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文采风流音容宛在-——叶师公超侧记》

我考上北大是民国二十三年秋天，也是北大顺着它传统走那有名的“前门窄，后门宽”的时期。那一年，全国投考北大的学生是九千多，录取的仅三百余人，从前门进来的路子，不能不说是不窄，而且全凭自己走，无路可请托。我侥幸被录取了。此后四年，不必发愁，北大从不勒令退学，后门宽得很，不必走后门，可以坐等毕业。然而当时华北大环境，便一言难尽了。据一位有地位的长者剖析，平津一带——尤其是北平，是边城，是危城。军事的防御，根据某种协定，几乎是全部撤离，城市治安，依靠的，是近于徒手的警察。而国防呢，拿几间有国际声誉的大学，放在前线上，文化当国防，对内维系人心，对外起着警卫国土，有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那点儿命意，是否属实，见仁见智，不必有结论。但存此一说，以见北方民众与各校师生，感时花溅泪，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一致抗日了后的心境。
第一年我在北大选修的，是一些普通必修科如钱穆老师的中国通史、胡适老师的中国哲学史等，主要点却放在旁听上头：有名教授隔夜占位的马神庙大教室、无名教授小猫三只四只、有时还得“独守空房”的小教室，文科理科，法学政治，差不多都听过，有时跑到城外燕京、清华，当“客座偷听生”，结识了一生受用不穷的良师益友。不过清华、燕京两校较严格，没有像北大采取门户开放主义，可以爱听谁便听谁的课。有时助教们点起名来，便得作移位、别室竞赛，或靠该两校学生的熟朋友，作手势，打圆场。后来在费城和一樵师闲谈，提到当时到清华偷听他的航空工程的课，他笑笑，认为学习的过程，不必分别正式与非正式，若果传说可靠，中国文字的起源，也非在授受双方同意之列，乃私自模拟下来的。我正式选读叶师的课，是第二年外国语文系必修科“翻译”。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等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欠通处例子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对我们，常常拿些唐宋诗词、元曲之类，叫我们翻译，音律平仄，并不大苛求，但若无意会神通，中英对照看来，恰到好处表达出来，他便会说，这不是翻译，是从字典抄来凑数的字句，属于费力不讨好，要不得的。说实在话，对中国诗词，能够透彻了解原意的便不多，叶师对我们的要求，不单要了解原诗，还得把写诗、写曲的时代背景、作者心情，都要注意到。他解释马致远有名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寥寥二十八个字中，自“枯藤老树昏鸦”到“断肠人在天涯”，空间配合着时间，天造地设，心情和景物，融化在一起，他说着笑着，说笑着老天爷也无法淘净悲凉的秋思。诚然，《天净沙》被推为千古绝唱，事非偶然;苦的是大学二年级生的中翻英。关于柳宗元五绝《江雪》的最后一句：“独钓寒江雪”的解释，叶师说：“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叶师乃剑桥出身，除了承受牛津、剑桥的传统，对诗、对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着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是熏陶式、启示式的方法。诗是文学的一部门，文学乃人生的写照。人生各色各样，不走直线，总得从各方面探索其来龙去脉。记得有一次，叫我们翻译孟浩然的《春眠》，叶师也是从诗贵自然，能从平凡中衬托出万有的妙谛立论，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全诗每个字，每一设辞，无一不针对慵懒的《春眠》出发，起点是春眠，落脚点亦莫不是春眠。下了课，某一位同学尾随他到教员休息室，从民间传说，给叶师说一则与此诗有关的民间故事。话说从朝廷告老还乡的某大官，有一次过生日，无意间，得罪了一位瞎了眼的才子，瞎子便抄了一首贺诗给他，诗曰：

白日莫闲——
青春不再来，过。
窗前勤苦?
马上锦衣回，读!

这首摊破五言诗的意义很明显。白日莫闲，但已过了，后悔也没有用。窗前是否经过勤苦呢?锦衣还乡又能怎样?好好从头再读起罢。某大官心中有数，得理不让人，便把孟诗《春眠》，如法炮制一下，叫人捎给那瞎子：

春眠不觉——
处处闻啼鸟，晓。夜来风雨……花落知多少?声!

