。当有的青年生活发生恐慌时，他也象当年鲁迅对自己那样，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在很多左联战友的记忆里，杨骚是青年们的良师益友，其为人“相当突出地表现出作为一个诗人的特点：热情、坦率、富于正义感，而且极其平易近人”(任钧《忆诗人杨骚》)。
 “九·一八”以后， 中华民族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当时诗坛上，新月派、现代派和象征派的诗人们却背对现实，无病呻吟，大唱唯美主义的靡靡之音。为了反对诗歌领域中的反现实主义逆流，使革命的诗歌工作者与时代取同一步调，1932年9月，经左联批准，杨骚与穆木天、任钧、蒲风等人倡议、发起了中国诗歌会。
 作为发起人之一，杨骚为中国诗歌会做了许多工作。成立前，他奔走联络积极筹划，成立后，又踊跃参加各项活动。每逢召开有关诗歌理论问题的讨论会，他总是畅所欲言。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时，他不辞辛劳为之组稿、看稿和编辑， 自己也提供了高质量的作品。
 在《新诗歌》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小歌金陵》。这首民谣体的短诗，写得概括、精练、生动，极富感染力。可以看出，随着思想的提高，杨骚的诗风也有显著的变化。在《新诗歌》同人提倡向口语学习、向民歌学习的时候，这首诗可说是个杰作，完全符合鲁迅提出的“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的要求，所以得到穆木天、任钧、蒲风、柳倩等诗友的一致好评。
 还有一首《我读了我的诗集》，也值得一提。 该诗一名《去罢，〈春的感伤〉》，是诗人在新时期对自己旧作《春的感伤》的读后感。在旧作面前，诗人觉得有一种“隔世之感”，这些“脆弱的肝肠”、 “桃色的悲叹”、 “空架的热狂”、“苦闷的喜悦”，与现今的时代是多么格格不入!因此，作者唱道：
 　　啊，什么春的感伤或感伤的春，/去罢，愿你渐渐死灭， 无人欢赏。

这是诗人与灰色的过去彻底决裂的呼声，标志着诗人的思想已进入崭新的境界。自此以后，他的笔下再没有出现阴郁低沉的诗文，他脚踏现实的大地，写出大量与革命同脉搏、与人民共呼吸的优秀作品，真正成为一名时代的歌手。不妨说， 《我读了我的诗集》一诗，是杨骚生活与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也许是杨骚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之故，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并不多。但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每一篇都各有独到之处，其中成就最高的要推《乡曲》和《福建三唱》。
 《乡曲》是一首描写农民暴动的长篇叙事诗。作品以农村少有的大旱灾为背景，揭露了地主老财勾结兵匪残酷压榨贫苦农民的事实，从而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农民揭竿而起，拿着锄头、扁担和布袋，冲进地主洋房开仓抢粮的斗争图景。暴动在敌人的镇压下归于失败，但乡亲们却变得坚强起来，他们不“再流泪暗哭”，决心“打碎这乌黑的天地”。
 用诗的形式正面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在杨骚还是第一次。在作者笔下，主要人物的刻画是成功的。农民领袖老三由沉默至暴怒，性格发展颇有层次，他勇敢而机智，地主陈爷的诡计逃不过他的炯眼，保安团的钢枪摧不毁他的意志，最后壮烈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一英雄形象的刻画，诗人热情歌赞了农民的反抗精神，形象地为人们指出了团结起来、前赴后继，向黑暗社会不懈斗争的真正出路。诗人在描写宏大的斗争场面的同时，注意气氛烘托，并穿插了一些细节，使故事的表现更加有声有色。
 由于作者长期居于书斋，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斗争还不够熟悉，某些描写也未能免于概念化的弊病;此外，语言的锤炼也略嫌不够。不过，总的看来，这首长诗气势雄壮，情节动人，充满了磅礴的战斗精神，在当时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发表以后蜚声诗坛，影响很大。
 与《乡曲》比较， 《福建三唱》以感情的深挚而激越取胜。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它没有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唱出了他对故乡的热爱：
 　　朋友，你问吗，我的故乡?/唔，我的故乡，/不是热河，黑龙江，/是厦门，泉漳。/那儿没有人参，哈士蟆，/那儿有荔枝，龙眼，岩茶，水仙……/哦，我爱我的故乡!

