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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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初新志》(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文言小说与古文记传选本。张潮(1650—1707以后)辑录,参见附录小传。初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因“政治违碍”,曾一度被禁。虞初本是汉武帝时的一个方士。 《汉书·艺文志》载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张衡《西京赋》又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因此,象齐谐、夷坚一样,虞初往往也就成为文言小说的代称。明人辑有《虞初志》、《续虞初志》、 《广虞初志》...

文言小说与古文记传选本。张潮(1650—1707以后)辑录,参见附录小传。初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因“政治违碍”,曾一度被禁。

虞初本是汉武帝时的一个方士。 《汉书·艺文志》载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张衡《西京赋》又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因此,象齐谐、夷坚一样,虞初往往也就成为文言小说的代称。明人辑有《虞初志》、《续虞初志》、 《广虞初志》等书,都是传奇小说的选本。张潮感到,这些选本都嫌单薄,收录不广。因而发愿编辑《虞初新志》,加以扩充。历经二十余年的时间,已搜集到历代文言小说数千篇。首先刊行的二十卷,都是编者同时人的作品,即明末清初的作品(以下评述都特指这部分作品)。

《新志》序言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总跋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有的评语则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可见编选时间之长。书中收录八十多家作品二百二十多篇(其中有的一题多篇)。乾隆年间刊本,后人又增入魏禧《姜贞毅先生传》、余怀《板桥杂记》篇五篇。这些作品分别采自已刊的小说集、笔记集、诗文集、文选本以及未刊的原稿本、传钞本等。文体不拘一格,而以传奇小说及具有小说意味的记事传人的记传文为主。就年代看,多数为清初作品,明末作品只有十篇左右。其中多是名家名作。如戋戋居士的《小青传》、钱谦益的《徐霞客传》、吴伟业的《柳敬亭传》、魏禧的《大铁椎传》、王犹定的《汤琵琶》、侯方域的《马伶传》、张明弼的《董小宛传》、杜濬的《陈小怜传》、王士祯的《剑侠传》、陆次云的《圆圆传》、尤侗的《瑶宫花史小传》、余怀的《王翠翘传》、黄周星的《补张灵崔莹合传》、钮琇的《海天行记》、徐喈凤的《会仙记》、林嗣环的《秋声诗自序》、周亮工的《盛此公传》、林云铭的《林四娘记》、毛奇龄的《陈老莲别传》等等,都是脍炙人口。流传不衰或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而对坚持民族气节的作家如徐芳、陈鼎、周亮工等人的作品选录尤多。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入了西班牙传教士南怀仁的《七奇图说》及其它介绍域外事物的作品。这一切都表明,编者精于鉴赏,眼光又相当开阔,反映了明末清初之际小说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地位的提高。《虞初新志》在一定程度上汇萃了一代小说作品的菁华,以创作实绩反映了自明初以来文言小说由通俗辞章体向古文记传体的转化,也反映了作家队伍由以下层文人为主向以上层名流为主的转化。因此,这是一部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选本。

本书内容严肃,题材多样,是反映明末清初社会生活面貌和人们精神状态的形象画卷。一些题材较为重大的作品,以充满激情的有力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明清易代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吴肃公的《五人传》写苏州人民为反对魏忠贤窃权祸国、保卫忠良之士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集团。这反映了广大市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编者在文后评论说: “此百年来第一快心事也。读竟,浮一大白。”于此可见此事此文是何等振奋人心。魏禧《姜贞毅先生传》,写礼部给事中姜埰等人与崇祯皇帝等人之间,为救亡图存,反对奸佞而展开的一场生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许多仁人志士表现出以身家性命换取民族大义的千秋正气。明亡后,姜埰等又表现了凛如松柏的民族气节。周亮工的《书戚三郎事》写江阴屠城中清军杀人放火、掠卖人口等罪行。江阴人民的反剃发斗争,是一桩极为悲壮的历史事件。据载,除城内人民外,还有二十万农民军参加了斗争,他们的口号是“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清方调动了二十四万兵力,以七万人的代价,将全城人民全部屠戮。作者虽然不得不只做侧面描写,其激愤之情则充溢于笔墨之间。其它如《大铁椎传》、《汤琵琶传》、 《花隐道人传》、 《象记》等,或直书其事,或隐喻见义,也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反对阶级压迫、反对民族压迫的奋发有为的斗争精神。这些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激情感人至深,足以使山河生色, 日月增辉。