那不正是把瞎子的形影活现地嵌入自然的景色里?叶师听得很入神，十分欣赏。下一次上课，特别拿出来，讨论了又讨论。了解诗，便得全盘的理解。他说天下间无不是的文字，妙处在于配比、组合;心情、意境与自然的一种天衣无缝的组合。
叶师为人，不常是恃才傲物，有时也有风趣，接近幽默的一面。有一次，翻译的题目发下来，却是苦哉，叫翻的是李白的《怨情》：

美人卷珠帘，
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那时候，按照我们的年龄，说整首诗全不懂，未免矫情;说懂吗?体味诗中细腻的情节，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中文如此，翻成英文，连借助字典，都不太灵光。大家对着翻译题目，皱紧眉头，苦思推敲着……
“喂，George!”坐课堂背后，一位平常颇为洋派的同学，提高嗓子直呼叶师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原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样翻呀?”
全场起始是鸦雀无声，后来哄堂大笑起来。
“Wait a minute!”叶师用他那剑桥、牛津的口音，一面对全班同学，一面对那位同学，不是笑，不是不笑，又是半��着眼睛，回答着：“我也那儿知道她的心恨谁?”此处的“那儿”“知道”纯是京片子，卷起了舌头的。大家继续笑，笑声还没完，叶师又不慌不忙，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出：“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此时的笑声差点没把红楼扯去一角，却掩盖了下课的铃声。
出了教室，女同学频频说那位同学，明知故问，是三级的缺德。经过这样一搞，课业延长到下次才交卷，又不能说无所得了。
说实在话，上叶师的课，可以说趣味横生，每人随分可得其乐。然和叶师课外能有机会多一些接触，则更是其味无穷。叶师爱“聊天”，天南地北，无所不聊。聊聊之中，当时可以得到某种机先性的启示，事后成为至理名言，像休姆(David Hume，1711—1776)常说，毕生奉行，而不自知。比方说，论翻译的原则，各国文字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句法结构，非精通两国文字，不能译，无法译;即使两国文字精通了，气氛不对，火候不够，也不容易找到适当字眼来配合、来表现。他说同学们英翻中比中翻英好得多多。大概语言文字是要生长在那里，泡在那里，意识在那里。未曾长期泡过洋水，便不知道人家地道的表现，翻译起来，难!难!难!“不过，”他仿佛记起了什么似的，紧接着说，“此中也有例外。像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翻译的中国《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未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那时候叶师欣赏林琴南，也是“人归人，文章归文章”这件不易道理彻底的奉行。
后来选读叶师英国十八世纪文学，进行起来，便没有上翻译那么顺利。其中因素很多。叶师上课，很少早退，却常迟到。教授迟到过了十分钟、十五分钟，照例选课的人散了，整堂课便不上了，无法上。我们也常制造不上课的机会。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教室，分配在红楼三楼。有两个楼梯可以达到教室，一设正门，一设偏门。我们同时守住两处楼梯。叶师若果从正门或偏门上楼，我们便和他捉迷藏往相反的方向溜走。有几次，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走得更快!”大家笑笑了之。然这也并不十分违背叶师教学的原则，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教学主导原则，像上面说过的，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而不是强迫式的，法西斯式的，叫人服从。上教室讲学，他认为只是交换意见的切磋集会。要来便来，不来不必勉强。没有选此门课，而自动来听讲的，更是欢迎。闲谈中，他常说，教书应给学习者、听讲者足够的空间，松动松动脑筋的余地。而事实证明，这种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既深且大，北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也以偷听生的成绩最特殊、最高。我们是否可以对极力主张填鸭式的、斯巴达式的教育，予以重新估价?免得自误误人。
