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七十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小说、童话、散文和诗歌，奠定了自己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根据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践，我们把叶圣陶的文学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加以论述。这就是早期(1919—1924)，中期(1925—1929)和后期(三十、四十年代及以后)。
 

一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1894年生于苏州。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当小学教师。从这时到“五四”以前，他以圣陶、叶匋、叶允倩为笔名，在上海的《礼拜六》、《小说海》等刊物上，发表过十多篇文言小说。这些作品给民国初年荒芜的文坛，增添了一丝新意，也为他以后的新文学创作做了准备。
 1919年到1924年，是叶圣陶以“五四”为中心的早期创作阶段。五四运动前夕，他热情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吸收新思想。1919年初，开始向《新潮》投稿，不久又加入了新潮社。他以激昂兴奋的心情，迎来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过后，他又在北京、杭州、福州等地短期任教;1923年全家迁居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在一些学校兼课。
 这一时期，叶圣陶常用的名字有叶绍钧、圣陶、郢、郢生、秉承等。他的创作力惊人的旺盛，成果也极为丰硕。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在某些领域内对新文学的成长发展，起了开创、推动的作用。他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出版于1922年3月的《隔膜》，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第一个是郁达夫的《沉沦》)。他在本时期共写了五十多个短篇，分别收入《隔膜》、《火灾》、《线下》三个集子。写了二十八篇童话，1923年印行的《稻草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童话集，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已创作的路” (《<表>·译者的话》)。这些童话反映了现实的黑暗，表达了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对中国后来的童话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五四”时期，叶圣陶就开始了写新诗，1922年初出版的八人新诗合集《雪朝》中，收录了他的新诗15首。他的诗直抒胸臆，平实质朴，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写于1924年底的长诗《浏河战场》，真实生动地揭示了江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一首难得的优秀长诗。散文的数量也不少，除收集在与俞平伯合辑的《剑鞘》中的十二篇外，大多未入集。此外，还有独幕剧《恳亲会》和三幕剧《艺术的生活》，在我国早期话剧艺术的发展中，留下了足迹。
 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叶圣陶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其骨干成员和创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强调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关心民众疾苦，同情被压迫被损害者;他的创作集中地、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血与泪”的文学宗旨。他本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人生，特别是身心备受摧残、力求自由发展天性的儿童的人生，在封建道德枷锁下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的人生，以及被灰色生活窒息得麻木不仁的城镇小市民的人生。
 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悉。因此，描写旧教育的内幕，表现少年儿童的生活，就成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据估计，在他写的近百个短篇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构成了叶圣陶创作的独特领域——教育文学。
 在“五四”科学、民主思潮薰陶下，在多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叶圣陶形成了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从1919年起，他在《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等论文多篇，详尽地阐发了他的民主主义教育观点。他的反映少年儿童人生的作品，正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产物，充溢着民主主义精神。
 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封建教育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对衰朽没落的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否定。他对旧教育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只会对儿童造成损害”。他指出，旧教育“不如意事常八九”，“儿童受了这样的教育，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他大声疾呼旧教育“非改弦更张不可”，要“求得个彻底的解决”(《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他用教育文学对封建教育的弊端和罪恶，作了尖锐激烈的抨击。《乐园》、《啼声》、《饭》等小说，对畸形病态的旧教育作了鸟瞰式的扫描：教育当局的腐败，教员水平的低下，学校设施的简陋，教学质量的低劣。如此落后的教育状况，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黑暗的折光。教师是整个教育事业中关键的组成部分，教员水平的高下，是衡量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尺度。叶圣陶教育文学通过对旧教员的刻画，从另一个侧面去揭示旧教育的恶浊。他笔下的教员，大多数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毛病，处于受讥讽被批判的地位。他们或是没有正确的人生观，缺乏修养和学识，或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教育当作混饭糊口的手段。《饭》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吴先生，软弱懦怯，对上级的勒索盘剥，忍气吞声，不敢言也不敢怒，可笑又可怜。《义儿》和《风潮》里的英文先生和历史教员，粗暴野蛮，竟在课堂上出丑露乖，引起了学生们的义愤和反抗。《一课》里的陆先生，只会形式主义地照本宣科，根本不问教学效果和质量。他们之中，有的庸俗浅薄，在百无聊赖中只能靠编造一些言不由衷的情书来补填精神上的空虚(《云翳》);有的性格变态畸形，对教学漠不关心，却热衷于令人作呕的同性恋(《被忘却的》) ;有的爱面子，尚虚荣，吹牛逞强，差一点丢了性命(《游泳》》;更有甚者，有的身为师表，却道德败坏，公然干出打牌赌博、乱搞女人的丑行(《校长》)。叶圣陶以特有的幽默感，活活勾画出旧教员中一部分败类的不堪入目的丑态洋相，从而达到了揭露旧教育腐败黑暗的目的。
