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殷夫，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前驱者，是优秀的革命诗人。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里，他以高昂激越的红色鼓动诗，鼓舞人们为自由解放而战斗，成为革命诗派的代表。他是诗人，但不是一般的诗人。他作为诗人，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在他身上体现了英雄品格与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他的诗不是普通的诗，而是用鲜血谱成的战斗的歌，诗人的个人抒情完全表达了时代的革命精神，是“属于别一世界”的诗。十五岁，他就参加革命，天真、单纯，那么专一地把革命作为自己的生命;二十一岁，他便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那么短促却又那么光辉。殷夫自己说过： “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知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孩儿塔”上的剥蚀的题记》)让我们沿着他用诗歌描画出来的生命曲线，了解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吧。

一、青春最初的蓓蕾

 1910年6月11日，殷夫诞生于浙江省象山县大徐村。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兄弟四人以芝、兰、松、柏顺序命名，殷夫因之取名徐柏庭，亲戚朋友们亲热地呼他为阿白(“柏”的偕音)，所以他又别名徐白。笔名除殷夫外，还有白莽、任夫、徐文雄、徐任夫、徐殷夫、沙洛、莎菲、Ivan等。
 殷夫在大徐村度过童年。这是浙东海滨的一个小村庄，村后是峰峦叠翠的珠山，村前是撒满黄花的田野，明澈的枫溪绕村而过。这里的自然风光，正如殷夫所描绘的那样：“山也清，水也秀，鳞波遍吻小叶舟”。美丽的山村景色，陶冶着诗人的心灵，并给他留下饱含诗情的回忆。
 殷夫的童年生活，深受父母亲的熏陶。父亲徐孔甫(又名孔父)，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他熟读四书五经，喜爱唐诗宋词，颇有才学，但未能登上仕途，郁郁不得志。便自学中医中药知识，骑着骡子，走乡串户，为老百姓治病，成了一个为群众尊敬的、救贫扶弱的乡村医生。殷夫的母亲也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她不但对子女非常慈爱，也常常乐于帮助周围贫苦的乡邻亲友。殷夫十二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除了承担繁重的家务，还得亲自下田劳动，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深得殷夫的敬爱。父母亲正直善良的品格以及乐于为别人解除疾苦而牺牲自己的精神，成为殷夫一生为人的楷模。后来，他写过好几首诗献给母亲，赞颂她是“东方的玛利亚”，是“伟大的爱情与慰安的中心”。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她是我最大的爱者，我的热情都从她产生”。
 殷夫的父亲眼看自己的抱负不能施展，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殷夫还只三、四岁时，就受到父亲的启蒙教育，每天要认几个字。到了五岁，父亲就要他背诵唐诗和神童诗，从而启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童年的学习对殷夫的成长有深远的影响，他读高小时，曾把四句神童诗书赠给同班同学： “自少多才学，平时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立下了以笔作刀的志向。当他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曾作过这样的忆念：
 　　檐下，我记得，/读倦了唐诗，/抱膝闲暇，/浮想着天涯，海洋，/飞越而去，幻想，/涣散了现实的尘网。
 　　　　　　　　　　　　　　　　　　　　　　　　(《我还在异乡》)
 古代优秀的诗词使诗人陶醉，激发起无限的遐想。殷夫童年，在父亲的培育下所形成的文学兴趣和修养，成为他以后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起点。
 1920年秋，刚满十岁的殷夫就离开家乡大徐村，来到象山县府所在地丹城镇，进入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学名徐祖华。这所学校的前身叫丹山书院，历史悠久，校址设在象山脚下。象山以其山形如象而得名，相传梁陶弘景(贞白)在此炼丹，山顶有丹灶，山下有丹亭、丹井，故象山又名丹山，山下的城镇即名为丹城镇。殷夫在县立高小读书，常常去丹亭复习功课，登临山顶眺望祖国大好河山。当时， 正值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象山，县立高小成了象山宣传新思潮的中心，在贺刚峰(该校学生，后曾任地下党杭州地委书记，1926年遭军阀孙传芳杀害)等人的领导下，成立起象山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斗争。教殷夫的语文教师，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上课常常激动地背诵起秋瑾的《宝刀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课外带领学生瞻仰张苍水、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遗迹，殷夫由此而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位语文老师还向殷夫等人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组织学生搞创作及文艺演出。殷夫是个积极的参加者，他开始创作新诗，并在毕业典礼上与同学一起演新剧，受到老师、同学及亲友的赞扬。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激荡中，少年殷夫显露出文艺的才华。
 1923年7月，殷夫考入上海民立中学。上海是新文学创作最繁荣的城市，大量的新作在此出版、发行。殷夫如饥似渴地阅读，新诗、新小说一本接一本，特别是冰心的小诗，湖畔诗社的爱情诗简直使他入迷，这些作品还直接影响着殷夫自己的诗作。现在我们从《孩儿塔》里读到的《放脚时代的足印》，是殷夫1924到1925年间的作品，正是他开始学步时留下的足迹。新诗的创作在当时虽然已经蔚成风气，但仍保留着刚从旧诗体中解放出来的痕迹，新诗还处于放脚的时代，殷夫个人的创作更属起步阶段，因此， 《放脚时代的足印》中八首短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深受流行的“小诗”的影响。如：
 　　我有一个希望，/戴着诗意的花圈，/美丽又庄朴，/在灵府的首座。