但美丽而富饶的故乡，如今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田地荒芜，人民遭殃，异国的旗帜到处飘扬。为了夺回故乡，诗人号召泉漳子弟“点燃武夷山上的森林罢，烧毁汉奸的狼心狗肺”， “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涛罢，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这首诗以爱国主义激情为基调，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是杨骚实践中国诗歌会关于诗歌反映现实斗争、激励人民奋起抗日的主张的一篇力作。
 在艺术上，《福建三唱》汲取民歌民谣的长处，采用复唱迭咏的手法，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诗人炽烈深沉的爱国情怀。语言清丽，节奏明快，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在杨骚一生的诗作中，这首诗占有重要的位置。
 杨骚在左联时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诗歌以外，他还写了一些杂文，如《谢谢小瘪三》《啤酒颂》和《从搬家谈起》，言近旨远，从自己清贫困苦的生活着笔，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散文《跑狗场》揭露中外反动派狼狈为奸，诈骗人民血汗、毒害人民心灵的罪行。另外，他还写过一篇以日本兵士为主角，鞭挞日本侵略政策的小说《三个工兵》。戏剧方面，他写了独幕剧《冬夜街景》、 《本地货》和《在甲板上》，都反映了腐败的社会现实或城乡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其中以《本地货》最为成功。
 作为一个革命的作家，杨骚极其重视和关心文艺批评工作。在《批评家的手》一文里，他这样阐述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 “作家象煎茶的人，批评家象品茶的人。品茶的人当然要认识所有的茶叶，知道许多关于茶的知识才行，同时也得有健全的味觉，高尚的趣味。……有前途的批评家，不但要象一个好的品茶人，有时也必需虚心地从作家那里学习许多自己不懂得的东西，而且对作家的态度始终要象对友好兄弟那么亲切，没有偏见私嫌，挣脱宗派主义的铁箝，又能够不离开正确的原则底立场来批评他，援助他，促进他的进步。”基于这样的认识，杨骚在从事创作和翻译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文艺理论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当时散见于各个文艺杂志，后来大部分收在上海引擎出版社出版的《急就篇》一书。由于杨骚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复杂的文艺运动和文艺现象，又融合了自己创作道路上的某些经验教训，因此，他笔下的理论文字，无论是为文艺青年所写的辅导文章如《关于剧作法的问答》、《从诗的特殊性谈起》，或是随笔感想式的《漫谈文艺批评》、《从公式主义说到影评》，还是象《感情的泛滥》、《历史的呼声》等文艺评论，大都写得尖锐、公允、深中肯綮，而较少片面性，对当时的文学创作颇有指导意义。
 1936年，当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后，杨骚积极响应，并先后写出《看了两个特辑以后》《文学的国防动员》等文章，大声疾呼，要求“一切非汉奸的作家” “捐除私见私嫌，灭坏个人主义……手搀着手，为民族解放，为抗日救国”团结起来， “多多产生一些国防的文学作品来。” (《文学的国防动员》)这些意见对当时出现的某些个人攻击的文章，是一个严肃的批评，而对抗日救国的革命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左联解散以后，王任叔、茅盾、郁达夫等发起成立文艺界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杨骚四处奔走联络，为协会的发起做了不少工作，领衔签名的王任叔，就是杨骚约请他参加的。杨骚仍象以往那样，勤勤恳恳地笔耕，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中，他是一名不断进取的战士!