 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还表现在以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少年儿童悲惨不幸的遭遇和他们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暴虐、磨难。《阿菊》中的阿菊，她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间狭窄、暗黑、简陋、溢着恶臭的破屋。闭塞、阴暗、愚昧的贫民窟生活，使她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要被铸造成为一个“低能儿”。《阿凤》中的阿凤，六岁就当童养媳，“受骂受打同吃喝睡觉一样地平常”，牛马不如的屈辱人生，磐石般地窒息、压抑着她活泼、天真的禀性。《寒晓的琴歌》对“被侮辱者”——被迫卖唱、供人取乐的儿童歌女，进发出沉重的感叹和不平。童话《阿秋的中秋夜》中的童工阿秋，为生活所迫，整日为丝厂卖命，却得不到半点温饱、欢乐和爱抚，在弥漫着团圆氛围的中秋月夜，他只能在梦幻中飞入月宫，与里面的仙童尽情玩乐戏耍。这些不幸的孩子，跟随着他们多灾多难的父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呼号，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受教育了。叶圣陶把儿童苦难的人生与黑暗现实联系在一起，从孩子的角度撕开了旧社会的一角，亮出了吃人社会的真相，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控诉。
 喊出了被束缚、禁锢在封建教育下儿童的心声和愿望，要求全社会尊重儿童、关心儿童、同情儿童、了解儿童，使他们获得发展天性的自由，这是叶圣陶民主主义教育文学另一个重要表现。小说《啼声》借一个新生女婴的口吻，向“损害”他们的“仇敌”，向封建社会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孩子们的摧残戕害，作了愤怒的、带着血泪的抗议控诉。实际上，这也是叶圣陶本人对专制、野蛮的封建教育的不满和发泄。在批判旧教育损害儿童的同时，叶圣陶也在寻求理想教育的途径。在他看来，儿童要健康地成长，必须为他们特设一种能自由发展天性的环境。而这个正是旧教育所缺少的。小说《义儿》中的义儿，聪慧灵敏，酷爱大自然和绘画，然而却被认为是个“不肯好好读书”的学生，遭到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责备与压力。《一课》里的“他”，也是个喜好昆虫和大自然的孩子，可是他所倾心的大自然却被不理解他的教师、教室、课本生硬地隔开了，割断了求得真知和美的享受的机会和愿望。他和义儿一样，虽然具备某种天赋，但因缺少一个发挥、驰骋它们的天地，致使这种天赋受到遏止，阻滞了聪明才智的尽情发展。通过这些少年儿童的不同性格和经历，作者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教育者必须细致、认真地洞察、理解儿童的志趣、需求，循循善诱，使他们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汲取知识，发展个性，增长才干。只有这样少年儿童才能无拘无束地茁壮成长。叶圣陶力主教育的实践性、启发性，反对硬性灌输、死读书以及压制、打骂、体罚。他所理想的“替儿童布置个极适当的环境”，除了种种教学设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建立平等的、民主的师生关系：“儿童和教师，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彼此是同情的，互助的……” (《小学教育的改造》)对这样一种环境的要求，实际上是“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精神在叶圣陶教育文学中的反映。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强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提倡以人为本。叶圣陶把这些思想吸收到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去，把它们与儿童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教师必须根据儿童的特点进行教学，学校应以儿童的需求志趣设置课程和设备。他大声疾呼要从根本上尊重、理解、爱护儿童：把儿童作为一个真正平等的人来对待，做到孩子与成人平等，学生与教员平等，孩童与家长平等。凡此种种，都是人道主义思潮在叶圣陶教育思想中的体现，是“五四”前后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在他的教育文学中具体、形象地再现。
 反映妇女的人生，是叶圣陶“为人生”文艺观的另一个体现。“五四”前后，他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对于处于封建道德重压下的妇女，特表同情和关注。1919年2月，他在《女子人格问题》 (《新潮》一卷二号)一文中尖锐指出：“女子应具人格”，而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向来“没有人格”，她们被剥夺了作人的权利，成为男子玩弄的机器，而且还要受到各种伦理纲常的欺骗麻醉，自己“身受其苦而不疑”。对此，叶圣陶认为：“女子自身，应知自己是个‘人’，……‘人’相当服从真理，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便应唾弃它，破坏它。”尊重妇女，维护女子人格和人权，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是叶圣陶早期妇女观的核心。他的以妇女人生为题材的作品，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的。
 首先，叶圣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女子应是一个‘人’的观念出发，对封建道德践踏、糟塌女子人格，不把女子当作人的罪恶行径，加以严厉地谴责抗议，对旧社会妇女非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怜悯。《隔膜》集的首篇《人生》，原名就是《这也是一个人》。作家用冷峻沉痛的笔触，描述了女主人公象耕牛一样被嫁出去，象耕牛一样被驱使虐待，又象耕牛一样被卖掉。在那万恶的封建社会，女人“简直是简单的一个动物”。《醉后》中那个依门卖笑、出卖灵肉、任人蹂躏的姑娘，完全是一架供人发泄兽欲的工具，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深重的压迫和摧残，使这些妇女性格中美好的东西，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扭曲了，变形了。珠儿娘(《旅路的伴侣》)不仅担负着贫穷命运的熬煎，而且还要承受夫权的肆虐欺凌;在生活的逼压下，她由一个温顺、吃苦耐劳、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变成了俯首帖耳、甘做牛马的奴仆。十八、九岁就守寡的陈二奶奶(《潜隐的爱》)，“仿佛阶前一个小的水泡，浮着也好，灭了也好”，她的存在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但她是个人，有着人的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母爱，在冰冷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她只能把潜藏得很深的爱，悄悄地、偷偷地倾注到邻家一个小孩的身上。瑞芝(《春光不是她的了》)的家境虽然较好，但也免不了受歧视欺侮。结婚十载，无端遭弃，想自食其力，奋力搏斗，但在“一团漆黑”的现实生活苛逼之下，仍然挣脱不了命运之网的播弄摆布。这些忍辱负重的妇女，大多是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受损害者，她们在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下，忍气吞声，屈辱地活着或死去。从她们身上，还看不出任何反抗和斗争的性格。
 其次，与上述这些女子相反，叶圣陶早期创作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涤荡和冲击，已经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桎梏下开始有所觉醒。写于1919年3月的《春游》，叙述一个从来只知道服从、崇拜丈夫的“屋中之囚”的少妇，从狭隘、逼仄的家庭生活小天地里，走到大自然中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强毅的精神”，流露了对自由、个性解放的喜悦和向往。在《两封回信》里，就更加直接明暸地表达了妇女要求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女青年万璿(《一个青年》)为了自身的尊严，维护个人的人格，严词拒绝了浮浪纨绔少年“责人施与”的求爱，对社会上不尊重女性的恶习歪风，痛加砭斥。这些女子是叶圣陶创造出来的“五四”时期新型女性形象，她们多数出身中产人家，接受过新思想，有文化素养。她们渴望冲破家庭樊牢，不做男人的玩物，抗拒异性的侵犯和亵渎。这些都无不打上“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烙印：男女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要求把女子当成一个真正的“人”。凡此种种，都标志着当时妇女新的觉醒和反抗。尽管她们的觉醒还只是一种初步的萌发，她们的行动只是一种带有自发性的消极的自卫，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有意识的强有力的抗争，但比起旧式妇女逆来顺受，“身受苦而不疑”，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再次，通过对妇女人生的描写，显示了叶圣陶进步的婚姻观。