小诗抒发少年殷夫的理想和希望，含蓄、隽永，恰似冰心创导的“春水体”。他写的爱情诗，也有着浓厚的湖畔诗派的气息，如：
 　　我初见你时，/我战栗着，/我初接你吻时，/我战栗着，/如今
 　　我们永别了，/我也战栗着。

我们从中仿佛窥见到一对刚从封建礼教束缚下挣脱出来的青年的心，初恋时的羞涩，热恋中的矜持，产生爱情悲剧以后的痛苦。诗歌表现了“五四”时期青年们从产生希望到陷入失望的普遍心情，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殷夫虽然天真烂漫，但并没有陶醉在稚气的幻想之中，时代的风暴、周围的环境，象无言的老师，默默地向他指点。在潜移默化中，殷夫感受到现实生活的艰难，对现实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这是他比一般同龄人高出一筹的地方。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泥泞的道路上，/困骡一步一步的走去。/它低着它的头。

短短的诗句描绘出一幅生活的画面，这是殷夫童年时代经常见到的景象：父亲骑骡出外行医，骡子在泥泞的道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这首小诗似乎是写实，然而却寓意深长，含有象征意义，以困骡的形象来象征在艰苦岁月里挣扎着前进的人们，通过现实生活的某一刹那的直感，寄寓一定的人生哲理。这首诗一方面反射出“五四”哲理小诗的特点，另一方面正表现了少年殷夫对人生的体验，黑暗的现实已在他稚嫩的心田上投下了阴影，他看到了生活的艰难、想到了斗争的必要，他的思想已超越那单纯的、稚气的少年时代。《放脚时代的足印》作为殷夫诗歌创作的起步，真实地反映了他学步的足迹。殷夫曾把他的少年时代称之为“青春最初的蓓蕾”， “平凡一生的序曲”，他吸吮着时代的雨露，饱满的蓓蕾将绽放出鲜红的花朵，紧接着序曲，即将演奏起英雄的乐章。

二、 “生命!生命!清晨! ”

 1925年，殷夫在上海目睹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使他怒不可遏，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又使他深受鼓舞。 “五卅”的浪潮很快地波及到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各阶层人民反帝联合战线。殷夫响应时代的召唤，返回宁波象山一带，推动家乡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他在宁波参加了革命文艺团体“新蚶社”，这是一个以旅居宁波的象山青年为主组成的社团，也有一部分在上海读书的象山青年加入。因为象山县城又名“蚶城”，故该社取名“新蚶”，含有改造象山，使之新生的意思。 “新蚶社”发起人许福莹是殷夫象山县立高小时的同学，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后来据他回忆，殷夫曾在“新蚶社”办的《新蚶刊》上发表过诗，可惜此刊现已散佚。1925年的《时事公报》上曾报导：“新蚶社”同人“对于沪上惨案极为愤激，尝垒电各界坚持到底”。 “旅甬沪各社员”也纷纷回到象山， “出发至乡间各市镇宣传募捐，颇得良好成绩”。殷夫在《意识的旋律》这首诗中，曾经描述过宣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情景：
 　　南京路的枪声，/把血的影迹传闻，/把几千年的塔门打开，/久睡的眼儿自外探窥，/在群众中羞怯露面，/抛露出仇恨，隘狭语箭!/实际!实际!第三实际!/“科学!”旋律迫至中央C。
 五卅运动的革命实践，使年仅十五岁的殷夫很快成熟起来，从一个富有幻想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从事实际斗争的青年，这是他生活道路上一次重大的突进。他结合着实际运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并与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1926年7月，殷夫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此时，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上海工人阶级建立了武装组织，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殷夫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开始了他生命的新航程。
 1927年4月上旬，四一二政变的前几天， 殷夫见到了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的大哥徐培根。大哥告诉他“时局要变”，并提出警告，不准他再参加革命活动。还只有十七岁的殷夫听到这个消息，突然被惊呆了，他从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局面，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流血的惨图，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对这段思想斗争曾作过描述： “我颤战着，动摇着走回去，一路上有两个情感交战着：我们的劫难是不可免的了，退后呢?前进呢?这老实说，真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我旧的阶级根性，完全支配了我，把我整个的思维，感觉系统，都搅得象瀑下的溪流似的紊乱，纠缠，莫衷一是。”后来，他向组织作了汇报，同志们的热情和坚定使他重新鼓起勇气，组织上要他进一步探明情况，他再去询问大哥时，大哥已跟着总司令部撤离上海了。第二天，上海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遭逮捕被杀害，殷夫也被关进了牢狱。在死亡威胁面前，殷夫战胜了内心的怯懦和动摇，他变得更加坚强。阶级斗争的血的现实，教育了他，他说： “我在这彻悟的境地中，死绝对不能使我战栗，我在皮鞭扭扼我皮肉的当儿，我心中才第一次开始倔强地骂人了”。“从小就是羞怯的，从来没骂过人”的殷夫被敌人的残暴激怒了。他怀着强烈的爱和憎在监狱里写下第一首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作为寄给朋友们的一封长信。作者以愤怒的火焰照出了敌人的卑劣，画出了叛徒的丑态，而对朋友和母亲则表示了深深的怀念。长诗用浓烈的抒情笔调，叙述了他被告密、遭逮捕以及在监狱里的种种遭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豪迈气概。长诗既反映了年轻革命者的赤胆忠心，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也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浪漫蒂克的情绪，夹杂着一些过分轻生的稚气。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尚未成熟的革命者，他以自己全部的感情拥抱革命，但对革命还缺乏理性的把握。总的来说，全诗的基调是健康的乐观的，具有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这首诗长达五百十二行，在当时的诗坛上，也可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长叙事诗。全诗虽然以叙事为主线，然而每一行诗句都喷发着强烈的情感，诗人善于将叙事与抒情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达到有机的结合。诗歌在情感的表达上，具有直抒胸臆的特点，没有诗的含蓄、朦胧，但有诗的激昂、振奋，它不是如泣如诉的短笛，而是宏亮的进军号角。1928年初，殷夫将这首长诗投寄给创刊不久的《太阳月刊》编辑部，阿英(钱杏邨)接读这束诗稿， “立刻被这些诗篇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鲁迅忌日忆殷夫》)。《太阳月刊》迅速刊登了这首长诗，并在《编后记》中特别加以推荐：这首诗“出于一个十七岁被捕以后的革命青年之手，在我们觉得是最值得纪念的”。
 殷夫被关了三个月。大哥徐培根将他保释出来并予以“软禁”。不久，徐培根要出国，就将殷夫送进同济大学，企图利用德国人的力量严加管束，并以优裕的生活条件诱使殷夫离开艰苦的革命斗争。殷夫对大哥的保护和抚养，站在兄弟的立场上，是感激的。因为父亲早死，长兄为父， 当时殷夫还只有十七岁，他不得不承受大哥的照顾。但是， 当他一想到大哥要让他“参加剥削机械的一部门”，他就“不禁要愤怒”。他知道：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的贵族生涯，会成为他“事业的威吓”，他就毅然决然的脱离了同济大学，回到了象山家乡。家乡的山水依然雄伟而美丽，但对于被迫离开革命队伍的殷夫来说，却好象是改变了颜色：
 　　山是故意地雄伟，/水是故意地漪涟，/……/景物是讥嘲的含着谄媚，/人们是勉强地堆着笑脸，/因为我，/只是，只是， /只是丑恶地在人间徘徊。

