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2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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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原文及赏析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也只能这样,只要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也只能这样,只要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了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导读: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写作于1925年12月26日,以《野草之二十》为副标题刊发于1926年1月4日的《语丝》周刊第60期,署名鲁迅,和《腊叶》写作于同一天,同期发表。同《狗的驳诘》和《立论》一样,《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带有箴言的属性,有《伊索寓言》的影子在里面。

故事其实很简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所用的“奴才”一词。日本学者注意到“从1925年开始,鲁迅除了用‘奴隶’一词外,逐渐地多用‘奴才’一词”,并且“鲁迅对‘奴隶’的批判,进入30年代几乎变成了倾向于对‘奴才’的批判”(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1933年,鲁迅对“奴隶”与“奴才”做了明确的区分:“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南腔北调集·漫与》)

就鲁迅对社会的参与度及其作品而论,《野草》与《彷徨》以前的作品,包括《呐喊》与“随感录”,更多的是他对于社会观察的结果,虽然他也痛苦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但是其成分则主要来自同人的牺牲与自我青春之梦想的毁灭,还远未达到将自我裹挟进同社会与家庭的贴身肉搏,并由此升华为文字。而《野草》与《彷徨》及之后的杂文,则正是这种“肉搏”的产物。兄弟失和的切身苦痛、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女师大风潮等等这一系列事件,成为此时《野草》《彷徨》以及杂文写作的源源不断的材料。这些文字大多隐含着鲁迅因切身苦痛而辗转挣扎的“瘢痕”,因此比前期的文字更为痛切,也更犀利。1925年,对“奴隶”的批判转为对“奴才”的批判,其根源应该就在这种切身之痛当中。孙玉石对本文中“傻子”一词来历的考证,似乎印证了我的这一推测。在《重释》一书中,孙认为鲁迅关于“傻子”的灵感,有可能来源于林语堂在前一期《语丝》上所发表的《论骂人之难》一文。文中林语堂指出:“有人说《语丝》社尽是土匪,《猛进》社尽是傻子。”而说这话的人正是现代评论派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因此,可以认为,鲁迅对“奴群”认识的深入,跟他和“正人君子”们的论战关系甚大,是贴身肉搏的切身体验所凝聚的结果。

不过触发鲁迅创作该篇的灵感,或许更应该归功于他刚刚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该书第一章中的《七 聪明人》《八 呆子》《九 现今的日本》三篇,很可能就是鲁迅本篇中“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三个形象的来源。《七 聪明人》中“我对于这样的聪明人,始终总不能不抱着强烈的反感”,《八 呆子》中“人类发展到现今这地步,就是因为有那样的许多呆子之大者拼了命给做事的缘故”,《九 现今的日本》中对现今的日本“奴性”人太多而呆子太少的感慨,似乎分别对应着本篇中对三种形象的刻画。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则更强调“奴性”问题,并成功刻画了“奴才”这个形象。当然,这应该是加进了自我的切身体会并将其改造的结果。

1925年,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遥相呼应的是那篇著名的《灯下漫笔》,他在文中将中国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不过《灯下漫笔》如果放在本篇之后写作,或许“奴隶”一词会被替换成“奴才”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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