他力主男女结合之后，女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她是“社会上一个健全独立的分子”，而决不是男子的附庸摆设，“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女子人格问题》)。他在《萌芽》、《小病》、《云翳》和《两样》等许多小说中，一再宣扬理想的两性关系——“夫妇一体”。他笔下的不少夫妻，和睦融洽，体贴信赖，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真可以说是“一体”。他也写了因达不到“一体”而引起的种种纠葛冲突，表现了在爱情问题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夫妇一体”这样一种两性关系是针对着封建社会歧视迫害妇女，夫妇关系只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提出来的，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尊重女子人格和权利的基础上的，也是叶圣陶在封建宗法制和封建伦理纲常统治下所向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夫妇关系。毫无疑问，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积极的，有着反封建意义的。
 茅盾说：“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确实，客观冷静地描写小市民卑琐灰色的人生，是叶圣陶早期创作的一大特色。他常年生活于江南城镇，对小市民阶层的生活习性十分了解并有着细微周密的体察。他用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显示了小市民的特征。《一个朋友》热辣辣地嘲讽了小市民的人生哲学：人生在世，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一代接一代的结婚生育，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要求和理想。这样的人生观，在当时小市民社会中是具有代表性的。《隔膜》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表面上虚伪的寒暄、应酬、礼节，而骨子里却是隔膜、疏远、漠不关心。《疑》中的主公庸人自扰，在无所事事中整天惶悚不安地猜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写于1924年底江浙战争后的小说《外国旗》和《潘先生在难中》，刻画了战乱中小市民可悲可笑的心理和性格。前者写寿泉夫妇为逃避兵乱骚扰，用重金买来一面外国旗当作护身符，但结果仍逃脱不了战乱的祸害。后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军阀混战中小学教师潘先生利己主义的嘴脸。正如茅盾所说：“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论王鲁彦》)潘先生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小市民的典型形象，是叶圣陶创作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他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对小市民庸俗无聊的人生作了入木三分嘲笑、挖苦。应该说，小市民的人生是封建社会反动的、停滞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封建制度肌体上溃疡腐烂的一个恶臭局部，小市民的人生哲学是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因此，叶圣陶对小市民的鞭挞笔伐，就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揭露打击，它的反封建性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叶圣陶早期创作，可以清楚看出，他深受个性解放、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并以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通过对儿童、妇女、小市民形形色色人生的描绘，猛烈地抨击了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生活，比较全面深刻地解剖了北洋军阀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丑恶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的创作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平等的要求，是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一致的，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从总的倾向看，叶圣陶“五四”前后的创作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地指出自己所描写的那些丑恶现象产生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而错误地以为，它们只是一些“附生物”，只要实现爱和美，这些附生物就会清除掉。正如茅盾所说：“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钱杏邨也指出，叶圣陶只是客观地开了“脉案”，而没有开出“药方”(《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叶圣陶用他塑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确实诊断出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封建社会的不治痼症，开出了“脉案”。他也开出了“药方”，但却是一剂不成功的“药方”——改良主义。象许多“五四”作家一样，当时流行的改良主义社会思潮，对叶圣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他有力地揭露旧社会的同时，却看不到产生这些罪恶的真正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和方向。他的教育文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总是孤立的、形而上的从教育本身着眼，而未能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他把旧教育的弊病过多地归咎于教员水平的低下和学校设施的不良。事实上，在剥削制度下，教育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如果不推翻反动政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凭个人热情去设计什么“适合儿童发展的特殊环境”，在教员、设施方面作一些枝节的革新改良，是行不通的，是一种空想。同样的，妇女解放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妇女的没有人格不单单是一个男子压迫的问题，“夫妇一体”并非是解决妇女问题的灵丹妙药。叶圣陶在当时还认识不到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与革命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妇女解放才能实现，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这种不通过革命手段从根本上触动社会制度，而试图对教育、妇女等问题本身实行一些局部的表面的改良，正是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也清楚表明了当时叶圣陶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性。
 改良主义的影响，不能不削弱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度，损害人物形象。叶圣陶早期作品的某些人物，包括《苦菜》、《晓行》、《稻草人》中的劳苦农民在内，只是感叹命运的不济，并没有任何的反抗行动;而更多的人物，则是在“爱”、“美”中寻求寄托和庇护。即使一些稍有反抗性格的人物，他们或只是初步的觉醒，还未形成坚强有力的行动和实践(如《两封回信》、《一个青年》)，或只是一些带有盲目性的自发反抗，得不到实际效果(如反映学生罢课的《风潮》)。唯一一篇反抗性较强的《桥上》，却渲染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个人行刺暗杀的错误行为。这说明，在早期创作中，叶圣陶揭露批判封建社会是深刻的，刻画受蹂躏遭迫害的小人物是成功的，但却未能塑造出敢于挺身而出反抗旧社会、具有时代特点的成功的人物形象。
 

二

