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书信《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年9月30日

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

为什么有这么大一部分人，在自然早就使他们不再依赖他人的指导之后[naturaliter maiorennes（自然方面已成熟）]，却乐意终生羁留在未成年状态？为什么另一些人那么容易自命为他们的监护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懒惰和胆怯。未成年状态是如此之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如果我有一位医生代替我判断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根本不需要再操劳了。我没有必要进行思维，只要会付款就行了，其他人会代替我承担这种伤脑筋的工作。走向成年这一步是艰辛的，此外，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整个女性）还把这一步看作非常危险的。于是，那些监护人也就为此而操心劳神。他们友善地肩负起指挥这些人的任务。他们首先使自己的家畜（Hausvieh）变得愚蠢，小心翼翼地提防这些安静的造物胆敢从禁锢他们的婴车哪怕走出一步，在这之后，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试图独自行走所面临的危险。本来，这种危险并不那么严重，因为在摔几次跤之后，他们总能学会走路的。但是，这样一种例证却会使他们变得胆怯，吓得他们一般来说再也不敢做其他任何尝试了。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要从几乎已经成为他的天性的未成年状态中挣脱出来，都是困难的。他甚至会喜欢上这种状态，暂时的确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知性。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让他做过这样的尝试。章程和公式，这种合理地使用或者滥用自己天赋的机械的工具，是一副永久性未成年状态的脚镣。即使有人甩掉了它，在越过狭窄的小沟时，也只能迈出信心不足的步子。因为他还不习惯于这种自由的运动。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自己修正自己的精神，挣脱这种未成年状态，迈出信心十足的步伐。

但是，让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这与其说是可能的，倒不如说，如果赋予他们自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里，甚至在那些受命监护群氓的人中，总有一些自己思维的人，他们在甩掉了自己的未成年状态的束缚之后，就会在自己周围传播一种合理地评价每一个人独特的价值和天职的精神，即自己思维的精神。特别是，事先被他们置于束缚之中的公众，事后却迫使他们也来承受这种束缚，如果公众的一些自身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启蒙的监护人煽动他们这样做的话。培植偏见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偏见最终会报复那些偏见的发起人或者他们的后继人。因此，公众只能逐渐地得到启蒙。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利欲熏心的或者唯重权势的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像旧的偏见一样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

