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1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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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廉吏王光鼎

王朝鼎革之际,必有良将忠臣; 而天下大定,由乱入治,则必有干臣廉吏。康熙即位之初,三藩作乱于外,权臣恃威于内,经过近三十年的治理,全国形势始趋平稳。为了医治战乱疮痍,必须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 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与民休养生息等等。这是一个呼唤能臣廉吏的时代。康熙二十年 (1681),康熙帝...

王朝鼎革之际,必有良将忠臣; 而天下大定,由乱入治,则必有干臣廉吏。康熙即位之初,三藩作乱于外,权臣恃威于内,经过近三十年的治理,全国形势始趋平稳。为了医治战乱疮痍,必须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 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与民休养生息等等。这是一个呼唤能臣廉吏的时代。康熙二十年 (1681),康熙帝接见直隶巡抚于成龙,称他为 “清官第一”。于成龙曾任江南、江西总督,廉洁自律,为民谋利,被誉为 “一代廉吏”。在严州,康熙年间也出了一代廉吏,他就是严州知府王光鼎。

王光鼎,字吉铉,奉天 (今辽宁沈阳) 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五年 (1696) 任严州知府。当时,“三藩之乱”平定不久,闽藩耿精忠兴兵,祸及浙赣交界的严州,朝廷大军皆取道严州进入闽赣,军需供应,劳民伤财,严州元气大伤。丁口减少,田地荒芜,百废待兴。王光鼎远道而至,面临的是一片破败荒凉,“下车之日,励精勤政,以移风易俗为先务。劝民植茶于山,垦荒土之不耕者,以广兴地利。” (仇兆鳌 《王公祠记》) 他首先抓的是稳定社会,教育百姓,建立社会秩序,接着便是发展生产。茶叶为严州之传统特产,也是政府重要的财赋税源,严州山民有栽种茶园、制作茶叶的经验和传统,而且茶叶栽培周期短,收效快,因此发展茶叶生产是恢复经济的一项好措施。他又招徕游民开垦因战乱而招致荒芜的田地,以便尽量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加快恢复经济的步伐。这是两项非常得力的救急措施。正当王光鼎在按自己的部署一步一步地推行恢复计划时,第二年严州发生了大旱,“田苗日槁,民惶惶虑艰食”。严州山区,小雨辄涝,小旱辄槁,连救旱的塘水也难寻,只能靠老天发慈悲。州城之北有山曰乌龙山,龙者施雨之神也,每逢天旱,都循惯例往乌龙山求取圣水以祈天公施雨。王光鼎觉得自己乃是代天子守一方之土的责任人,阴阳不顺,水旱乖沴,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的缘故。于是率领府中僚属,赤脚芒鞋,步行登山,往乌龙山巅的圣水池求取圣水,以祈龙神施雨,解除旱情。因天气闷热,身体劳累虚弱而导致中暑,回到衙中,已是不起,但犹不忘田间旱情,祈求苍天,为民请命,早施甘霖,以解民困。“易箦之顷,独以斯民为念,无一语计及身家。” (张允美记) 即使在生命垂危之时,他想到的还是百姓。百姓们十分感动,都跑到城隍庙去烧香叩头,祈祷城隍老爷保佑知府大人早日痊愈,情愿以身相代。王光鼎逝世后,百姓们纷纷赶往城隍庙,“蜂拥蚁聚,城隍庙石栏顷刻坍倒”,把城隍庙内的石栏杆也挤翻了。全城百姓都自发地为知府大人戴孝,寄托哀思,“三日之内,城野皆麻衣”。因为王光鼎廉洁自律,“食俸之外,未尝取民间一丝一粟”,公子景芳扶榇北上,缺少川资。百姓们闻讯,纷纷解囊,“助丧而归”。灵柩离境之时,城乡一片哀恸: “耕者哭于畔,行者泣于途,商旅辍于市,号恸之声,闻于四境。” “壶浆箪食之祭,相望于道,百余里不绝。” 那场面天地也为之感动。

王光鼎死后,“民为立祠”,一在城中东门街,一在 “城东六十里梓州 (今乾潭镇姚村村) 白云洞”。白云洞王公祠内的塑像清装赤脚,“首则朝冠,足趾草履,一其祷雨时如此也”(清·俞樾 《春在堂随笔》)。这样赤脚官员的塑像海内也不多见。封建时代能出现脱去朝靴,穿上草鞋,徒步登山的四品官员,确实不多。这样的好知府,难怪要感动一城的百姓了。

据地方志记载,王光鼎在严州知府任上仅九个月,却能获得老百姓如此发自真心的爱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的。康熙中叶,乾坤初定,饱受战乱之苦的江南人民,亟盼休养生息,这时来了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老百姓的感戴之情可以想见。民间传说,王光鼎原本是不会死的。他登山中暑,病倒在床,却有人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说他并未上山求雨,肚子痛乃是装出来的,除非他敢于喝下生桐油,才能证明他真的病了。据说生桐油能解中暑之症,但如不是中暑,喝下桐油即会上吐下泻,会有生命之忧。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王光鼎真的喝下了桐油,结果加剧了病情,很快就死了。

◇三都姚村白云洞王公祠

王光鼎是奉天 (今辽宁沈阳) 人,以其北人的质朴纯厚,为民谋事,但却遭人暗算,以致为国捐躯。人们敬其爱民之情,痛其质直之心,更愤恨那些奸猾刁吏,纷纷赶到城隍庙去为其祈祷,愿以身代,表露了百姓们纯朴善良的心情。

康熙年间,是清王朝渐趋稳固的重要时期。经过明末的战乱,加上清初的 “三藩之乱”,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人民期盼安定。地方文献中关于王光鼎的记载十分简单,只知道他是奉天人,生平家世及身后之事都不清楚,他也没有资格进入 《清史稿》,但是他的事迹却感动了著名的学者仇兆鳌。仇兆鳌为他挥笔写下了情感动人的 《王公祠记》。在这篇记文中,仇兆鳌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尖锐的命题,即地方官的好坏对于国家稳固的重要意义: “二千石乃亲民之官,贤则民受其福,否则民被其祸。”

“与吾共此民者,惟良二千石乎?”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问题,是每一代执政者都必须回答并且加以解决的问题。“生也为民而切其勤劳,亡也亦为民而丧其躯命” (县绅张允美记)。王光鼎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诚意足以感动上天,他的愚钝乃时代之局限,与一心为民是无关的,他之所以为严郡百姓所怀念,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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