诗人将自然景物人格化，借以反衬内心的痛苦。他屈居山水之间，但不能忘怀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不久，便潜回上海，希望能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醒》等作品就表现了焦灼和期待的心情。他在上海闲着无事，便借用徐文雄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读书，半年以后就能阅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经典著作，并敏锐地指出《文化批判》上引用马克思著作的错译。后来，他得知《太阳月刊》由共产党人主编，就写信和他们联系，终于见到了阿英等同志，他们谈得很多，谈过去被捕坐牢的情况，谈现在学校的环境，谈他与哥哥的矛盾，谈他的写作生活和文学活动。总之，他象遇到了亲人一样，无话不说，非常兴奋。由于重新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回到了革命洪流中，心情振奋，诗歌的基调也转为乐观和高昂。正象他在《清晨》中所写的那样：
 　　清晨洒遍大地。/阳光哟，鲜和的朝阳， /在血液中燃烧着憧憬的火轮，/生命!生命!清晨!/玫瑰般的飞跃，/红玉样的旋进，/行，行，进向羽光之宫，/突进高歌的旋韵。

这首诗用急速的旋律，表现了诗人投身革命时的激越情感。全诗所有的意象，如朝阳、血液、玫瑰、红玉等都显现出火焰一样的绯红色彩，暖色的调子，热烈、昂扬。诗人正处于生命的清晨阶段，在这革命风雷激荡的日子里，殷夫以一个刚踏上征途的青年人的热情，投身在革命的浪潮之中，他充满着幻想和希望，欢呼着“生命!生命!清晨!”希望能够“进向羽光之宫”。但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年轻的诗人将遇到更多的考验，还要走一段曲折的路程。

三、 “归来哟!我的热情”

 1928年秋季，殷夫第二次被捕入狱。当时他的大哥已在国外，由大嫂出面将他保释出来，出狱后就送回家乡象山居住，他又一次被隔断了与革命队伍的联系。
 殷夫回到象山以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城北西寺。由于他的母亲拜西寺(即等慈禅寺)的住持和尚明耀为师，带发修行，殷夫常陪伴在母亲身边。殷夫的父亲过早去世，母亲抚养儿女历尽生活艰辛，目睹世态的炎凉，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希求在宗教信仰中获得安慰与解脱。殷夫深深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对她的处境非常同情，在献给母亲的诗中写道：
 　　你生于几千年来高楼的地窖，/你长得如永不见日的苍悴地草，默静的光阴逝去，/你合三重十字架同倒。
 殷夫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陷入了“矛盾和交战”之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时候，他曾燃烧着青春的火焰投身于革命，他对革命过分天真、乐观，满以为“光明，解放，就在前面候等”。突如其来的“四一二”政变使革命遭到夭折，这对带着小资产阶级浪漫蒂克幻想的殷夫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我全身起了寒战，/我似乎想痛哭一阵;
 　　　　　　　　　　　　　　　　　　　　　　(《在死神未到之前》)

