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化立国与以正治国

文化立国与以正治国

文化，在中国传统典籍上，不如道、德、仁、义、礼、忠、孝谈得多。但以今天的范畴理解推演，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家，所主张的应该算是文化立国、文化治国、文化兴国、文化救亡。

《尚书·洪范》的说法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即唐尧虞舜一直到文王，道乃是帝王内功，正心诚意，以仁德使臣民心悦诚服；践行则是诚于中而形于外，靠礼制达到文明敬肃，文质彬彬；而胜敌的上上策首先在于依靠文治，次在军事实力，首要在于得民心、得人心，王天下、得天下、一天下。

孟子的说法是“得其名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章句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后面的话甚至有嘲讽感，敢情东周诸侯，有许多“嗜杀”即以杀人为嗜好的君王，彼时一个君王，能够不迷恋杀人、不癖好杀人，就是了不得的圣人了。呜呼！

荀子以周文王为例，反复讲，当初文王地盘有限，军力有限，但是他极其贤能，敬老携幼，扶正祛邪，慎用强力，包容施恩，大得人心，为周朝的兴旺发达、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定下了基调。

老子讲的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正是正确、正规、正常、正派、端庄、负责。奇指的是一种奇特、奇兵、奇谋、奇思异想，是远远将敌手抛在后面、陷敌手于被动莫解、望尘莫及的斗争求胜智慧。无事，即精兵简政，不扰民不伤民，爱惜民财民力，平时尽力为人民留下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空间，战时展现出上下同心、群策群力、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以此从精神上入手，做到服人服众服天下。

《道德经》包含了老子许多逆向思维的奇葩，老子是不怕做惊人之论的：诸如知美斯恶、知善不善、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失道而仁等等高大而又诡谲，玄妙而又有创意的惊世骇俗的说法，令人拍案称奇称快。而像以正治国这样正确稳重的提法，在老子言论中应属罕见。这反映了一个重要命题：执政者、掌权者、担当者，与造反者、起义者、揭竿而起者，或是研究者、评论者、著述者，三者身份、视角、立论与战略实践的规划，会有重大区别。这反映了“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老子，在治国问题上的谨慎小心、严肃认真、注意掌控拿捏的一面。

老子还强调战争是凶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道德经》第三十章）就是说，国君帝王，靠的是天道、正道、仁德、礼义，不可以动辄诉诸刀兵。大的军事行动，后果只能是灾荒凋敝、四野荆棘、饥寒疾病、灾荒苦难、生民不幸。实在不行打了仗啦，打胜即可，不必因战胜而逞强，而骄傲，而吹嘘膨胀，时刻不要忘记，打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不是什么好事乐事。

他又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这是民事规则，但在军旅生活中一切要反过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个规矩说明军旅生活的视角另样，说的是“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打了胜仗也要悲哀，杀了敌人也要悲哀。当然这与今天的军事爱国主义的说法大不相同了。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道家有许多与儒家唱对台戏的东西，有与儒家互悖互补的东西，道家屡屡嘲笑儒家的说教气与烦琐讲究，但在大的仁德问题上，老子也不可能完全跳出儒家的尚德、尚善、尚秩序的人设。

老子的军事名言是“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孙子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九地》），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性，说明了只有被迫应战、面临败亡的致命危难，才可以选择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并仍然要保持自身的道义悲情优势。

用现在的话说，孔孟荀老庄，他们提倡的是软实力。他们并不是看不见硬实力的重要、富国强兵的重要、战车武备的重要。但是他们认为最上等的状态是拥有军力强力威势，同时努力做到备而不用，能威慑住对手也就行了。孙子是兵法专家，但他更加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

这里，儒家有自己的天真烂漫、道德理想主义、文化理想主义，就是说，他们的美言智言、文明言语、美德追求太多太多了，但是缺少可操作性。

春秋战国时期，乱世英雄出四方，乱世百家齐喧嚷，而对于急于建功立业的乱世豪杰尤其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来说，儒家的出现可说是使得英雄豪杰霸主们急中风遇到了慢郎中，摇唇鼓舌的儒家的文化立国论、软实力论、仁政王道论、君子教化论，他们的温良性、谦恭性、文化性、理想性与审美性，远远大于建功立业，强化自身，瓦解敌对，得天下、王天下、一天下的操作价值，大大超过了建功立业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