叶师讲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是从十七世纪玄学诗人开始，作个绪论。玄学诗人虽是“玄”，靠中国人的悟性、敏感和特殊的气质，倒不容易被绊倒。经过叶师旁敲侧击的论证，娓娓动人的分析，大家对唐约翰，这位虔诚教徒，又是写情诗的圣手，乃以中国的玉谿生来接受他诗中的绮丽绵密，虽然情牵处表现的线条粗了点，没有玉谿生“碧海青天夜夜心”的细腻。十八世纪是欧洲思想上启蒙运动的年代，英国诗人、散文家，人才辈出。像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以新古典主义的规律来写诗，名句层出不穷，但太现实了，流于格言式的教条，未必为世人乐意接受。其中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例外。通过包斯威尔(James Boowell，1740—1795)所写的传记，约翰生闪耀的言词，开朗的性格，与超人的机智，表露无遗。真是接近他怕挨骂;不接近他，不由不感觉到精神食粮的贫乏。约翰生独力所编的字典，也自竖一格，至今研究英文文字史及字义的专家，仍然认它为一部不可缺少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上叶师的课，最让人引起兴趣的，是他自承无书不读，从一些杂书中，随手拈来，处处加以运用的智慧。平常一个不惹眼的英文小字眼，表面上看来毫无紧要的小事例，他说起来头头是道，挖到英国文化的底层。记得后来在南岳，有一次叶师在公开演讲的会上，攻击英国绅士们保守的劣根性，夜郎自大，爱贪小便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犹茫然而不自知。他说起来，态度严肃，声色俱厉，把英人燕卜生师(William Empson，1906—)也逗笑了。他说到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的，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他劝大家对别人风俗、习惯多了解些，了解其根源，省得一味模仿人家，像俗语所说，反穿皮袄，犹装模作样(羊)挺神气。
这是当时把文化放在国防的前线，北大师生弦歌不辍的事例之一。有人批评这种作为太冒险，太孤注一掷，然使日本野心家有所顾忌是事实。然若没有上得前线的第一流学者举重若轻地掌舵，华北局势能否维持那么长久的安定，是一疑问。这期间，北大校长蒋梦麟氏，作了类似于遗嘱的交代，然后赴日本宪兵拘票式的“邀约”至日本大使馆武官室谈话。梁师实秋仆仆风尘屡上庐山，披肝沥胆，为国家存亡，本其良知良能，贡献其所知所能，都是着名的例子。叶师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这些话出自叶师之口怎样不把我们的生命点燃了起来?
然而日本军阀并不那么想。他们尽量扩展其侵略范围，华北特殊化之不足，发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在人家的国土内打人家，还争论着谁开了第一枪。总之，敌人已自掘其坟墓了。平津各大学分先后撤退。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圣经学校。朝吸早雾，夜闻虎啸，水濂洞下洗足，祝融峰上观日出。同学间，在思想行动的抉择上，虽有狂、狷问题的争论，然由山水间得来的智慧，也十分有其深度。宋朝南渡，讲学的书院常设在丛林名胜之区是有其道理的。多和祖国的河山接触，便深深体会到，不管赴前线杀敌，或沉下心来准备将来建国的基层训练，都得多读、多想，更重要的，多和老百姓接触，体味生活的实质意义。了解生活，由河山发其端。把自然和人生打成一片。这是我节录南岳时代，和叶师及同学等白天外出游山，夜晚家居闲聊的一段日记。
叶师那时候当了北大外语系主任，又兼理临大外语系务。他一上台当主任，也有几样大手笔值得记录下来。他常常鼓励同学多选修外系的课。学术乃人生之写照。人生是整片的，不可分。大学分系，是为了学习方便的权宜措置，是不得已的。所以同学选课不但不应有系别，而且应该从各方面吸取知识的泉源。在教学方面，他采用的方法是上面说过的“熏陶法”，上课与否，不太着重。他却时时提醒同学要“Keep Diogenes'lamp!”戴奥真尼斯之灯，要不虚不假，外以照人，内以自照。北大四年级毕业生，照例要写毕业论文，他极力主张免了，原因是战时参考图书不容易得到。他对外国着名学者，对“活的外国书籍”，却尽情罗致，如用高薪聘请到英国诗人、批评家与莎翁专家燕卜生氏，便是一例。