接着，又因为“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上海的革命运动一再遭到挫折，党的地下组织不断受到破坏，殷夫也连续两次被捕入狱，这些接踵而来的打击，更使缺乏斗争经验的年青诗人陷入迷惘之中。因此，这一阶段所写的诗，就流露着淡淡的哀愁，有一种悲哀幻灭之感，这是革命低潮的形势投在殷夫心灵上的阴影，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的反映。这种感情在不少青年身上都有表现，曾经是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殷夫的可贵之处，是他并没有被这种幻灭感所征服。他在绝望中追求着希望，在黑暗里探索着光明。虽然处于革命低潮的阶段，但他仍然相信地火在运行，总有一天会重新燃烧起来，他在《地心》中写道：
 　　我微觉地心在颤战，/于慈大宽厚的母亲身中， /我枕着将爆的火山，/火山的口将喷射鲜火深红。

殷夫的又一可贵之处，是不隐瞒自己思想的阴暗面，他直率的将自己的感情和看法表达出来，而且加以解剖，进行内心的交战，不断克服思想上的偏颇。写于西寺的不少诗，情调是比较低沉的，但也有反映内心矛盾，包含着自我鼓励，情调奋发向上的诗。他经常在内心开展搏斗，总想振作起来，要把冷却的心火重新点燃，他在《归来》一诗中，对自己发出这样的呼唤：
 　　归来哟!我的热情，/在我胸中燃焚，/青春的狂悖吧!/革命的赤忱吧!/我，我都无限饥馑!/归来哟!我的热情，/回复我已过的生命：——/尽日是工作与兴奋，/每夜是红花的梦影!/回归哟!来占我空心!

1928年在象山的殷夫，正处于幻灭与追求的内心交战之中，他的诗作标出了生命的这一曲线。
 在这段时间里，殷夫还在爱情问题上经受了一次波折，引起了内心又一场“矛盾和交战”，并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感情真挚热烈的爱情诗。
 早在1926年夏，他的二姐徐素云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盛淑真的女友。当时，盛淑真与徐素云同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蚕桑讲习所读书。殷夫与盛淑真彼此通信了解，建立了感情。殷夫替盛淑真修改文章，推荐发表，还给她取了个笔名叫“黛芬”。1928年秋，盛淑真应徐素云之邀来到象山县立女子完全小学校任教，不久，殷夫也回到了家乡，与盛淑真会面。殷夫热烈地爱上了盛淑真，称她为“东方的Beatrice”。从殷夫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常到象山的一些风景区游玩谈心，他们同登峰峦叠翠的珠山，游酣于绿荫之下;他们并坐在西寺的高桥，凝视长松辉映着夕阳;他们徜徉在黄沙十里的爵溪，一块儿共作游戏。这纯洁的初恋，使他们都陶醉在幸福之中。但是，殷夫的母亲，由于误信了一些流言，加上迷信的旧观念，坚决反对他们结合，对盛淑真的态度变得十分冷淡。盛淑真感到非常委曲，决定离开象山。殷夫对母亲的干涉很不满意，他曾写了一首题为《给母亲》的诗，陈述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愿太拂逆慈母的意志，因为孤独的老人已有了太多的痛苦，殷夫害怕给她增添烦恼，只得同意淑真暂时离开。在分手的晚上，盛淑真“于惨切的灯光之下，伏枕大哭”，殷夫“亦悲不能胜”。后来，他连续写了《别的晚上》、 《致F》(F是黛芬的“芬”字的第一个字母)、 《想》、 《给》、 《旧忆》、 《死去的情绪》等许多抒情诗，表达对盛淑真的无限思念，在《旧忆》中殷夫满怀深情地写道：
 　　姑娘，纯情不能死亡，/赤忱不易消散，/你今在天涯，/还在地角，还……/且由我祝祷，/愿我俩同梦珠山。
 殷夫与盛淑真的恋爱中断，一方面由于遭到母亲的反对，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自己陷入了革命和恋爱的矛盾之中。很多青年革命家，那时有一个共同的观念，认为恋爱会妨碍革命，也有不少革命文艺作品以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为题材。殷夫不能不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在他的日记中也反映了“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心情。殷夫固然深深地爱着盛淑真，然而他又不敢爱，甚至觉得不能爱，在《宣词》这首诗中，体现了这种矛盾。在抒发了“纯洁的爱顾之花，/舒展于我俩心的底层”的恋情以后，接着写道：
 　　你不看，漫漫的长夜将终了，/朝阳的旭辉在东方燃烧， /我的微光若不合着辉照，/明晨是我丧钟狂鸣，青春散殒， /潦倒的半生殁入永终逍遥。/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