 叶圣陶的以大革命为中心的中期创作活动，正是二十年代的后五年。这时，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叶圣陶当时仍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在一些大中学任教，同时进行文学活动。他不但作为一个编辑、教师和作家，而且还以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与著名共产党人杨贤江、沈雁冰、侯绍裘等交往密切，深受进步思想影响。他热情地投身于现实斗争中去。在五卅运动中，他冒着滂沱大雨，加入了南京路示威游行队伍;接着，又和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主张坚决反对帝国主义。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他立即撰文致哀和声援。同年五月，党领导下的“中国济难会”成立，他立刻参加并主编该会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次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建立了革命政权——上海市民政府，叶圣陶全力拥护支持。他接受新组建的教育局的委派，参加对一些学校的接管。他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北伐军开进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他不避艰险，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战斗。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大革命烈火的锻冶，叶圣陶迈着坚实的步伐，紧跟着时代前进，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革命战士。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受到了不实事求是的批评，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厌世家”。他把新编的小说集定名为《未厌集》，以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事实为他做出了公正的、有说服力的结论。
 思想上这种长足的进展，立刻映射到他的作品中来。从1925年到二十年代末，叶圣陶的创作取得了全面的丰收。他写了二十个短篇，分别收入小说集《城中》、《未厌集》和散文小说合集《脚步集》中。1928年，《教育杂志》连载长篇小说《倪焕之》，次年单行本问世，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文，其中少部分收入《脚步集》;此外还有新诗，都未入集。
 由于亲身参加了现实斗争，受到革命运动的激励锤炼，思想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日益充实丰满，叶圣陶本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特色。
 最显著的，就是以饱满浓郁的政治热情，迅速直接地描绘革命斗争的壮烈图景，歌颂群众运动的宏伟场面。这就使他本时期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精神。从内容上说，反帝的主题进入了他的创作领域，由前一阶段单纯的反封建而转变为以表现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民主革命运动。从形式上说，五卅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自觉地拿起了战斗的匕首——杂文这个武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围绕五卅运动和大革命失败，叶圣陶写作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杂文、散文、小说和诗歌，再现了这一段风雷激荡的革命历史的风貌。《五月三十日》一诗，悲愤地控诉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同胞的罪行：“奴隶手中的快枪，/向密集的群众开放!/……鲜红的血淌在“租界”的大马路上!”但枪声和鲜血吓不倒英勇的爱国群众：“大家拿出一颗心来，/大家举起两只手来，/我们不孤单呀，/我们气方壮：/心心融和为大心，/手手坚持成坚障，/要扑灭那恶魔的猖狂……”著名散文《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倾泻了作家炽烈火热的爱国情思，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无比仇恨，对工人阶级的由衷敬佩。认识了群众的力量，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叶圣陶在五卅运动中最重大的收获。《一致对外》一文斥责了统治阶级在五卅事件中的动摇妥协，得出了“独有工人们，仿佛孤军深入、抵拒于前线，死也不回顾”的结论。写于五卅运动高潮中的杂文《诸相》，寥寥几笔，撕下了所谓“教育家”“知识阶级”的恶劣假面，热情颂赞“种得熟十亩田，织得成十丈布”的工农大众，说他们“把社会撑住了”，而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大踏步地一齐站出来，步步着实，坚定有力，定会把娘儿们似的一批人所站立的那些阶石踩得粉碎。”这种分明的爱憎，在《认清敌人》一文中，表述得更为强烈。文章层层推理用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论证了杀害中国人民的真正刽子手，是那些“混合着狮子与豺狼”性格的帝国主义者，驳斥了御用文人、洋奴政客对革命运动的诬蔑。新诗《五月》描述了各类敌人对红色的革命的五月的恐惧心理，而“劳作的朋友”、“青年的朋友”、“爱国的国民”却在热风骄阳中举起臂膊，高呼“灿烂的五月”、“光荣的五月”、“奋发的五月”!抒发了一种乐观向上的革命朝气。散文《莫忘记》对正在战斗或已光荣牺牲的革命者，唱了一曲动人心弦的赞美诗。散文诗《诗人》则发出了嘹亮的战斗宣言：“把这个生活撕成粉碎，让它再也拼凑不拢来;同时另外建造一个新的。”可以看出，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叶圣陶的思想已经超出了人性论的范畴，能初步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运动的动向，辨认斗争中的敌友。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的创作闪熠着一种犀利逼人的战斗批判锋芒，其矛头直指新军阀蒋介石的血腥统治。优秀短篇小说《夜》，揭露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冥世别》写牺牲于敌人屠刀枪弹之下的革命烈士，不愿在冥间“永远安息”，要求重返人间与杀害他们而后又诬陷他们的反动统治者血战到底，显示了革命者宁死不屈，死不暝目的革命气概。《某城纪事》以土豪劣绅在大革命中钻营取巧、篡夺胜利果实为主线，揭示了革命惨遭失败的沉痛历史教训。《李太太的头发》通过李太太剪发前后的经过，从一个侧面细腻地映照出大革命期间人心的浮动嬗变。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歌剧《风浪》，表述了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同战胜险风恶浪的严肃主题。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不少人悲观绝望、幻灭动摇的情况下，叶圣陶的作品能闪耀出如此夺目的积极乐观的火花，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与早期创作相比，叶圣陶在本时期塑造了一批有着鲜明反抗性格的新型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有着比较厚实丰满的现实斗争的血肉，人们从中可以听到革命风云的呼啸怒号，感到时代脉搏的舒张跃动。青年教师丁雨生(《城中》)，是叶圣陶创作的第一个成功的正面人物形象。在与封建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他的对手不仅是教育界的保守力量，而且还面临着整个强大的反动政权，因此他的反抗就不仅是单纯的教育范围内的革新改良，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背景。《在民间》以五卅大罢工为背景，主人公姜和庞是两个女学生，他们经过革命运动的教育，对劳工有了新的认识，愿意到他们中去“了解和学习”。当他们深入工厂，才发现自己与工人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篇小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五卅运动在部分知识分子身上的投影：尊崇劳工，接近群众，愿意走向工农大众，渴望“在民间”生活和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民间》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描写革命运动对知识分子产生积极影响的小说之一。