为了这种启蒙，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所需要的自由是一切能够被称作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但是现在，我听到四面八方都在呐喊：不要议论！军官在说：不要议论，只管训练！财政官在说：不要议论，只管纳款！神职人员在说：不要议论，只管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位主人在说：随便议论吧，议论什么都行，但是要服从！）在这里，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什么样的限制才会阻碍启蒙？什么样的限制不会阻碍启蒙，反而会促进启蒙？我的回答是：理性的公开使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唯有这样的使用才能在人群中实现启蒙。但是，对于理性的私下使用，可以经常加以严格的限制，由此并不会特别阻碍启蒙的进步。我把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学术界的全体公众面前使用自己的理性。至于这位学者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使用自己的理性，我称之为私下使用。这样，对于一些涉及共同体利益的活动，某种机械方式是必要的。借助这种机械方式，这个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纯粹被动地行事，以便由政府安排，通过一种人为的一致服从公众的目的，或者至少能够阻止这些目的的破灭。在这里，当然不能够允许议论，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如果机器的这一部件同时表现为整个共同体的成员，甚至表现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那么，以一位在真正的知性中通过著述面向公众的学者的品质，他当然能够议论，这样做，不会使他部分地作为被动的成员着手的活动受到损害。如果一个接到上司命令的军官，在执行中对这个命令的合目的性和有用性喋喋不休，这是非常有害的，他必须服从。但是，要做到公平合理，就不能阻止他作为学者说明军务中的错误，并把这种错误公之于世，由公众加以评判。公民不能够拒绝缴纳规定给他的捐税，甚至可以说，如果规定给他一项捐税，而他却对此滥加指摘，那么，这也可以当作一种丑行加以惩罚。尽管如此，如果一个公民作为学者，对这样的安排的不合适或者不公正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思想，这并不违背他的义务。同样，一个神职人员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教会的信条向他的学生和信徒们宣讲，因为他是根据这个条件被录用的。但是作为学者，他有充分的自由，甚至有这样的使命，把他关于这种信条中的错误的经过谨慎检验的、善意的想法，以及关于更好地安排宗教事务和教会事务的建议告诉公众。在此，这绝不是某种可以归咎于他的良知的事情。因为他把自己依据作为教会代理人的职务宣讲的东西，看作他没有自由的权利按照自己的判断宣讲的东西，看作他被录用来按照另一个人的规定、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宣讲的东西。他将会说：我们的教会有这样那样的教导；这就是教会使用的论据。他从那些章程中为他的教徒们谋得了实际的利益，但他自己却并非深信不疑地赞同那些章程。尽管如此，他仍然自告奋勇去宣讲那些章程，因为其中并非完全不可能包含着某种真理，至少在里面找不到与内在宗教相矛盾的东西。因为，如果他相信在里面能够找到与内在宗教相矛盾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凭良知履行自己的职务了，他必须放弃自己的良知。一个被录用的牧师在自己的教徒面前使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使用。因为这种教徒的聚会虽然很大，但毕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聚会。鉴于此，作为一个牧师，他不是自由的，而且也不允许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履行别人的委托。相反，作为通过著述向真正的公众，即向世人讲话的学者，公开使用自己理性的神职人员享有无限制的自由来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且以他本人的身份讲话。因为，民众（在精神事务中）的监护人自己竟然是未成年的，这是一种旨在使未成年状态永恒化的无稽之谈。

但是，难道不是一个神职人员的团体，例如一个教会会议，或者一个值得尊敬的Classis（等级）（在荷兰人那里它是这样自称的），有权利宣誓对某种不可变更的信条承担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执行不间断的最高监护权，并且借此对民众执行这种监护权，使这种监护权永恒化吗？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旨在阻止人类其他一切启蒙而缔结的契约，即使是由最高权力、由帝国议会和最隆重的和约批准的，也是绝对无效的。一个时代不能使自己肩负义务，策划将以后的时代置于必然不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非常紧迫的）知识、不能肃清错误、继续启蒙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违背人性的犯罪。人性的原初规定性正在于进步。后代完全有权利把那些决议看作无效的、违法的，并且加以抛弃。一切被决定出来作为一个民族的法令的东西，其试金石就在于下面这个问题：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己给自己加上这样一种法令？在一定的短时间内，似乎是本着对一种更好的法令的期望，这种情况还是可能的，目的是要实行某种秩序。但在这同时，还要让每一个公民，尤其是让神职人员自由地、以一个学者的品质公开地，即通过著述，对当时的安排的缺陷作出自己的说明。不过，实行了的秩序还要继续保持，一直保持到对这些事情的洞见公开地达到下面这种程度并得到证明为止，即它能够通过人们意见（尽管不是所有人的意见）的一致为君主提出一种建议，以便使那些根据自己对更好的洞见的理解一致同意一种改变了的宗教安排的教徒受到保护，同时又不会阻碍那些守旧的人。但是，即使在一个人的寿命这样一段时间内，统一在一个顽固的、没有被任何人公开怀疑过的宗教观点上，并且由此而在人类向善的进程中抹掉一个时代，使它徒劳无功，甚至由此而遗祸于后代，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虽然一个人可以对他个人，而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就他应该知道的东西推迟启蒙，但是，对他个人来说，更多的是对后代来说，放弃启蒙就是侵犯和践踏人的神圣权利。不过，一个民族甚至连自己都不能为自己作出决定的东西，更不应试由一位君主来为它作出决定了。因为君主的立法威望的基础正是在于：他在自己的意志中统一了民族的意志。只要他注目于让一切真正的和所谓的改良与公民秩序一起存在，那么，他就只能让他的臣民去做他们为了自己的灵魂得救认为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与他无关。但是，应该提防，不要让一个人粗暴地阻碍另一个人努力按照自己的全部能力去规定和促进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插手其间，认为对他的臣民用来澄清自己见解的著述应该加以政府的监督，那么，这甚至还会损害他的至上权威。如果他这样做是出自自己的最高洞见，那么，他就会给自己招致这样的指责：Caesar non est supra grammaticos（恺撒并不比语言学家更高明），更甚者，他会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他的国家中，支持一些暴虐狂的精神专制迫害他的其他臣民。