紧跟时代的步伐

 1937年7月初，杨骚应郁达夫之邀，赴福州任职于福建省政府公报室。
 不久， “七七”事变爆发，杨骚即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与郁达夫、许钦文、楼适夷、董秋芳等人在福州组织“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在《小民报》先后创刊了《文救周刊》和《救亡文学》日刊，大力鼓吹反帝抗日。杨骚在其上积极撰文，发表了《今年我们纪念“九·一八”大可吐气扬眉》《莫忘国庆中的国难》《鲁迅，斗争!》《发动文艺界的游击战》等政论、杂感。在《发动文艺界的游击战》中，他慷慨陈词： “在目前，文艺家除开应有一副热血爱国的心肠，参加救亡工作之外，他唯一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笔。应该适应时代的要求，利用我们的武器，来增强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全面抗战力量。”在他的带动下，不少作家都纷纷挥毫上阵，一时在福州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对此，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拚命镇压。很快地，文救协会的组织者都上了反动政府的黑名单，杨骚还被省政府公安局传去，受到反动局长的持枪恫吓，董秋芳后来因此鎯铛入狱。在这样的形势下，协会已无法开展工作，楼适夷首先被迫出走，不久杨骚也离开福州，先去永安，后至汉口，接着辗转经长沙、桂林、贵阳，于1939年2月下旬抵达重庆。
 重庆当时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原在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迁来重庆。杨骚一到，便参加了文协的工作。3月1日，他即出席文协研究部第六次诗歌座谈会，就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情况发表了意见。在此前后，他还参加了分别由欧阳山和宋之的主持的小说座谈会和戏剧座谈会。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不忘诗人的责任，先后在《抗战文艺》、《中苏文化》等杂志发表了《二月四日》、《国际时调》、《这是一首活的讽刺诗》和《莫说笔杆不如枪杆》四诗，发出了他的战斗呐喊。
 《二月四日》一诗，副题为《敌机轰炸贵阳略记》。诗中揭露的日寇罪行和人民遭遇，由于诗人亲眼所见，显得格外真切，诗的情调是高昂的，引人奋起的。《国际时调》等三首，也都把矛头直指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诗人以豪壮的气魄，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冲洗吧，把我们的耻辱冲洗无留，/用我们长江大河般铁和血的奔流!/扑杀吧，把丑恶的野兽扑杀无留，/用我们泰山南岳般的臂膀和拳头!
 　　　　　　　　　　　　　　　　　　　　　　(《这是一首活的讽刺诗》)

诗句感情激奋，遒劲有力，似战鼓，如匕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了强烈的战斗作用。
 6月，杨骚参加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中条山、太行山一带战区慰劳抗日将士，体验战斗生活。在这半年里，生活非常紧张，几乎每天都在跋山涉水，绝少休憩的时间。但杨骚兴致勃勃，事事走在前头，还学会了骑马。前线将士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极大地鼓舞着杨骚，使他诗思如涌，写下近百首小诗，集为诗集《半年》。其间大多记录了诗人千里行军的所见所感，那平朴无华的文笔，深挚真切的感情，形象地展示了抗日怒火遍燃神州的历史风貌。
 此外，杨骚还在《抗战文艺》、《文学月报》(重庆)上发表了独幕剧《钉子》、随笔《关于文艺批评落后的二三见解》、 《诗营随笔》、《想一句，写一句》等作品。
 从前线回重庆后，杨骚住在文协的所在地南温泉。在这重庆著名的风景区，当时正住着一大批作家，其中也有白薇。通过多年的生活磨炼，杨骚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白薇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负疚。有一次，白薇突发高烧昏迷不醒，杨骚闻讯，当即赶去把她抬到自己书斋，亲自护理。他几十次地向白薇忏悔自己的过错， 申述着自己“晚熟的理解”，诚恳地“要求爱情复活”，让他有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见白薇1941年7月15日致杨骚函)。但过去的事情委实太使白薇伤心， 她拒绝了。从此，杨骚与白薇的恋爱关系彻底结束。可是杨骚没有责怪白薇，也没有自怨自艾，他一直深情地挂念着白薇的身体，总是力图为白薇做些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每月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里拿出五十元寄给白薇，以弥补自己“有负于人”的过失。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为了斗争的需要，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安排下，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陆续疏散到东南亚去加强抗战宣传工作。杨骚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改变去延安的计划，来到新加坡工作。他遵照周恩来同志“到星洲后首先应帮助陈嘉庚”的指示，通过关系获得爱国华侨陈嘉庚的聘请，就任闽侨总会机关刊物《民潮》的主编。