殷夫为了使自己能以全部精力投身于革命，决定结束与盛淑真的恋爱，他后来虽然仍与盛淑真有联系，并在革命工作中多次得到这位挚友的帮助，但一直没有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爱情关系。殷夫对革命事业永远保持纯真的热情，献出一颗忠贞的心，他以自己的行动，认真的精神，实践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格言：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四、 “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1929年春，殷夫离开凄清的象山西寺，回到战斗的黄浦江畔。由于断绝了家庭的生活接济，他过着极为艰苦的流浪生活， “每日趿着漏了底的破鞋，整天的东跑西走”(《流浪笔记之一》)，为找不到职业和接不上关系而焦急。在流浪中他观察着现实人生，并把他的切身感受熔铸成诗篇。他踯躅上海街头，更看清了十里洋场的腐败：
 　　呵，此地在溃烂，/名字叫做“上海”!
 　　　　　　　　　　　　　　　　　　　　　　(《无题的》)

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暴行，发出了愤怒的诅咒：
 　　呵，吃人的上海市，/铁的骨胳，白的齿， /马路上扬着死尸的泥尘，/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
 　　　　　　　　　　　　　　　　　　　　　　(《梦中的龙华》)

流浪生活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更激起对旧势力的愤恨，他多么希望立即投身到粉碎旧世界的斗争中去，但他当时还没有与组织接上关系，还游离于斗争之外，因而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就难免伤感起来。他痛哭社会的黑暗，象黄浦的涛歌那样凄惨难堪，他看到鬼狐魑魅到处爬行，脆弱的神经就乱如麻线。他在暗夜，冷风和凄雨中流浪，写下了一些流露出苦闷和感伤情绪的诗。他感受着砭骨的寒冷，祈求着春天的微温，“即使微温也足使我心灵苏醒!”(《春天的祷词》)
 春寒终于过去，他又找到了党组织。从此，他结束了学校生活，成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在《月夜闻鸡声》中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发出呼唤：
 　　友人，起来，这正是时候，/月光的清辉正洗照了楼头， /束着你闪光的刚亮的宝剑，/趁着半夜正可踏上银河白练。