《抗争》中的郭先生，在与反动教育当局较量的过程中，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强调“联合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意识”。抗争虽然失败了，他却得到了有益的教训，动摇了“平日的根本的信念”——“一切希望都系于教育”;开始把着眼点落在铁匠铺的劳动者和袜厂女工身上。到《夜》中的老妇人，从她性格的发展中展现了人民群众经过血淋淋的教育而产生的新觉醒和反抗。叶圣陶不仅刻画了这些富有政治色彩的反抗者，而且，在大革命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作品还出现了一些革命者的形象。《一包东西》一方面讽刺了某校长的多疑、卑怯、自私，一方面也用侧笔写出了一个与他相对立的“不怕魔鬼的锋利的爪牙，勇敢地冲上前去”的革命者老李。《夜》里英勇献身的映川夫妇，虽然用的是暗笔，着墨不多，但却画龙点睛地把两位为革命而捐躯的革命教师的形象，突兀地树立在人们面前。叶圣陶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佩，在散文《纯乎其纯》中，他把这位革命先行者尊崇为“圣人”“纯乎其纯的革命家”。在小说《赤着的脚》中，他又一次把孙中山作为主人公，深情地颂赞他的“革命的事业必须农民参加”的民主革命思想。
 本时期叶圣陶还继承了早期创作的传统，继续以教育、妇女和小市民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遗腹子》、《辛苦》、《小妹妹》三篇小说承接了《一个朋友》的主题，透视了封建宗法制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尊女卑的“子嗣”观念，指出它对人们毒害之深、危害之烈。《晨》有声有色地绘制了一副小市民生活画卷：一个女子带有反封建性的私奔行动，成了桃色新闻被人们传闻玩赏着和品味着。小说写得洒脱自然，是朱自清先生“最爱读”的一篇。《演讲》中的演说家，赤裸裸地宣扬享乐至上的“刹那主义”，是小市民反动处世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前途》中的失业教师惠之，是个浑身浊气却自视很高的小知识分子，作者善意地嘲笑了他那点可怜的生活理想多么经不起残酷现实轻微地一击。反映妇女生活的小说，有试图反抗丈夫的暴虐而又缺乏勇气，终于屈从于旧习惯、旧生活的《微波》;有描写离婚后又不能忘情于前夫，对不严肃的离婚痛加鍼砭的《双影》;有讽刺把妻子当作奴婢丫环使唤的《小病》。在教育小说中，《搭班子》是著名的一篇，写新任校长泽如想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教员班子，却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应该看到，对这些传统题材的处理，叶圣陶不象早期创作那样，只是孤立的、静止的描写，而是把它们置放到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加以表现，这就增强了作品的时代特点。惠之的失业是由于军阀开战，学校关门; 《小病》中夫妻分离，也是迫于战火的临近，从这两篇小说中可以闻嗅到当时军阀混战的火药气味。 《演讲》和《一包东西》等篇，㳽漫着毫无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浓重白色恐怖氛围。泽如搭班子的理想一再碰壁，是因为议员、局长等反动政治势力横加干预的结果。由于重视时代背景的衬托，加强了政治环境的渲染，这些作品比以前更加严肃深刻地解剖了新的历史时期各方面的人生，对封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揭露批判。
 上述写于大革命前后的作品，或截取革命斗争中的一个断面，或塑造了具有反抗性格的新人，或雕刻了群众运动中革命者形象，这些都说明叶圣陶已突破了早期创作的局限性，由单纯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的批判现实主义，发展为以表现和歌颂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运动为主的革命现实主义。他作品中的主要形象，已不再只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不再只是陶醉在“美”和“爱”中的小市民，也不再只是在改良主义途中孜孜以求的理想教育者。所选择的题材，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细琐零星现象的描摹状写;他的眼光从家庭、学校的小圈子，远眺到整个社会的大世界，能摄取时代狂澜中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和斗争场景，把人物放到轰轰热热的革命运动的环境中加以考察和艺术地再现。作者学会了从现实社会阶级斗争中提炼重大主题，集中概括出生活中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因此他的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早期创作。诚然，从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的转化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五卅”到“四一二”事件，叶圣陶创作中的这种变化还仅仅只是开始的、初步的，作品中的时代精神还不够深广，人物的反抗性还受到种种制约，革命者的形象往往还是作为陪衬人物或从侧面出现的。只有到长篇小说《倪焕之》问世，才标志着这种转化最后的确立和完成。
 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倪焕之》是新文学史上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名著。它以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形象地再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由于作者亲身经历或直接参加过这些运动，所以写起来有着相当的历史真实性，为作品人物性格的发展提供了典型环境。
 作为一部表现时代的作品，《倪焕之》突出的成就是创造了倪焕之这一具有时代特点而又个性鲜明的小资产阶级典型人物形象。倪焕之是个教育工作者，在对待教育与革命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把两者对立起来，陷入了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在辛亥革命的启蒙下，他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但同时也受到了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当时他与蒋冰之合搞的“革新教育”，就是企图用教育来改造社会，以教育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澜把他从家庭、学校卷到了社会，他批判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和“为教育而教育”的错误思想;开始把教育与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他仍然没有脱离教育和革命二元论的窠臼，把两者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革命的“凭借”。五卅运动中，他把工农喻为”万古煊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把走向工农当作自己的最终目的，这是倪焕之思想的一次飞跃。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倪焕之身上就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他成了一个“党人”——左派国民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但是，即使在这时，他脑海里潜藏着的教育至上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清算;而是时时羁绊着他，障碍着他。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却闭门起草乡村教育计划，把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能收百效的药”;起义胜利后，他对建立革命政权毫无兴趣，他热心的不是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是对原有教育在措施和教学方法上作一些枝节的改革，这就暴露了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危害性和反动性。因此，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当蒋介石举起屠刀，大革命失败时，他一下子堕入了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唐，对前途失去信心和希望，最后郁郁病死，结束了年轻的一生。