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必仁《双调·折桂令·韩吏部》赏析、解读

双调·折桂令　韩吏部

鲜于必仁

羡当年吏部文章，还孔传轲，斥老排庄。秦岭云横，蓝关雪拥，万里潮阳。龙虎榜声名播扬，凤凰池翰墨流芳。此兴难量，巷柳园桃，恼乱春光。

性格决定命运，不入俗流的操守和刚正耿直的个性，注定了韩愈的宦海生涯充满起伏颠簸。

首先是入仕的艰难。身处安史之乱后期的中唐，韩愈超拔不群的个性是如此的不合时宜，这位父母双亡的早慧文人，据说少年时学习极为刻苦，“口不绝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从十九岁起，韩愈便负笈长安求取功名，“勿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之可拾”。“少年好奇伟”的韩愈在奔赴长安的路上，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在他看来，功名的求取几乎俯首可拾。

然而，现实给这位饱读诗书的学子却是巨大的打击。贞元五年（789）、六年、七年，韩愈曾三次应进士第，全都铩羽而归，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总算通过了礼部的进士考试，但在第二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中，再次惨遭淘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整整十一年时间，韩愈在长安屡次碰壁，最后已到烟火不举的程度。为何如此呢？除了科举本身激烈的竞争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缘于韩愈与现实的不妥协，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骈体文正大行其道，“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而韩愈简洁清新不事雕琢的文字，当然难入考官法眼，倘若彼时韩愈稍向“时文”靠拢，也许还有入仕的机会，而韩愈坚决不入俗流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他在长安的饥馑和蹉跎。

如果说十一年的仕晋之路在考验着韩愈的心性，那么真正入仕之后，仍旧不改其特立独行的性格，则让韩愈的仕途充满坎坷。当满腹才学的韩愈从一介幕僚清客辗转成为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他并没有“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官职，反而认真地执行起身为谏官的职责，不久便得罪了皇族李实，被贬为阳山（广东连县）令，此后，尽管韩愈在讨伐吴元济的淮西之战中兵不血刃立下赫赫战功，被提拔为刑部侍郎，进入了统治集团的上层，但接踵而至的灾难，再次给韩愈的人生投上了一片黑色的阴霾。

事起于元和十四年（819），就在这年正月，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藏有一截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遂命人手打香花，大事铺张地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入大内，连续供奉了三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长安上下掀起一股佞佛热潮，人们纷纷“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向来反佛反道的韩愈在四处升腾的烟霭中，忧心如焚，连夜写就了《论佛骨表》，直斥佛者乃“夷狄之法耳”，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勃然大怒，欲立斩韩愈，后经宰相裴度等人力救，方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当耿直的个性为朝堂所不容，韩愈再次收起行囊，来到曾经熟悉的南粤大地，卑湿酷热的空气蒸腾着身体发肤，而韩愈的内心却澄明如镜，宠辱不惊，不仅在当地兴学重教，而且去弊除害，帮助当地百姓消除了为害多年的鳄鱼之患。当韩愈最终辗转回到长安担任兵部侍郎，这位历经风刀霜剑洗礼的臣子，无形之中，已经积累起令人仰止的生命厚度。

性格的不妥协，让韩愈仕途蹭蹬，然而也正因如此，才让他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一扫中唐浮华藻丽的文风，开启了明白晓畅的新气象，从而成为一代文宗。这位毕生致力于古文运动的旗手，始终坚持“文以明道”，相信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正是这种将写文章与事业、道德等量齐观的创作态度，让其不仅不囿于一家一派，含英咀华，熔秦铸汉，渐成一家之体，更重要的，是他高高举起了文体改革的大旗，在剪红刻翠、矫揉造作的骈体文大行其道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简洁的散体，《旧唐书·韩愈传》说：“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在韩愈看来，六朝文弊，其弊重在内容空洞，形式臃肿，结构僵化，而在这场以少战多的古文改革中，韩愈更像一个冲锋陷阵永不言败的统帅，他不仅身体力行，更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志同道合之士，并通过朋友和师承关系，逐渐壮大队伍，最终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文化风暴。

由此，在《师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反潮流精神；在众多的“谀墓”之作中，我们看到的是韩愈打破“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成规，“不苟毁誉”的清雅碑志；在洋洋洒洒的书启之文中，我们看到的是韩愈真诚坦率的“心声之献酬”；而在气韵沉酣、笔势驰骤的诗歌中行进，我们更是可以清楚地触摸到韩愈信然独步的文字功力……当韩愈将自己的精神气脉融入散文、诗歌、碑志、传记、论疏等多种文体之中，进而雄踞中唐文坛，更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人们相信，正是执着和坚守，让这位一代文宗在坎坷的仕宦生涯之外，给自己的一生作出了另一个内涵深厚的注脚。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是深受韩愈影响的苏东坡给这位早自己两百多年出生的文学前辈写下的一句广为传诵的评语，其实不仅苏轼如此，“八家莫不步趋韩子”（章学诚《与汪龙庄书》）中，而元明清以来，活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各主要流派和各代散文家，也无不传承韩愈衣钵。显然，这位耿介一生的文学巨擘，已经让自己的名字远远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