表达了诗人在暗夜中要战取光明的决心。4月间，诗人写出了第一组充满了革命激情的红色鼓动诗。在《血字》中，诗人愤怒地谴责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欠下的血债，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五卅’哟/立起来，在南京路走!/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把你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在《一个红的笑》中，诗人歌颂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并预示着“胜利的光要照到时空的尽头”。这组诗一共七首，它标志着殷夫诗歌战斗特色的形成，作为年轻的革命家和诗人，他以诗作为战斗的号角，鼓舞着群众的斗争。
 1929年5月1日，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开始了，诗人亲自上街去散发传单： “我在人群中行走，/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一层层，一叠叠的纸片，/亲爱地吻我指头”。写革命者在斗争中的内心感受，如此细腻亲切，没有切身的体验，产生不出这样的诗意。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记叙了五一游行示威的过程，描绘了群众运动的雄壮场面：“呵，响应，响应，响应，/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诗人揭露了反动派对示威群众的镇压，满怀信心地表示：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没有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殷夫的叙事诗，给我们留下了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一页。
 1929年夏天，殷夫在参加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他没有让大哥大嫂来保释，以免再受他们的束缚。他被关了一段时间，受了几次毒打，终于获得了释放。由于当时“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殷夫一时又找不到组织，再次过着流浪生活，他看到党内的一些混乱情况，心情十分苦闷：“人事的不测的波浪，/终击打着我们软弱的羽翼，/我只有空望飞云箭归虚寂之乡，/失望的心儿在幽暗的夜中吞泣。”(《给林林》)在这种失望心情的支配下，诗人又写了一些情调比较低沉的诗。好在这次流浪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不久，他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了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的诗情也转为激昂奋发，1929年底，他写出了一组《我们的诗》，其中有《前灯》、《决议》等六首。这是他的诗歌战斗风格的发展，在这组诗中，诗人把个人的抒情和对革命的讴歌结合在一起，把战斗集体“我们”作为抒情的主人公，充分表达了群众的感情和力量。
 从1927年到1929年殷夫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曲线：当他投身于战斗，生活在革命组织中，他就充满着朝气和活力，诗歌的格调也显得高昂;当他被隔断了和革命的联系，脱离了集体，他的思想就陷入苦闷，诗歌的情调也就低沉下去。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个与革命共同着生命的诗人。他的思想和诗艺的发展，是他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参加革命实践的结果。在《小母亲》中他曾这样来叙述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她起初突向自我牺牲的道路时，说是理性的把握，还毋宁说是情感的突击;只是在接近了许多人和许多事物之后，她理性的力，一天天地坚强起来。”在这里，他概括了自己的亲身经验，他是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受到许多同志和战友的帮助，才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和诗人。
 在帮助他成长的那些人中，应该特别提到鲁迅。殷夫早就对鲁迅十分敬仰。1929年5月，殷夫将他所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寄给鲁迅。6月，鲁迅由北京省亲返回上海看到译稿，立即决定在《奔流》上刊用，并发信向殷夫索取原文。6月24日，殷夫亲自把他收藏的德文版《彼得斐诗集》送到了鲁迅家里，这是热爱裴多菲的青年诗人和同样热爱裴多菲的伟大作家的第一次见面。第二天上午，鲁迅又亲自写信给殷夫，希望他“再译十来篇诗，一同发表”，并把自己珍藏的两本裴多菲的集子郑重其事地托柔石亲自送去。九天以后，即7月4日，殷夫将译诗九首送给鲁迅。当时殷夫生活极不安定，正如他在译诗后记中所写，是处于“穷愁病梦四骑士的困扰之中”。鲁迅对殷夫十分关心，第二次见面时，立即借钱给他，帮助解决困难。此后，殷夫将自己的稿件陆续寄给鲁迅，鲁迅不但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而且数次送书，提供创作和翻译的材料。对于殷夫的来稿，鲁迅总尽量优先给于刊载，《奔流》停刊以后，鲁迅就将他的稿子推荐到《萌芽月刊》、《巴尔底山》等刊物上发表。殷夫第三次被捕出狱，大热天里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地去见鲁迅，告诉他因参加革命工作被捕的情况，鲁迅立即破例地将稿费支付给他(按规定鲁迅只担任《奔流》编辑、不负责稿费的支付)，让他去买一件替换的衣服。鲁迅和殷夫之间不仅是文学导师和青年作者的关系，也是同志和战友的关系。鲁迅以他自己崇高的人格影响着殷夫，从各个方面支持和帮助诗人健康成长。
 1929年，是殷夫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的一年。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他更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宣布要和大哥所代表的阶级彻底决裂。殷夫的大哥徐培根，在反动军队里担任要职，与殷夫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父亲过早地去世，徐培根负责照料弟弟，送他上学读书，在殷夫被捕时又设法保释出狱。正如殷夫在《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所说的那样：“你是的确做得和我父亲一般地周到的，你是和薄云一般的柔软，那么慰贴”。但是殷夫并不被哥哥的温情所迷惑，他看清了哥哥关心他的目的是： “预备做剥削阶级的工具”，因此他“不禁要反叛了”。在“四一二”政变两周年的日子里，他写成《别了，哥哥》一诗，要哥哥将“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都收回去。他知道在哥哥的一方，“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只要听话，就“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从名号直至纸帽”。诗人向哥哥豪迈的宣布：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年轻的殷夫，拒绝哥哥的“教导”和“培植”，鄙弃一切名利和荣禄，他认定了革命真理，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这是何等高贵的情操。作者在诗题之下注明： “算作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class在这里译作“阶级”，所以他这首《别了，哥哥》的诗，不只是向哥哥个人告别，而是向哥哥所隶属的阶级告别。1930年3月11日，殷夫又写了一篇题为《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的长篇文章，详细地回顾了他与哥哥的几次接触。最后用斩钉截铁的语言写道： “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的了”。他告别了哥哥投身到“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队伍中”，他觉得骄傲，因为“我的兄弟已不是什么总司令，参谋长，而是多到无穷数的世界创造者!”当他彻底和他哥哥所属的阶级决裂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从一个阶级冲进了另一个阶级的过程”。他感到无穷的快乐。
 在这一年中，殷夫的创作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29年11月，殷夫在《Romantik的时代》一诗中宣布了创作新阶段的开始：
 　　Romantik的时代逝了，/和着他的拜伦，/他的贵妇人和夜莺……/现在，我们要唱一只新歌，/……

接着，他又创作了《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一诗，显示了审美观念的变化。诗中写道： “姑娘，你很美丽，/但你不是玫瑰，/你也不是茉莉，/十年前的诗人，/一定要把你抛弃!”我们翻阅诗人过去写的爱情诗，就爱用“红色的玫瑰”、 “五旬的玫瑰”、 “流泪的茉莉”、 “带泪的梨花”等形容姑娘的美。现在，诗人不以玫瑰茉莉型的姑娘为美，如果不是有意和早期的诗作照应，就是审美观念变化的无意流露，诗人笔下的新时代姑娘有着新的美色：
 　　你是一株健美的英雄树，/把腰儿挺得笔直，/把步儿跨得轻捷，/即使在群众的会场上，/你的声音没有一些羞涩。/……

在创作这些反映新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点的诗作时，他还把以前写的未刊诗稿编为一集，定名为《孩儿塔》，准备付印。孩儿塔是殷夫故乡义冢地中专供丢弃死婴的塔。他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一文中，说《孩儿塔》诗集所收的都是“阴面的果实”，他编这本诗集的目的是“想把这些病弱的骸骨送进‘孩儿塔’去”。他“埋葬病骨”是为了增加前进的勇气，为了使自己“更向前、更健全”。这些话，如果作为对《孩儿塔》诗的估价当然是不够客观的。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介绍，殷夫早期诗作有着相当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但是，我们从殷夫编辑《孩儿塔》诗集这一行动中，看到了他自我决裂的勇气。为了“向真理的王国进礼”，他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要向着“光明的去路”前进，要唱一只新的歌。