 杨骚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抗日工作。在《民潮》的半年里，朋友们看到他“在任何工作中都不显露出自己的锋芒，但凡我们认为应做的事，他却默默地不多说什么，总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的” (巴人《记杨骚》)。他经手披载了不少鼓吹团结抗日、反对重庆反动政权和揭露福建太上皇陈仪的各种文章。编辑之余， 自己也在《南洋商报》、 《民潮》等报刊发表《加强团结，反对分裂》、 《散谈诗》、 《哀念地山先生》等作品。其间为养女杨雪珍写了首《赠红豆》的小诗，诗中写道：“等你长大了，/人间定象天国，/家庭已非牢笼。/好好地学习、奋斗、生长吧!/将来坐飞机到月宫里唱歌!”深情地展望了斗争胜利后祖国的灿烂景象，寄托着他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而这，也正是他忘我工作、不懈奋斗的动力所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骚参加了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总会下属的文化工作团，并与巴人、郁达夫组织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后来，撤退到苏门答腊廖州的萨拉班让小岛隐居，不久又西上峇耶公埠，同张楚琨等人到巨港开肥皂厂掩蔽度日。其间，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不会说闽语的巴人夫妇，使他们避开了日军的魔手。1944年，杨骚和当地侨女陈仁娘结婚，重建了家庭， 以后生有三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骚在印尼雅加达《生活报》工作，为介绍社会主义祖国、团结海外华侨做了不少贡献。1952年9月，杨骚率领全家离开印尼，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翌年，他被推选为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参与华南文联的领导工作。
 回国后， 目睹各条战线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杨骚异常振奋。他踌躇满志，想在文艺界重整旗鼓，真正写出一些他所要写的东西来。他深入福建侨乡体验生活，足迹遍及泉州、石狮、集美、厦门、漳州，又转赴广东各地调查采访，1932年他在《北斗》杂志上提出的“到工厂，农村去，参加新兴阶级的现实斗争”(《关于文艺创作不振的感想》)的主张，这时开始真正实现了。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思考着，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脑海中酝酿着，他想写小说，写电影剧本，又想翻译日本文学作品，还想为华侨青年编中国现代文学读物……他多么想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多贡献些力量呵!
 可是，还未等杨骚在新中国文坛上大展宏图，疾病便连连向他袭来，终于，1957年1月15日，中风症(脑血管栓塞)夺走了杨骚的生命。终年五十七岁。
 由于杨骚过早逝去，他在建国后的诸多美好的构思未及开出绚丽的艺术之花，只为人们留下了几首小诗和两篇儿童文学作品《苹果姑娘》和《弟弟的百宝箱》。这两篇儿童文学作品，还是杨骚缠绵于病榻之际， 以顽强的毅力与别人合作写成的。这是他献给祖国和祖国的花朵——少年儿童们的最后一份礼物。
 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杨骚的名字在许多中青年读者中已经变得非常陌生，但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有成绩的诗人、作家，没有忘记这位“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 (见杨骚公祭大会祭文)。多年来，故友巴人、许钦文、洪遒、任钧、雷溅波等同志曾先后撰文悼念，还有更多的熟人朋友也在深深地怀念着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同志把杨骚和诗人柯仲平、殷夫、艾青、蒲风并列，肯定了他在左联时期的诗作“有新的创造”。杨骚的代表作《乡曲》和《福建三唱》已被收入多种选本，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近年来，对于杨骚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在福建等地开展起来。
 杨骚——这个普通而又闪光的名字，将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悉、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