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易学小结

董仲舒易学小结

董仲舒的易学与汉初田何所传的易学有很大不同。田氏所传易学重义理，主要借助易学的形式来发挥儒家对天地、人生、世事的见解。而董仲舒的易学，一开始即与阴阳灾异说纠缠在一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董仲舒论儒家经典的话，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春秋繁露·玉杯》亦云“《易》本天地，故长于数”，可知董仲舒所见所习之易学，本来就含有象数的内容，并非单纯的义理之学，其来源与擅长义理的田何等并非同出一源。过去学界一般认为，董仲舒的思想融合阴阳家、墨家、法家的思想，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董仲舒是将阴阳五行学说施之易学，董仲舒之象数易学是董氏将易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结果范文澜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中谓“《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似含此意。张涛在其所著《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发挥这一观点说：“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提出一套更为系统、更为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影响迅速及于易学等领域。”，则缺乏充分的证据。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似乎对我们解答董仲舒的象数易学来源有所帮助，这就是民间象数易学。

前已言之，在汉初，传习易学绝非仅有田何一家，汉初的易学流传应该是多元的，其中就包括象数易学，尽管此象数易学与后来京房等人体系完备的象数易学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别。秦始皇焚书，将《周易》归入卜筮之书，正说明在当时所流传的易学中，传自儒家的义理之学不是主流。否则，焚书的主谋李斯，这位儒学大师荀况的高足，不至于将其他经书烧绝，独留《周易》。《汉书·艺文志》所载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属于象数易学的即有《古五子》十八篇，班固注曰：“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轮》五篇，图一，并不著著者姓名，当属民间流传之古代易学著作，其著者无可考见。

董仲舒谓“《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说明他所传习的易学，当是当时流传的象数易学之一。他有可能对之进行过改造、阐释，但凭空捏造出“《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的可能性不大。《汉书》谓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是说董仲舒将易学与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阴阳灾异说相结合，建立起系统详备的体系用来干政的汉儒第一人。董氏的思想，并非纯正儒家思想，它本身富有巫术的色彩，这从他生平的政治活动中即可以看出。他在为江都相期间，“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128页。《春秋繁露》也有《求雨》篇与《止雨》篇，据《求雨》篇载其求雨方式，又因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不同。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步骤基本一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祈祷祭祀。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夏“家人祀灶”；季夏“祷山陵以助之”，“家人祠中溜”；秋“家人祠门”；冬“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第二，行为禁忌。春则“无伐名木，无斩山林”；夏则“无举土功”；季夏“五日禁男子无得行入市”，“无举土功”；秋“无举火事，无煎金器”；冬“无壅水”。第三，“为四通之坛”，祭神。坛的位置春为东门外；夏、季夏为南门外，秋为西门外；冬为北门外。所祭之神，春共工，夏蚩尤，季夏后稷，秋少昊，冬玄冥。第四，为土龙。春“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乡，其间相去八尺”；夏“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季夏“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秋“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乡”；冬“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乡”。第五，参与祭神之人及其服色。春为小童八人，青衣；夏为壮者七人，赤衣；季夏丈夫五人，黄衣；秋鳏者九人，白衣；冬老者六人，黑衣。另外，还须“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祝词为“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其止雨的方式见《止雨》篇：“令县邑于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令县乡里皆扫社，下县邑若丞合史啬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斋三日，各衣时衣，具处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嗟！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愿止雨，敢告于社。’鼓而无歌，至罢乃止。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大，以朱丝萦社十周，衣赤衣赤帻，三日罢。”从以上可以看出，董仲舒的思想学术不仅吸纳了阴阳五行说，更与来自民间的巫祝和神秘主义纠缠不清。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止雨的实践活动，说明董氏对于来自民间的类似巫祝的神秘主义是深信不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董仲舒对同样来自民间的象数易学也加以吸取利用。

董仲舒把自己的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一方面，他止雨祈雨的幸成成就了他；另一方面，他那充满阴阳灾异说的易学思想的荒唐性决定了他的理论不可能每次都成功。他牵强的解释也未能建立起一个令人信服的体系，以致他的学生也难以理解他的学说，最终也以此取祸，“遂不敢复言灾异”。后来，京房的象数易学、刘向作《五行传》所阐发的阴阳灾异理论，无不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却又都对董仲舒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并施之于政治。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但京房的悲剧性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程颐答门人问汉儒论灾异云：“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亦略见些模样，只被汉儒推的太过。亦何必说某事有某应？”《二程遗书》卷22下《伊川先生语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60页。正说出了这一理论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