五、 “我们要唱一只新歌”

 1930年初，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家们总结1928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经验，正在酝酿着新的团结和联合。1930年1月1日，殷夫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上发表了《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的长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肯定了1928年以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成绩，也指出了太阳社创造社的某些错误，并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学标语口号的倾向。作者提出要将“建设革命文艺”作为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并要求“文化运动要与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虽然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些偏颇之处，但他所提出的文化运动的任务和方针，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对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联合， 是有推动作用的。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殷夫为发起人之一。他当时虽然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实际革命工作任务，但仍然坚持文艺创作。他认为：革命文艺具有“伟大作用，它是诉诸情感与直觉的最有效的东西”， “是一个极有力的武器”。1930年，他在“左联”和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红色鼓动诗。《前进吧，中国!》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被帝国主义掠夺日益贫弱的情况下，诗人却以坚定的信心呼唤着：
 　　前进吧，中国，/目前的世界——/一面大的旌旗，/历史注定：/一个伟大的搴手;你/前进吧，中国!/……

这宏亮的声音，鼓舞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对祖国的爱，是殷夫诗情的源泉。由此出发，诗人对那些把我们国家拖入黑暗深渊的“帝国主义”、 “豪绅军阀”、 “地主爷”，表示了极大的恨。他召唤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要用血用肉用铁斗争到底!我们要把敌人杀得干净。”(《五一歌》)创作于“五卅”纪念日的《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是战斗的宣言书，诗人以掷地有声的诗句表达了青年革命者的坚强决心：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一切——都是钢铁，/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纪律!

在这首战斗抒情诗的结尾，诗人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战斗的警钟响彻了天空，/是时候了，全世界无产青年快团结!齐聚在共产青年团的旗下，/曙光在前——/准备刺刀枪炮，袭击!

这些如火一样会燃起读者战斗热情的诗篇，以其强大的鼓动力为特征，被称为红色鼓动诗，而留存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
 殷夫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风格。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经指出，殷夫的诗“并非要和现在的一般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鲁迅的这一崇高评价，揭示了殷夫诗歌的特色及其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在当时的诗坛上，殷夫的诗作确与一般诗人不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革命进入低潮阶段，在诗坛上弥漫着的是一种低沉、凄婉的调子。小资产阶级的诗人们，丧失了革命的热情，弹奏着幻灭、感伤的歌。资产阶级作家则打起“唯美”的旗帜，提倡写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的纯诗。可是殷夫却在这形势的转折关头，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唱出了新的歌。黑格尔说过： “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殷夫内心充满了革命的感情，他的灵魂与整个革命事业融为一体，他写诗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哀怨，也不想进入高雅的艺术之宫。他用宝剑蘸着鲜血写成的红色鼓动诗，是为了表达千万革命者的心声。因此，他的诗，与当时诗坛上风靡一时的新月派、现代派诗完全异趣。读他的诗，我们眼前会出现：鲜红的血字、飘扬的战旗、暴怒的人群、激烈的搏斗……我们耳边会震响着鼓声、号角、呐喊……我们会感到一股热潮涌来，感到血液在沸腾。在他的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崇高的美、斗争的美、力的美。他的诗产生在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时代，他的诗是属于代表着未来的无产阶级的“世界”。
 即使在无产阶级这一“世界”里，在革命诗派的作者中，殷夫的诗也并非一般。他的诗是最富艺术感染力的。三十年代就登上诗坛的老诗人力扬曾经指出：殷夫“那些写革命斗争的诗篇，都有着丰富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而没有他的同时代的诗人们在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那种标语口号化的缺点。这种缺点，是因为作者缺乏丰富的现实生活的基础，因之，在作品中形成形象的贫乏和感情的虚假，常常出现对于革命的空洞的叫喊，和一些革命术语堆积的现象。”(《读殷夫同志的诗》)而殷夫却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革命感情和丰富的斗争生活体验的人。他和他所敬仰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一样，既是一个歌者又是一个战士。他并不是站在革命队伍之外高叫着“革命”，他自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的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达到了最高的融洽： “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都在诗篇里喷发出来。丁玲曾称赞他是“诗坛的骄子”，并说： “我还没有读到过象他这样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熟悉当时文坛情况的力扬和丁玲等老作家的评价，充分说明了殷夫在革命诗派中的突出地位。
 殷夫是一个诗才横溢的青年，他善于运用与内容相和谐的艺术形式，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写的爱情诗，情深意切、格调委婉：
 　　我拈花，摘花，插襟，/你微笑、点头，红晕。/花上有水珠，/花下有深心。
  　　　　　　　　　　　　　　　　　　　　　　　(《青的游》)
 他写的小诗，言简意赅，诗意含蕴：
 　　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
 　　　　　　　　　　　　　　　　　　(《放脚时代的足印·二》)
 可是，当他为了鼓舞群众革命情绪，为了表达具有强烈政治内容的主题时，他找到了红色鼓动诗这一形式，形成一种旋律急速，节奏强烈，音调铿锵的诗歌风格。请看《意识的旋律》的末节：
 　　最高，最强，最急的音节!/朝阳的歌曲奏着神力!/力! 力!力!大力的歌声!/死!胜利!决战的赤心!/朝阳!朝阳! 朝阳!/憧憬的旋律到顶点沸扬，/金光!金光! 金光!/手下生出伟大翅膀，/旋律离了键盘，/直上，直上天空飞翔，飞翔! 飞翔!