从倪焕之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历史潮流对一个人有力的影响;倪焕之走过的道路，体现了这一历史阶段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复杂、曲折、艰难的历程。小说有意识地把倪焕之安置于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考验他，表现他，他的思想随着历史的进展而发展，跟着时代推移而前进，他是时代的产物，身上凝聚着厚实的历史内容。因此，焕倪之就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人，他的命运是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在历史潮流下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倪焕之》虽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后半部比较松散，革命者王乐山写得比较浮泛、概念化等。但它的阔大的视野和宽广的历史背景，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以鲜明丰满的人物个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创作树立起一座丰碑。它代表了叶圣陶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进展，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作品对倪焕之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和对他所走的“教育至上”道路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本人对自己过去某些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否定和摈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倪焕之》不只是作家前一阶段文学创作的总结，而且也为他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三十、四十年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伟大新时代。叶圣陶的后期创作充分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变化。
 1930年，叶圣陶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改任开明书店编辑。从此，他以开明为阵地，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展开了持久的斗争。三十年代初，叶圣陶因斗争需要，未参加左联，但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左翼作家过从甚密，与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后，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慨，参与发起“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6年，他又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八·一三”战争爆发，开明书店被焚，在全国一致抗日的声浪中，叶圣陶写下了“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的诗句。随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全家辗转在重庆、乐山、成都等地。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又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激流里。1948年底，他到达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出版、教育部门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一直到1982年，还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三十年代开始，叶圣陶主要从事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文学创作退居次要地位，作品数量显著减少。这一时期有《古代英雄的石象》，辑录1929年至1931年写的童话九篇;部分散文收录在《未厌居习作》; 《四三集》主要收1935年和1936年间的小说和童话;抗战期间的作品大多收在散文小说全集《西川集》中。解放后出版诗集《箧存集》，收“五四”以来至1958年写的部分新诗和旧作诗词;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卷本《叶圣陶文集》;八十年代《叶圣陶散文》甲乙两辑先后印行，分别收解放前后大部分散文作品。
 叶圣陶的后期创作，是在上一阶段《倪焕之》等开创的反映时代、表现民主革命斗争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继续迈步前进。他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急遽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激烈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全力地赞美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猛烈地批判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内实行独裁专政、残酷镇压爱国群众，对外卖国投降的法西斯统治，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浓郁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阶级感情，以及更加纯熟圆润的艺术技巧，把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
 在反动官僚卖办集团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大众堕入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因此，抨击危机重重，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艺术地再现复杂多变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叶圣陶本时期创作的基本内容。小说《半年》和《投资》，揭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事业已经完全商业化，学校沦落为赚钱牟利、只为少数特权阶级服务的工具。《“感同身受”》描绘了旧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对这种丑恶的教育，作者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的。《逃难》和《一个小浪花》都是以金融危机为题材，写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给平民百姓带来的严重威胁和冲击。在农村题材方面，童话《毛贼》写出了天灾人祸双重威迫下，农民深重的苦难。《多收了三五斗》是一篇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由于洋米洋面的倾销、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阶级的残酷逼租以及米商的囤积垄断，丰收的农民反而陷入破产的绝境。通过对“丰收成灾”这一反常社会现象的剖析，高度概括了中国农民身受三大敌人压榨的悲苦命运。万盛米行河埠头戴毡帽朋友的遭际，正是灾难重重的中国农民的缩影。“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觉醒的农民心头蕴积的反抗怒火，即将熊熊地燃成烈焰。小说映现出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总之，上述作品从教育、金融等方面，把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丑恶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十、四十年代，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叶圣陶以无限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写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在抗战爆发的前两年，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形成了一个新高峰。