那时候，南岳地方小，师生间差不多日日生活在一起。平时上课、开会、游山玩水，感情是无比的接近。缺点是外面的消息不容易到山间来。长沙同学创办《火线下》三日刊，是大家争取阅读的对象。记得有一次，有人弄到一架破旧的收音机，动员全南岳拔尖人物修理了半天，第一次听到最高当局宣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国策，大家都不觉泪下!叶师于课余也时常到长沙走走，用他锐利的敏感、精细的分析，带回来令人兴奋的消息。譬如他解释开辟东战场的“淞沪之战”，是十足显示了最高当局的军事才能。北战场是平原地带，有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淞沪是全国首善之区，平时我们略有准备，运输线缩短了，无形中把敌人的运输拉长。开辟东战场，是敌人要依照我们计划的路线走。“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非打几个漂亮的仗给他们看看不可!”叶师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英美人士。同时，在某一次举行的座谈会中，他对同学去留的意念，亦即当时存留在各人心中的狂、狷问题，也作了原则性的剖示。他说：“抗战非短期内所能结束。同学们不能不作朝夕的准备。书生随分报国，采取上前线杀敌或留后方深造，都无不可。可是不要忘记‘充实之为美’，多一分装备自己，便给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
另外，叶师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设的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大约只有少数有关内里的人才模糊有点影子，恐怕仍然不知其详情底细。当时因淞沪之战已结束，国都南京沦陷，同胞惨遭屠杀，人心惶惑，长沙日夜被轰炸，临时大学实在无法继续上课了，然亦不能在那时候建议搬家。蒋梦麟校长后来接受叶师的献议进见最高当局，谈到临大一般情形。蒋校长说明，一切情形都好，就是沿海被封锁，图书仪器不容易进口。最高当局乃指示临大迁往昆明。这便是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与抗战同始终有名大学的诞生。
国立西南联大的校本部设在昆明。文学院在蒙自。蒙自校舍南端，有个有雨成湖、无雨公田的南湖，湖光山色，处处和北平西山、颐和园一带酷似。这便是陈师寅恪所吟咏的“南渡自应思往事”。表面上，大家远离了烽火，而实际，保卫祖国的信念，却加强加深。叶师原有先沉思而后发言的习惯，到了蒙自，他深思沉默多过发言的次数。有人说他受到燕卜生师的鼓励，准备应政府的征召，从事国际宣传的工作。燕师还答应，若果叶师应征了，可以替他负责所有担任的课程。起初我们不太相信。燕师诗写得好，在奥登(W.H.Auden，1907—1973)诗群中，属于深沉而并不太晦涩的一格。他讲授莎翁的悲、喜剧，满腹经纶，可以不用任何卡片，一小时下来，写了几黑板的参考资料。但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他晚上上床睡觉，把高度近视眼镜脱下来，放在皮鞋里，第二天穿上皮鞋时，把眼镜弄破了，拿一根粗绳子，将它拴在鼻梁上，讲起书来，破了腿子的镜框子危危欲坠，不时用手辅助时，抹了一鼻子粉笔灰。这样不会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人，怎样会注意到鼓励别人照顾自己的国家，接受国家的征召呢?等到后来叶师真的走了，大家便埋怨燕师，间接赶走了一位好导师。我们不怀疑燕师来中国教书，是受意于英国政府，负了特别的使命，像俗语所说，国与国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难测;他来中国，是基于对这古老国家衷心的景慕与热爱。他这次为何煽动叶师应征从政呢?英国和纳粹德国目下正作殊死战，他跑来中国教书，为什么不自扫一下门前雪，却管到他人的瓦上霜来了呢?真是十分费解的事。燕师后来对我们几个比较接近他的同学，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你们政府起用乔治叶，对日本军阀不会有利!”原来他是审时忖势，对叶师那么看重。我们对燕师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心存敬意。

1982年8月8日晚10时抄改于红杖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