这种诗的表现形式，与他所写的爱情诗、小诗的风格完全不同。它继承“五四”时期郭沫若等自由诗的战斗传统，吸收了拜伦、裴多菲等国外诗人的艺术经验，熔合为自成一格的战斗鼓动诗。为了使他的诗作更便于朗读和背诵，他还注意克服自由诗的散文化倾向，使诗行大体整齐并具有一定的韵律。在《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中，就有整齐、押韵、音调铿锵的诗句：
 　　在你们的头顶上，/我们建筑起新都，/在你们的废墟上，/我们来造条大路，/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太阳的照耀处。
 为了使红色鼓动诗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殷夫改变了早期诗作含蓄隽永的风格，而追求诗歌的通俗化和口语化。这种风格的变化是与读者对象的不同紧密联系着的。红色鼓动诗是给工人群众和青年读者看的， 当然不能过于高雅、深奥;要在急遽的斗争中迅速发挥战斗作用， 当然不可过于含蓄、隐晦。他在《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就提出文艺作品要“力求群众化”。他说： “在过去，我们看一般做文化运动的人，满口是‘奥伏赫变’， ‘战取’， ‘意德沃罗基’，‘布尔乔亚’， ‘普罗列达利亚’……不一而足，笔下也都是诗意葱茏，做得又温雅，又漂亮。可惜这种文章，连中等以上的学生都看不大懂……这是不行的，今后须努力求其群众化”。殷夫自己创作的诗，总是力求为群众所理解，诗中所用的比喻也多为群众所熟悉的事物，如：
 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
 　　　　　　　　　　　　　　　　　　　　　　　　　(《我们)》)

烟囱之高挺，皮带之坚韧，这是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很常见的，因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样的比喻既贴切又形象，由于是工人群众熟悉的东西，因而能够引起艺术联想，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1929年开始，殷夫拓宽自己的创作领域，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塑造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较为成功的是《小母亲》中的林英。她出身于相当富有的家庭， 本来可以“在华美的环境中，做她女性的春梦”，但她仍愿抛弃“好的享受，好的生活”，为了正义和真理， “准备迎接一切的苦难和不幸”。作者截取生活中的一天，描写她从清晨到夜晚的繁忙的革命活动，并充分揭示出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殷夫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和这些新型的女性有着密切的交往，感受到她们内心崇高的美。林英的形象是殷夫新的审美理想的结晶，是新的知识分子女性的典型。
 殷夫小说中有一些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的，如《KlngCoal》《监房的一夜》等，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作为研究殷夫生平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一类青年的艺术形象，并反映了在革命浪潮冲激下青年们的思想变迁。
 殷夫在散文创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速写《“March 8 ″S》，选择“三八”妇女节这一天，通过不同阶级人物，不同生活场景的勾勒，生动地显示出上海的整个社会面貌，无论从剪裁或描写上，都是相当成功的。《血淋淋的“一一三”惨案》、 《又是一笔血债》等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描述生动，感情横溢，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堪称是优秀的报告文学。
 殷夫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从事创作的时间很短，而且紧张的斗争生活，使他不可能在艺术上进行锤炼和推敲，因而某些作品显得有点粗糙。如果能给他发挥才能的条件和机会，他将会创作出更完美的作品来。

六、“我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

 殷夫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正如他在《五一歌》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为解放自己的阶级，/我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他担任青年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工作，负责编辑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他参加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他为党刊《红旗》撰写政治论文，为“左联”刊物创作诗和小说。他还亲自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撰写反映工人运动的报告文学。1930年，他发表了三十六篇论文、 翻译和创作，在文艺作品方面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各种体裁。他以年轻革命家和诗人的充沛的热情，奋不顾身的工作着。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 “我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此时殷夫风华正茂，是创作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
 1931年1月17日，殷夫到上海东方旅社参加一次党内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有党的重要干部及柔石、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共二十余人。殷夫在狱中坚强不屈。他还帮助柔石学德文，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革命工作。在他牺牲的前两天，他有一张小条子送给朋友，从这小条子的内容看来， “他的心境是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 异常平静的”(阿英《殷夫小传》)。2月7日晚，他同二十多位革命者一起，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
 殷夫被杀害的时候还只有二十一岁，他给我们留下了诗作九十九首，译诗十一首。创作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上是有贡献的，他是革命诗派的代表诗人。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 “殷夫同志象昙花一现似的，象小小的火花，爆几爆就灭了，但他的光是随着这一束诗篇放射到很远，他的顽强的意志，革命的精神永远不会死，而他的诗更将燃烧着后代年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