反帝的内容、民族矛盾的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占了愈来愈大的比重。但他并不是孤立地写民族矛盾，而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机为背景，把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与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妥协投降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揉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写。这样，就更加高昂激越地弹奏出时代的最强旋律——反对投降，抗日救国。《一篇宣言》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里的王咏沂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当祖国遭到侵犯时，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同人起草“要维护领土的完整，要保持主权的独立”的爱国宣言。当因此而被解雇时，他首先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能把个人的坎坷与千万劳苦大众的不幸联系在一起，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危难结合起来，这种为拯救民族危亡而义无反顾的爱国主义品质，是十分感人的。比起《抗争》里的郭先生，他进行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抗争，而是爱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寒假的一天》中的大学生何阿良，为宣传救国道理，不怕天寒地冻，冲破层层封锁包围，显示了中国青年一代高昂的爱国赤子之心和无畏气概。《一个练习生》描述了一个年青的学徒目睹上海民众反帝示威大游行的雄壮场景，从中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迪。童话《火车头的经历》以抗战前上海学生要求抗日赴南京请愿，遭反动政府阻禁破坏为背景，用一个火车头的口气叙述，歌颂青年学生的爱国壮举，全篇充盈着乐观豪迈以及必胜的信念和力量，使人深受鼓舞和感染。写于抗战后期的《我们的骄傲》和《邻舍吴老先生》，颂扬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坚贞不屈、与敌人誓不两立的高尚“操守”，这种凛然正义的民族气节和忠贞的爱国之心，代表了全民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刚毅坚强的品格和民族风貌。
 爱国与不让爱国，爱国与卖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于叶圣陶抗战前后的创作中。一方面是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热潮，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妥协退让的卖国勾当。在那个时代，爱国有罪，爱国犯法，爱国受迫害，爱国遭监禁。无理解雇、开除王咏沂和练习生的教育厅、书局，野蛮拘捕何阿良等的警察局，千方百计威逼驱赶请愿学生的反动当局，都赤裸裸地暴露出镇压爱国运动的狰狞嘴脸。在《邻居》中，中国公民无端受到日本邻居的侮辱，反动政府反而对日本人低声下气，奴颜婢膝，现出一副媚日、亲日、恐日的可恶嘴脸。三十年代最初几年，国民党集团为了强化法西斯独裁专制，从精神上麻痹欺骗人民，扑灭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烈火，曾导演炮制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丑剧。“读书救国”就是其中之一。叶圣陶在《读书》等散文里，对此曾痛加斥责，批驳了御用文人鼓吹“读书救国”反动论调的实质。《丁祭》是针对反动统治集团策划掀起“尊孔读经”复辟逆流的。小说里的封建遗老们，在民族危亡之秋大搞祭孔，借孔夫子的亡灵，对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和学生的爱国运动肆意诋毁，无耻地美化日寇的侵略以及汉奸卖国的罪行。叶圣陶还对封建买办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恶劣作为加以狠狠的鞭打。《招魂》里的留美生，在祖国遭到“空前洗劫”、敌人长驱直入的时刻，装神弄鬼，招魂扶乩，其骨子里却是以此为晃子，窥测时机，为自己变卖股票家私，逃到“西方一块土”的四川、云南作舆论准备。《英文教授》里的留美大学教授董无垢，生活在敌人“侵占我们的土地，残杀我们的同胞”的血肉横飞的世界里，却整日闭目念经拜佛，追寻什么“极乐国土”，并振振有词地为蒋介石集团不抵抗主义寻找“理论根据”。所有这些封建遗老、御用文人、留美学生、英文教授，他们的所作所为，集中地表现了抗战前上层统治阶级的精神世界，生动地映现了国民党官僚集团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的罪恶。通过对这些丑类的嘲讽揭露，显示了叶圣陶进步的政治立场和分明的爱憎。
 

四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这就是他的作品长久以来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平实朴素、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就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
 客观、冷静地谛视人生，细密、精确地观察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叶圣陶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文学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和挚着追求。他长于用摇曳多变、密枝繁叶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充实故事的发展。他在1921年写的《文艺谈》(二十八)中，认为文艺家必须“观察时世，有感于心，本其一已之精神，传状一切之微奥。他不仅以如实写记，单单给人家看一个实况为满足，而于示人实况之外，还要指出一条路径，那是超于实况的，引人家去访问……”在这里，叶圣陶用朴素无华的语言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了通俗畅达地表述：文艺家不但要做到细节真实(“传状一切之微奥”)，要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如实写记”“示人实况”)，而且还要正确反映出现实本质的真实(“超于实况”“指出一条路径”)。事实上，叶圣陶自己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成为新文学史上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他确实重视细节的描写，使细节描写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看看他是如何把生活中的“微奥”精确、细致、可信地“传状”出来，从而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小说《义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笔干，左手五指张开按着铺在桌上的纸，描绘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鸟;他的头总是侧着，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舌尖露出在上下唇之间，似乎要禁止呼吸的样子。”短短几句话，把一个正在凝神作画的小学生的神态、姿态传达的活灵活现。再如《悲哀的重载》写船上乘客擦脸的情景，先写一个老人，他“深的皱纹满网着他的额部，标记他一生的困苦和劳倦;嘴的部分向前突出，上下唇紧缩，掩不没龈肉，两排焦黄的牙齿全然露出……他重重地擦了两只手，又将毛巾塞入嘴里擦他的牙齿。”接着写一个乡女：“她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深赤的皮肤，厚的嘴唇，不很灵动且染有目疾的眼睛，都显出她的简单和困苦。她的孩子更使我惊心：他睡在她怀中，双目紧闭，黄白的脓封着，有几个苍蝇在那里依恋不去。这不是一个小尸体的模样么!幸而她胸部的轻微的一起一落证明他是活着。她接毛巾在手，便擦他黄瘦的小脸，特别在眼部往回地擦，引得他哭了。她没法子，也不开口，只在他背心上乱拍。”这是一段多么高精密度的逼真的细节描写，特写的镜头对准老人、乡女和小孩的口、唇、牙、眼，来回扫描，把凋蔽破败的农村的愚味、贫穷、疾病，都贴切而传神地剥示出来，点出了“悲忘的重载”的主旨。