《新志》中的不少作品还集中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首先是他们的反封建的叛逆倾向,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张明弼的《四氏子传》写四氏子其人“痴黠各半”,当其“黠”时, “能做诗文,声满四邻”;当其“痴”时, “天地变,黑白贸,亲疏怨德皆相反”。他声称:“父子至亲,父若挞子,当其举手之时,亲谊已绝,子安得不报挞?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汤武诛之,可以称圣;父有罪,子挞之,容得不号贤乎?”这是反对“三纲”的“无父无君”的言行。又认为当世大儒皆沽名钓誉之徒,见面则“极力訾诟之”。他好读《世说》、 《水浒》。前者是个性解放的象征,而后者则是勇于反抗的象征。陆次云的《沈孚中传》,写戏剧家沈嵊“不修小节,越礼惊众”。进了考场,不做八股文章,却在粉壁上大书《登高词》。谁知主持考试的县令也是名士,竟将他取为第一。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就是稍后的《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典型人物的先驱。其次,他们大都心怀壮志而报国无门,但在逆境中又能精神不倒,忠贞不渝。除上述有关作品外, 还有《武风子传》、 《一瓢子传》、《焚琴子传》、 《李一足传》等,写的也都是这一类人物。由于反面力量的强大,也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人格往往扭曲变态,以致言行怪诞,甚至哭笑反常。其中较为消极者,与当道和世俗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略似西方所谓“多余的人”。当时的守旧派对他们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就是某些作者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因而在描写中难免要有所歪曲。这正象杜少卿被称为“老呆”,贾宝玉被目为“痴狂”一样。今天,我们应当从某些荒唐的形式中看出十分严肃的时代内容。

在一些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中,除了揭示爱情本身的社会意义外,还往往含有超出爱情以外的某些深刻的社会内容。除了反映上文提到的各种内容外,还特别反映了广大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年轻一代妇女的新的追求。《小青传》中的冯小青时代较早,她的情感主要还沉浸在个人的深刻的不幸之中。到了李香君、陈小怜、柳如是、董小宛等一代才女以及倾向较为特别的陈圆圆,她们往往具有一种将自身与家国化而为一的阔大胸怀,她们在爱情中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人格,如李香君和陈小怜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政治抱负和民族气节。她们一反所谓“才貌双全” (这里的才是世俗之才,是猎取功名富贵的手段)的世俗眼光,对王孙公子、纨绔子弟不屑一顾。这种爱情比张灵、崔莹那种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的爱情(见《补张灵崔莹合传》)也前进了一步,具有更新的特质。这种爱情发展到乾隆年间,就出现了象《红楼梦》、 《西清散记》、 《耳食录》等书中所写的那种强烈要求心灵契合的爱情。这种爱情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情境,是心灵高度解放的表现。

《新志》中还有不少论文谈艺之作,记述了一些出身于不同阶层的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和创作心态。如《核舟记》、 《柳敬亭传》、 《观角觝戏记》等反映了下层人民的高超的创造能力,《程弱文传》、 《江石芸传》、 《钿阁女子》则赞美了女性的惊人才华。这些作品大多出自行家里手,深有会心,能够即事见理、提出了不少深刻而精警的美学的、文艺学的见解。其启示作用,往往比抽象理论更大一些。这种写法下开了《西清散记》、 《夜雨秋灯录》等书以小说谈艺理的先河。

《新志》问世后,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不久便传到了日本。在国内虽一度遭禁,但禁而不断,流传不衰。稍后,仿效者相继编辑出版了《虞初续志》、《广虞初志》、 《虞初志补》、《敏术轩述记》、《虞初近志》、《虞初支志》等。这样,就在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选本中,形成了一个“虞初系列”,对文言小说的创作就不能不产生明显的影响。康乾以来,在《聊斋志异》,《虞初新志》的影响之下,文言小说创作在坚持多样化的同时,记传体传奇(主要有直书的和喻义的两种形态)就成为主导样式,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其中《夜谭随录》、《西清散记》、《耳食录》、《夜雨秋灯录》等,由于其某一方面的特出成就,为说坛增添了奇异的新葩,堪称为后来居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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