如果现在要问：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回答是：不！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正如事情本身所显示的那样，从整体上来看，要说人们已经能够在宗教事务中不用他人的指导就可以有信心地、正确地使用自己的知性，或者说人们已经被置于这样的状况，实在还相差甚远。然而，要说这个领域现在已为人们敞开，可以自由地探讨，普遍地启蒙、或者说从他们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走出的障碍已经逐渐在减少，对此，我们却看到了清晰的迹象。由此看来，这个时代是启蒙的时代，或者是弗里德利希的世纪。

一个君主，如果他认为，说他把自己的义务看作在宗教事务中不给人们规定任何东西，而是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这并不有失身份；如果他自己拒绝接受宽容这个高傲自大的头衔；那么，他自己就是启蒙了的，就应该被世人以及后世颂扬为首先使人类摆脱了未成年状态的人，至少是从政府方面这样做了。他使人们在涉及良知的事情上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在他领导下，值得尊敬的神职人员在不损害自己职责的条件下，自由地、公开地向世人阐述自己在某个地方背离设定的信条的判断和见解，供世人检验。其他不受职责约束的人就更加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还要向外扩展，一直扩展到它同一个误解自身的政府的外在障碍进行争斗的地方。因为它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范例：虽然有了自由，但却不必对社会的安定和一致有丝毫的担心。人们将自动地努力，逐渐超越粗鲁状态，只要不是有人故意想方设法把人们保持在这种状态之中。

我在这里规定了启蒙的要点，即人从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走出的启蒙。这主要是针对宗教事务而言，因为对于艺术和科学来说，我们的统治者没有兴趣对他的臣民实行监护。此外，宗教事务上的未成年状态也是所有未成年状态中最有害的一种，因而也是最有损声誉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这种未成年状态的国家元首，他的思维方式还是要继续发展的，他会看到，甚至在他的立法事务上，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向世人公开地阐述自己关于一个更好的宪法的想法，甚至对现行宪法提出大胆的批评，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光辉的榜样，还没有任何一个君主能够超过我们敬爱的君主。

但是，只有自身已经启蒙了的、不再惧怕阴影的、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手中握有众多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君主，才能够说：随便议论吧，议论什么都行，但是要服从！在这里，展示了人类事务的一个令人惊讶的、并非意料之中的进程。甚至如果人们从总体上考察它，其中几乎一切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似乎有益于民族的精神自由，但又为它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较小程度的自由却使这个领域获得了按照自己的一切能力展开自身的自由。如果自然使它精心照料的这颗种子，即自由思维的爱好和使命，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下面发芽生长，那么，它将会逐渐地反过来影响到民族的性情（这个民族由此将逐渐地更加有能力自由地行动），并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基本原则，政府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人是非常有益的。而现在，人更多地是机器今天，即9月30日，我在9月13日的《毕兴周报》上读到本月的《柏林月刊》的预告。其中，有门德尔松先生对这同一个问题的答复。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期月刊，若不然，我就不写目前这个答复了。现在，只好用它去尝试一下，看巧合能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思想的一致性。。

1784年9月30日

（译自《康德全集》第8卷第3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