这些细节传神状物如此生动真实，是与作者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反复深入地观察琢磨分不开的，叶圣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他的细节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他不是为描写细节而描写细节，而是为了更完满地表达作品的基本思想，为了取得感人的艺术效果。他的细节描写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力量，就在于他不是对事物作简单的机械的临摹和摄象般的记录，而是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从而达到反映生活本质的目的。小说《隔膜》用三组连续的细节，即亲戚书斋中的聊天攀谈，宴筵上的应酬礼节，茶馆里茶客们的“讪笑、诽谤、滑稽、疏远”，揭露了小市民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虚伪。《夜》中的老母亲，先写她在极度的悲痛恐怖之中，“凄然失神”地哄着啼哭的外孙;接着，当她听到女儿女婿惨遭杀害，“一阵忿恨的烈焰在她空虚的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最后，看到女儿女婿留下的纸条，她冷静下来，“憔悴的眼透出母性的热光，脚步比先前轻快。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了。”用这样一些细节，把老妇人从悲痛到忿恨，从激动到沉静，从胆怯到刚强的性格的发展，有条有理的展示出来。《一篇宣言》也是用三个电报作线索，把许多富于戏剧性的细节贯穿起来，把“爱国有罪”的重大主题层层深入地铺叙开来。由此可见，叶圣陶细节描写的客观性、现实性、精确性和可信性，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真实性。从他众多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品尝到酸甜苦辣香的生活五味，能触觉到时代血脉的奔跃跳动，闻到嗅到东方大城市上海沉闷污浊的空气，听到吴语地区特有的柔声软调。总之，绚烂多姿的细节描写，使叶圣陶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涂抹着斑烂的地方色彩。
 庄重、严肃与轻快、幽默兼而有之，并能使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熔铸于自己的创作中，使自己的作品亦庄亦谐，庄谐结合，这是叶圣陶艺术手法的另一个特色。作为一个谨严的现实主义作家，叶圣陶一方面冷静、客观地观察描写人生，提倡文学表现现实生活和社会理想，因此他的创作不论是题材的选择处理，形象的描绘塑造，还是体裁的驾驭，语言的运用，都一丝不苛，认真严肃，其风格显得十分严正、庄重。用郁达夫的话来说，就是“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感触”(《〈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一类的作品都是正面表现作家对人生的态度和美学理想的，象小说中的《苦菜》、《晓行》、《夜》、《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童话中的《画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象》，散文中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好友宾若君》等都是。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的黑暗丑恶，作家内心郁结着深深的忿懑。“当时，仿佛觉得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讽了这一面，我期望的是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叶圣陶选集>自序》)这种“讽它一下”的笔致，就构成了庄重严肃以外的另一种风格：轻松、幽默、风趣、诙谐。这类作品的代表有《潘先生在难中》、《一包东西》、《丁祭》和散文《读书》等。叶圣陶以讽刺为武器，通过嘻笑怒骂的手法，对垂死的、衰朽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事物，加以无情的嘲笑、挖苦。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满蓄着生活的情趣和笑意，流荡着一股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他的幽默不是那种使人前俯后仰的捧腹大笑，而是一种含而不露的会心的微笑。笑得含蓄，但却深刻。这种笑不是硬编生造出来的耍贫嘴弄噱头，插科打诨，而是从生活深处提炼挖掘的，是从普普通通的叙事描写中自然而然流荡出来的。象《乡里善人》中的善人、地主钱康信，妄想“永远不朽”，花重金请名人为自己写“寿序”，但名人并没有把“寿序”编入文集，因而他的“不朽”美梦也就成为泡影。作品用一连串诙谐有趣的细节，不断地对这个伪善者冷讽热刺，令人发出轻蔑的微笑。其中善人“收养街狗”“恩及禽兽”那段文字，妙趣横生，耐人寻味，真是妙笔生花。叶圣陶还常常用夸张手法，突出生活中“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淋漓酣畅地加以贬斥否定。小说《遗腹子》通过文卿太太七胎连续生女的有趣情节，极尽夸张之能事，构成一幕一幕具有喜剧色彩的矛盾冲突，把小市民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描绘得十分可笑。在作品结尾的处理上，更显示出叶圣陶幽默的才能。朱自清赞叹他的结尾“波俏”(《叶圣陶的短篇小说》)，钱杏邨也称赞他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这种幽默的、精巧的结尾，为叶圣陶的作品增添了艺术光彩。这种轻快、诙谐的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讽它一下”的作品里，而是普遍渗透在他的其它作品里。有些相当严肃的题材，穿插一些幽默的描写，会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一生》的女主人最后被卖了二十千钱，大家“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田不种了，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这样一个悲剧气氛很浓的结尾，却用如此轻淡俏皮的口气来叙述，真是出人意表;但就在这种貌似漫不经心的轻松中，却更加衬托、突出了主人公的悲剧，效果更为强烈。这种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手法，就使叶圣陶的作品不显得干巴、枯燥、单调、沉闷。
 叶圣陶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一直留意语言“(《<叶圣陶选集>自述》)，以平实、质朴、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著称。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他很少用浓艳富丽、华而不实的词藻语汇;即使在“五四”前后“全盘西化”的浪潮里，他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里拐弯的欧化句子。他特别讲究锤字炼句，自称有“斟酌字句的癖习”。在遣词造句上，他一贯简短利落、准确贴切，精炼纯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极富表现力的境地。我们试以《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一段为例。戴毡帽朋友回到船上开始喝酒，“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洩。”多么纯正、晓畅的语言。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平平常常的朴素字眼，运用得如此恰当、准确、自然。作者重视修辞手段，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排比、对偶，因此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锵动听，有着优美的节奏感。叶圣陶对古典文学有着精湛的修养功夫。辛亥革命后用文言文写小说，“五四”前后改用白话文，但常常夹带一些文言语汇和句式，随着创作的发展，特别是三十年代成为一个语文教育家以后，更加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语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终于形成了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又带有浓重吴语特点的流利纯正的普通话，被人“取作散文的模范”来学习(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